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时代特征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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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基本生态

1.1期刊由民间医学团体或个人创办，发展极不稳定

民国时期，由于当局政府对中医药学持贬斥的态度，因此没有官办的中医药期刊出版。此阶段的中医药期刊都是由民间医学团体或个人出资创办。创办中医药期刊的医学团体包括各类中医药社团、中医药院校、中医医院和中药厂等[3]。而这些医学团体往往也是个人发起创办的，没有官方背景，缺乏政府的组织、管理和经费支持。同时，由于期刊编辑、运营等一系列工作往往都由主编亲力亲为，一旦主编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继续承担期刊运营工作，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自己的工作，期刊的出版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的动荡和战乱也常常使中医药期刊的出版举步维艰[4]。受以上诸多方面的共同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往往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出版。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一样，中医药期刊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阶段，有超过1/3的中医药期刊在创刊的1年之内即已经停刊，持续发行超过4年的仅有30余种期刊。而在刊行时间较长的中医药期刊中，延期出版、停刊、复刊、同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1928年10月创办的月刊《中国医学月刊》，第1～5期为每月1日出版，第6期由于编辑人事变动而延期4个月，于1929年7月10日出版。此后每月10日出版1期，至1929年11月出版第10期后，再次延期，第11期于1930年4月才得以出版[5]。又如1908年6月由绍兴医药学会裘吉生、何廉臣主持创刊的《绍兴医药学报》，由于社会动荡和资金匮乏，于1911年10月停刊。1915年7月由裘吉生主持复刊，此后该杂志在中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便如此，1921年裘吉生迁居杭州后，杂志还是由于主办人员的变动而难以为继，随之停刊。1923年裘吉生在杭州创办《三三医报》，可以看做是对《绍兴医药学报》的改组另刊[6]，《绍兴医药学报》的风格和传统才得以继承和发扬。

1.2期刊种类以综合性为主，专科刊极少

按照中医药期刊报道范围进行划分，可将其分为综合性期刊和专科性期刊两大类别。综合性中医药期刊的报道范围往往同时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科临床诊治和中药等多个方面，专科性中医药期刊报道范围特定，主要针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中医药学秉承的是超越结构的整体观念，把人体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疾病的发生和诊治都须从整体入手，从全身上下表里辨察病情[7]。由此，技能高超的中医大夫，往往是一位“全科医师”。受此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综合性期刊为主，如《绍兴医药学报》刊载“关于医药之一切事项”，上海《中医杂志》《沈阳医学杂志》《杏林医学月报》《现代中医》《国医砥柱月刊》等知名期刊均设置有“学说（专著）、药物、方剂、医案”等栏目，刊载内容涉及中医药学科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此阶段发行的中医药专科期刊则数量极少，仅有《温针医报》《针灸杂志》《验方集成》《医史杂志》等十余种。而此时，西医期刊已出现专业性分化的趋势，在眼科学、药学、护理学、口腔医学等方向已有大量的专业性期刊问世，仅口腔医学方面的专业性期刊就达到16种之多[8]。中医药专科性期刊的稀缺，反映出中医药学在整体观念的思想指导下，学科分化不足的特点。

1.3名医主持办刊，名家参与撰稿

名医主持办刊是民国中医药期刊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多著名医家都是中医药期刊的创办者和负责人[9]。如丁福保创办《中西医学报》，裘吉生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三三医报》，张赞臣创办《医界春秋》、陆渊雷创办《中国医学月刊》，祝味菊创办《自强医学月刊》等。其中对办刊热情最高的当属民国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他直接主持创办了《中医世界》《家庭医学杂志》《中医指导录》《中医疗养专刊》等4种中医药期刊，同时还参与到《中国医学月刊》《中医药周刊》等多种期刊的编辑工作之中，为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0]。主持创刊的同时，著名医家也积极参与到为中医药期刊撰稿的队伍当中，撰写了大量的优秀稿件[11]。例如《中医世界》在其创刊号上登载的“特约撰述者”包括章太炎、夏应堂、丁福保、谢利恒、丁仲英、张锡纯、裘吉生、许半龙、丁济万、蒋文芳、张山雷、张赞臣、王一仁等二十八位名医大家[12]。《医界春秋》的撰述者包括章太炎、包识生、恽铁樵、张锡纯、祝味菊、陆晋笙、陆士谔、谢利恒等数十位名中医。仅秦伯未在民国中医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多达400余篇[13]。名医主持办刊、名家参与撰稿使中医药期刊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期刊也保留下了名医们的大量临床经验、研究成果以及对中医药学发展的思考，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2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内容特征

2.1期刊内容中西医兼顾，助力医学知识的普及

民国时期，西方医学的发展有目共睹，其已经凭借良好的疗效博得了我国民众的广泛认可，这给我国传统中医药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西方医学的学术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药学存在诸多问题，也受到了诸多质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矛盾，多数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往往中西医兼顾，刊发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西医学的理论差异，分析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图汲取西医之长、探寻中医药学发展的出路。例如山西《医学杂志》，设置有“生理、卫生、处方、病理、诊断”等栏目[14]，大量刊载西医学的基础理论内容，注重学术研究、临床技能、科学普及，并翻译了一些西医著作[15]，展现了“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的鲜明办刊宗旨[16]。

2.2关注时事热点，发挥喉舌作用

作为中医药界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不仅注重学术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同时也非常关注时事。多数期刊常设“新闻”和“医讯”类栏目，报道医药界相关新闻；部分期刊没有单独设置此类栏目，但也会在中医药界发生重大事件时进行报道。民国中医药期刊对时事的关注，在“中医存废”之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中西医论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其历史客观的记录者[17]。

2.3刊学相辅、刊校互动，与中医药学校教育相辅相成

民国时期，中医药学校开始陆续创办，由于推广教育和创办期刊均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谋求中医药学的发展与振兴，因此当时的很多中医教育家，同时也是中医药期刊的创办者或主要撰稿人。办学与办刊往往相辅相成，形成了刊学相辅、刊校互动的模式[18]。很多中医药期刊设置有“教育特载”类栏目，对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和学术活动进行介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扩大了学校的知名度。例如《光华医药杂志》专设有“医药教育概况”和“医药教育界消息”等栏目，刊载各地中医药教育机构的情况和新闻，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医药教育的动态概貌[19]；同时，很多中医药期刊设置有“讲义”类栏目，或者出版教材专刊，对中医药院校授课使用的教材或讲义进行刊载，推进了中医药教育的正规化。例如《中医世界》《自强医学月刊》等期刊，均刊载了大量教材相关内容；再者，由于当时的中医药期刊借助国民邮政发行，发行范围可达全国甚至海外，使得利用期刊“刊授”中医药知识、发展中医药学员成为可能[20]。中医药期刊为中医远程教育的推广提供了媒介，而期刊自身也成为了刊授学员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中西医学报》《中医指导录》《铁樵医学月刊》《医界春秋》等刊物都大力推行中医药刊授教育，拓展了中医药教育规模。

2.4关注读者需求，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非常关注读者的需求，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多设置有读者交流类栏目，命名为“问答”“通讯”或“读者园地”等，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方便读者与期刊之间的交流互动。从早期的中医药期刊《医学报》《神州医药学报》，到《医界春秋》《自强医学月刊》，再到后期的《中国医药月刊》《新中华医药月刊》，均设置有此类栏目。此类栏目的主旨是帮助读者答疑解惑，加强期刊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激发读者兴趣，获得读者认可，进一步普及中医药知识。

3结语

民国时期，传统中医药学不仅要承受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还要面对西方医学的严重冲击和当局政府的贬低排斥，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阻力，往往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出版，延期出版、停刊、改刊等现象时有发生。受中医药学术整体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仍以综合性期刊为主，专科性期刊极为有限。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由于创办者和撰稿人的勉力坚持，民国时期仍出现了一批办刊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中医药刊物，在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宣传与普及中医药知识、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团结中医药界同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喉舌作用，传播了中医药知识与文化思想，促进了中医学术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