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的分布关系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社科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的分布关系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自2000年起，教育部先后在全国66所高校设立151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21世纪中国社科学术转型的一个显著性标志。把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教育部创新基地建设作为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两个维度，参照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创新基地认定2770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2005年数据）所做的学科分类，经统计考察发现：（1）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层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性配置层面，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学科分布，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2）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占比较大，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占比却较小，结构冗余与缺失并存；（3）绝大多数创新基地由于没有自己主办的正式期刊，只能以学术集刊等形式辗转学术成果，引导学术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创新基地的发展，也造成了相当的资源沉积与浪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应对中国加入WTO后更为深刻、更为快速的社会转型，学术转型更加走向自觉。21世纪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教育部自2000年起，先后批准在全国66所高校设立151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下简称“创新基地”）。创新基地以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为目标，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综合创新平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和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面提高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能力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一大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对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转型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激励作用，应该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创新基地的建设，促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从注重基础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学科交叉融合、为决策服务的方向转型，其研究理念与导向、体制与方法、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151个创新基地作为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学术组织，是新世纪中国社科学术转型的显著性标志，它们既承担着艰巨、繁重的任务，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社科学术创新引领社科学术期刊创新，社科学术期创新是社科学术创新的反映。鉴于此，本文拟以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创新基地为例，通过分析其学科分布情况，研究其与社科基金流向、学科发展水平的匹配情况，考察其主办的正式期刊、学术集刊的情况，发现其在学科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一、创新基地学科分布状况

1．创新基地所属学科门类分布情况

我们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全国151个创新基地的学科定位进行汇总统计，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的七大学科门类，对创新基地所属学科门类进行归类。法学门类下设立的创新基地数量最多，达到29个，占比19．2％。其次分别是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的学科分类标准，不同学科门类下设置的一、二级学科的数量有很大不同，其中法学门类下设置5个一级学科、31个二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下设置2个一级学科、16个二级学科，文学门类下设置4个一级学科、29个二级学科，哲学门类下设置1个一级学科、8个二级学科，历史学门类下设置1个一级学科、8个二级学科，教育学门类下设置3个一级学科、17个二级学科，管理学门类下设置5个一级学科、14个二级学科。由此可见，具有最多学科层级的法学拥有最多的创新基地，具有最为扁平化层级分类的管理学拥有最少的创新基地。

2．创新基地的学科研究类型

从学科类型看，创新基地有单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两类。在151个创新基地中，有129个单学科创新基地，占基地总数的854％；有22个多学科综合性创新基地，占基地总数的14．6％。

（1）单学科创新基地创新基地布点一般采取唯一性原则，即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基地，目标是这一基地能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使其在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领先地位。基于此理念而建设的单学科创新基地，其学科定位比较明确。从创新基地的名称和研究方向来看，有些基地可以被纳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范畴，有些甚至可细化到更为具体的三级学科。譬如，历史学的创新基地已大致具体到了三级学科的研究方向，如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宋史研究中心、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等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体系。同一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往往冲破学科级别的藩篱，自觉追求自身特色，如山东大学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易学本身应当属于三级学科中先秦哲学的一个研究范畴，并没有被单列，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是相较于先秦哲学更为宽泛的一个领域。将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并列，一是体现了该基地研究领域的特色性，二是间接反映了该基地的理论依托，即从哲学的角度解读易学，是对视阈的界定。从创新基地的地缘性分布来看，有些则更多地倚重于其所在地的特色化要素，如中山大学的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的东北亚研究中心等。从这些基地的名称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更多依托的是其所在地区的地理、文化、社会要素，鲜明地反映了基地科研活动中“人无我有”的独特性。就单学科创新基地情况来看，一方面，创新基地将原本个体的、分散的科研力量集合为团队、集体的合力，推动了高校科研组织形式由分散走向整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固定走向流动；另一方面，创新基地的建设模式不仅对地方和高校科研平台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而且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高校的金字塔型平台体系，改变了高校长期以来以院—系—教研室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极大地释放了科研生产力。

（2）多学科综合性创新基地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是当今世界学科发展同时异向展开的两大趋势。根据创新基地首席专家（负责人）的招生学科和科研方向可以认定该创新基地的核心学科。从设置理念上讲，综合性创新基地依托所在高校多个学科的科研力量；从可操作性层面上讲，即便是“综合”，往往也是有所倚重的综合，多以主打学科或优势学科为核心，否则难以形成其研究取向和特色。我们的分析思路是：将基地首席专家（负责人）的招生学科、研究方向认定为该创新基地的主导、核心学科，如果基地负责人的科研方向较为具体而单一，本文就照此单列；如果基地负责人的科研方向多元而宽泛，我们就将学科门类的描述方式加以概括（这种情况更为多见）。在22个综合性创新基地中，有些地域色彩鲜明，如徽学研究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中心、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等。这类创新基地，更多地依赖所在地的历史地理优势，其研究取向也主要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学科既综合又分化的世界潮流来看，学科间的逐渐渗透形成了一批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而这些新兴学科的激荡与交融既是社会进步的投影仪又是助推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综合性创新基地的设置迎合了这一潮流。近年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重大社会性问题的解决，常常有赖于不同学科的合力。要求解当前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综合多学科的实力来进行攻关。22个综合性创新基地中有7个所依托的高校并非国家重点扶持的“211”“985”高校，可见，所依托高校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创新基地也选取了综合性的创新路径。从学科孵化和知识创新的角度上讲，学科综合不仅是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且是一种极富生命力和前瞻性的选择。综合性创新基地对所在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所在高校的学科界限和院系壁垒，借助学科队伍人才融合、学科理论方法融合与重点学科建设等，有可能催生培育出一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

二、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关联分析

1．基金经费流向、创新基地建设与学科发展水平的多维度分析

科研经费流向、学科门类分布、学术成果质量与数量，这三个指标能够大体描述某一学科门类及下属的一级学科的基本发展水平。创新基地作为优中选优的学科组织，以此为参照进行分析，能够体察当前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一流学科的学术资源配备情况。之所以做这样多维度的匹配分析，一是因为国家社科基金基本上流向了高等学校（高等学校获批立项的比率在过去10年的均值达到了80％以上），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则是依托于高等学校的学术组织，即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者共同指向的主体是以高校为单位进行学术活动的科研人员。二是因为项目基金流向与创新基地建设能够展示当前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水平。在前期调研阶段，我们曾对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进行过分学科、分级别的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之数据挖掘》的研究报告。由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分类标准依据的是一级学科名目，而创新基地的学科分类同时涉及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且151个创新基地的学科分布又较为分散，所以本文拟采用学科门类的统一标准，将基金经费流向与创新基地建设情况做一个相关性分析。考察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流向，将一级学科的学科立项率加总（此处的立项率指某学科门类的立项项目数量占当年全部学科门类获批项目总数的比率）。不同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数量以法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的顺序递减。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门类立项率的排序在2010—2012年中没有发生改变，从高到低依次是法学、文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通过对比还发现，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创新基地在以学科门类为单位的资源配置上存在差异。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代表的是一定时期内不同学科在解决社会性课题时被寄予的期望值，基金立项审批每年进行一次，以此为依据的学科门类排名，可能在某个年份会有所浮动、调整，未必具有推广性。教育部人文社科创新基地则是本着一流性和唯一性这两个原则遴选、建设的，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组织机构，反映了目前我国一流学科的学术平台的分布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社科创新基地建设作为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两个维度，虽然二者在资源配置时针对某些具体学科的优先性排序有所不同，但这种序列上的不完全吻合同时有可能在客观上避免由于学术资源过度集中而造成的“马太效应”。鉴于此，我们认为，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教育部创新基地建设，二者分别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学术资源的分配，在反映学科发展水平上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二者在学科建设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协作性。

2．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

叶继元曾对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创新基地认定的2770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2005年数据）做过学科统计。除去社科综合性期刊（含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将各一级学科进行学科门类汇总后发现，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为：法学（含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471种、经济学（含统计学）459种、教育学（含心理学、体育学）406种、管理学（含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264种、文学（含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193种、历史学（含考古学）98种、哲学（含马克思主义、宗教学）47种———人文经济地理、环境科学、军事学、艺术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下面将根据学科门类对社科学术期刊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描述。法学类学术期刊数量在所有学科门类中居于首位。但考察学科门类下的具体学科分布情况发现，471种期刊中政治学类的学术期刊多达324种，占比68．8％。相比之下，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仅有66种学术期刊，同为一级学科的社会学只有39种期刊。法学学科门类不仅拥有最多的创新基地数，而且连续3年（2010—2012年）的社科基金立项率也位居榜首。从总量上来看，法学学科门类拥有数量最多的学术期刊，这与其创新基地数、基金立项数是吻合的。但从结构上看，政治学类学术期刊在法学学科门类学术期刊中占据了半数以上比例，而其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平均立项率仅保持在394％（根据2010—2012年政治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率平均数而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其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平均立项率保持在8．54％。法学在社科基金立项率方面远高于政治学，但在学术期刊数量方面远远低于政治学。也就是说，社科基金立项率与学术期刊数量在学科门类层面上是匹配的，但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并不匹配，即构成了课题总量上的匹配与相应期刊结构上的不匹配。

在对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进行细致考察后发现，其学科分布与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布是极不匹配的。更具体地说，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社科基金流向、教育部创新基地的学科布局对法学都有所倾斜和侧重，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隶属的社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并未与之同步。经济学类期刊数量仅居法学学科门类学术期刊之后，在一级学科归类上并没有按照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类别进行细分。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无论是在创新基地建设还是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都备受重视，其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达到15．61％，仅次于法学和文学。统计学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仅有13种，在整个一级学科群中属于数量较少的学科。而统计学学科2010—2012年的平均立项率约为1．19％，在国家社科基金23个一级学科中的排名同样是倒数的。在教育学类的406种期刊中，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学术期刊数量高达340种，是该门类期刊的主要组成部分。教育学学科门类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仅为3．06％，排在七大学科门类的最后一位。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最少的教育学学科门类，却拥有数量仅次于法学、经济学的学术期刊，这一不匹配现象的成因有待进一步考量。管理学学科门类只拥有8个创新基地，这在所有学科门类所拥有的创新基地中排名最后。管理学类学科门类在201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维持在12．01％，仅高于历史学与教育学。而作为一级学科的管理学，其立项率是非常高的，2010—2012年均在8％以上，在23个一级学科的立项率中仅略低于应用经济学和法学。也就是说，作为一级学科的管理学受到较高重视，但作为学科门类的管理学，则未受到特别重视。管理学所拥有的学术期刊数量与排名前三的法学、经济学、教育学有着明显差距。文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有193种，其中包括语言学类的77种，新闻与传播学类的73种、中国文学类的32种、外国文学类的11种。与这一学科结构形成参照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分布。

2010—2012年，文学学科门类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的平均立项率维持在20．7％，总体排名仅次于法学。文学学科门类中的语言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67％左右，新闻与传播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3．14％，中国文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8．1％，外国文学类基金项目这3年的立项率基本保持在2．72％。也就是说，在文学学科门类中，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布与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无论是创新基地建设、国家社科基金还是学术期刊的分布，历史学都处在诸多学科之后，这与该学科目前的社会需求度不高有关。哲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有47种，其中包括3个一级学科类期刊：哲学类的18种，马克思主义类的17种，宗教学类的12种。哲学学科门类的创新基地有18个，在所有学科门类中排名第四，而哲学学科门类2010—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率达到14．69％，仅次于法学、文学、经济学类的基金项目立项率。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学科立项统计中发现，哲学门类细分为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宗教学4个小类，而综观2010—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率，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是该学科门类中立项率最高的（6％以上），而宗教学的社科基金立项率仅维持在2％左右。而哲学学科门类的学术期刊分布并没有如国家社科基金的分布一样有着学科内部的层级差别，而是较为平均化。以上只是对各学科门类与个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级学科做了描述性分析和匹配性考察，由于并没有考虑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情况，所以只是针对单学科性学术期刊的情况做了粗略分析。分析发现，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布，二者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方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性配置方面，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特别是，作为学科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教育学门类从总量上拥有较多的学术期刊，呈现出期刊学科结构的冗余性；而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社会学类学术期刊，虽然其总体数量尚属可观，但若从重大社会性议题应当倍受关注的层面来讲，其数量显见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失衡。造成学术期刊这种学科结构性失衡的成因，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值得重视。

三、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情况

151个创新基地共拥有大约255种出版物。其中，正式期刊44种，占16．9％；学术集刊124种，占48．9％；非正式期刊87种，占342％（鉴于非正式期刊中有些为连续出版物，有些则为不定期出版物，此部分的数据可能有所遗漏）。创新基地作为我国最具知识生产潜力的学术组织，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创新基地主办的专业期刊是其学术传播的主要渠道。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和刊龄是考量其学术传播力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下文拟对创新基地主办的正式期刊情况做一个描述性的梳理，并考察正式期刊与创新基地的配套、协调程度。

1．学科结构分析

如前所述，在151个创新基地所主办的出版物中，有44种正式期刊（其中有3个基地拥有2种正式期刊），具体情况见表5。由表5可知，在151个创新基地中，其中，有41个基地拥有正式期刊，占26．4％；有111个基地没有正式期刊，占73．6％。从比例上来看，只有1／4左右的创新基地拥有正式期刊。以学科门类为视角分析这批创新基地所办期刊发现，创新基地学科分布与正式期刊数量的匹配情况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除历史学、综合类的正式期刊数量较少外，其余学科门类的正式期刊数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正式期刊与所隶属的创新基地在数量的分布上是不匹配的。拥有最多创新基地数量的学科门类，并没拥有相应多的正式期刊；拥有正式期刊数量最少的学科门类，也并不是拥有最少创新基地数量的学科门类。而除去最高和最低数量的极端值，综观正式期刊在其他学科门类的分布，几乎是持平，并无明显的差异。如果说正式期刊与所隶属的创新基地在数量的分布上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考察正式期刊与相应学科的立项情况就构成了另外一个可供借鉴的维度。例如，人口学作为近几年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眷顾最少的一级学科（立项率均值在1．4％左右），以此定位的创新基地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的刊物是创刊于1977年的《人口研究》；而拥有14个创新基地的历史学学科门类，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率年均虽达到711％，却仅拥有《清史研究》一种正式期刊。

正式期刊在学科层面的分布上也存在着结构性冗余与缺失并存的问题。作为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而续存的期刊结构，与目前的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需要是不相称的，正式期刊的分布并没有如国家社科基金流向与创新基地分布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学科门类上的差异化布局。如果说国家社科基金与社科创新基地在学科结构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协同性，那么正式期刊的分布格局与上述二者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正式期刊审批、创新基地建设三者的行政管理主体来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社科基金的流向应当说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央对于发展我国社科学术理论研究的导向；创新基地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学术组织机构，以建设一流学科科研平台为目的；社科期刊的刊号分配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宏观调节，实行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原则。以学科发展水平为中心，将国家社科基金的流向与创新基地及其所主办刊物的情况做一个横向的匹配，一是为了增加视点的多维性，二是为了考察以上三部门或机构在学科建设层面的协作程度。国家社科基金在分学科立项方面，能够基本保持某具体学科立项比例的年度稳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或许在有意识地进行着宏观比例的调控；创新基地作为一个长期而持久的学科建设、学术交流平台，在筹建中兼顾了学科布局和地域布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稳定性；社科期刊的分布与上述二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并没有学科门类间的结构性统筹、安排，而这种宏观布局上的平均性必然导致期刊在学科分布上的不平衡。

2．刊龄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据此时段，结合期刊的创刊时间，对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期刊进行刊龄结构分析发现：在44种正式期刊中创刊于1978年以前的有9种，创刊于2000年以后的有8种，其余27种期刊的创刊时间在1978—2000年。以1978年为分水岭考察这批期刊当前的出版运营情况，并与创刊于2000年之后的期刊做比较，可以管窥诞生于高校土壤中的这批期刊的传播生命力。创新基地创办于1978年之前的正式期刊迄今已有50多年的刊龄。尽管1978年之后我国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创刊于1978年之前的老期刊来看，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发生品牌老化、生命力衰退等现象。相反，以《世界经济文汇》《全球教育展望》为代表的期刊，经过主动改版后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正不断创新以适应新世纪学术创新的节奏。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从理论上讲，新世纪之后创办的期刊，在办刊理念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具有更强的服务于学术的办刊意识，同时也具备了更大的成长空间，这批期刊尽管创办时间明显滞后于创新基地的设立时间，但也拥有了自主的成果平台，只是基地审批和期刊审批分属于不同部委的现实造成了这一时间差。这种学术创新和相关基础设施不配套的情况源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严重条块分割。这不仅影响了基地与学界的顺畅交流，阻碍了基地的学术创新，而且增加了学术创新成果向学界的交易成本，最终压抑、消解了学术创新。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创新理应互动互补：学术期刊创新为学术创新提供了传播渠道，学术创新是学术期刊创新的源泉。学术期刊作为服务于学术创新的配套资源，其在审批管理等环节的高门槛和长周期，对于学术创新和知识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学术期刊创新不仅关乎创新基地学术成果的传播，也事关期刊强国的建设。

四、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情况

我们将创新基地主办的非正式期刊界定为正式期刊以外的其他出版物。创新基地主办的非正式期刊包括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学术通讯、电子刊物等出版物。学术集刊是中国内地编辑和出版、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的学术出版物［3］。

1．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学术集刊异军突起，成为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出版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汇总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出版情况发现，分布于90个创新基地的124种学术集刊中有38种曾在创新基地所在的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部分学术集刊的出版并未连续保持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38种学术集刊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政府管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意象》《英达－蒙代尔讲座》《人大法律评论》《新闻学论集》《历史地理研究》《文艺学新周刊》《文学理论学刊》《价值与文化》《武大国际法评论》《人文论丛》《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当代港澳研究》《公共行政评论》《思想与文化》《中国现代文学论丛》《民国研究》《文艺美学研究》《犹太研究》《藏学学刊》《清华大学学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专刊）》《创新与创业管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近代史学刊》《华中语学论库》《产业组织评论》《外语学刊》《道德教育论丛》《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区域海洋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宋史研究论丛》《中国传播论坛》《知识产权年刊》《研究》和《文学前沿》。在21世纪我国出版的各类学术集刊中，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区别于非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的媒介特征是：创新基地是政府批准且隆重推出的学术机构，不仅拥有合法性而且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而创新基地结合其学术研究而集结出版其研究成果，与其他单位主办的学术集刊相比更具备组织合法性，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不仅从专业分工的角度各自术业专攻，而且可借出版社使其“半自主性”的学术集刊成为合法出版物。因此，学术集刊尽管因为缺乏审批程序和CN刊号而未能成为中国大陆境内的正式期刊，但其不属于非法出版物，其具备国际通行的连续出版物的一般特征，在实行出版登记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其一般会被认可为期刊或连续出版物。这些在中国大陆境内欠规范的出版物有其正当、旺盛的学科需求，正视这批学术集刊中学科发展需求与期刊审批之间的矛盾，使学术创新与学术期刊创新相匹配，进而维护、培育这批权威性学术机构的社科学术创新能力，应该成为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协商、解决的问题。当然，出版社如何配合创新基地的学术创新，创新基地如何坚持连续出版以形成学术品牌，也是编辑出版活动应当关注的问题。

2．CSSCI认定的学术集刊情况及其启示

学术集刊作为图书与期刊两种媒介杂交的产物，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部分规避了期刊审批的障碍。但对于没有正式期刊的创新基地来说，要耗费更多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学术集刊的编辑单位与出版单位的分离，为出版学术集刊而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都要比出版正式期刊高出许多。从社科创新基地现有学术集刊的出版周期来看，多为季刊、半年刊或年刊，较低的出版频率，虽契合了知识生产的周期，但也反映了媒介服务缺位所导致的成果滞后问题。大多数创新基地有着极强的办刊积极性，同时也拥有相应的学科、人力、品牌等办刊资源，但刊号仍旧是高悬在学术集刊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由于缺少正式身份，往往使得其学术成果的传播力与认可度大打折扣。创办学术集刊是在现有学术创新和学术期刊创新不匹配、不对接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的补救措施、一种无奈之举。因而，学术集刊的编辑出版作为创新基地学术研究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有了某种象征意义的突围性质。近年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就将学术集刊纳入到其评价体系。通过整理创新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发现有3种集刊已获得CSSCI的认定。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行政法论丛》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学专业集刊，定期汇集出版国内行政法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每年出版1—2卷，迄今为止已出版15卷。其中，1—10卷由该中心名誉主任罗豪才教授担任主编，自11卷始，由该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担任主编。该刊现已成为CSSCI来源集刊（2012—2013），并且入选中国期刊网。该刊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软法”，即那些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性规范。其办刊宗旨在于回应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对软硬并重的混合法模式的迫切需要，倡导在行政法学领域开展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以提升中国行政法学学术品位，促进中国行政法学长足发展。行政法学作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在宪政实践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纵观法学诸分支的正式期刊分布，关于行政法学的专题期刊目前只有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行政法学研究》一种。

在当前法学学科不断细分且相应学术期刊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创办的《行政法论丛》，应当说是一种自觉的创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民国研究》，现为CSSCI来源集刊。该刊创刊于1994年11月，自第4辑开始改为16开本，并以南京大学学报特辑的形式定期出版。2008年8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步达成了合作出版《民国研究》的框架协议，计划每年出版2期。该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史实与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凭借南京大学的特殊历史地位，其对民国史学方面的研究积淀较深，《民国研究》就是在这一有着强烈国内外需求的背景下创办的。该刊本着“以史为鉴”的办刊初衷，为认知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遗产》，其前身为《民俗学刊》，由原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办，2001—2005年，共出版了8辑，在学界备受青睐，继而成为CSSCI来源集刊。2004年，《民俗学刊》更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200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了第9—11辑（延续《民俗学刊》的辑数）。2007年，在继承和总结以往办刊经验的基础上，再次更名为《文化遗产》，并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刊号而成为正式期刊。这种认可是对学术集刊主办单位连续性学术创造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样一个举动等于在现有期刊出版管理体制下开了一条可供外围优质期刊资源流入体制内的“口子”，在学界自办刊物领域内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对所在创新基地协同生产学术成果的一种激励。在上述案例中，学术评价突破了期刊管理体制的障碍，对于没有CN号的集刊，也沿用、借用国际惯例予以承认，从客观上形成了倒逼新闻出版部门的机制。以上3种学术集刊在学术评价创新和期刊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为将来从创新基地自办集刊中遴选CN期刊提供了榜样和参照。

五、结语与讨论

教育部151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中国高校系统极具权威性、发展潜力且符合学科发展需要和趋势的新型学术组织，从学术机构设置创新的角度象征和标志着21世纪我国社科学术的转型，以此为例研究社科学术期刊与创新基地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发现。其一，社科学术期刊的学科结构与国家社科基金流向的学科分布，二者无论是在学科门类的排序层面还是在一级学科的结构性配置层面，都不具有显著的匹配性；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占比较大，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学科的学术期刊占比较小，存在学科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其二，在哲学社会科学优势资源向创新基地聚集，以及创新基地的优质资源和优秀的社科学术成果并没有批量地、制度化地转化为社科学术期刊资源的情况下，如能有效利用创新基地的成果和资源，对中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转型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其三，创新基地既拥有国家社科基金等优势资源的大力支持，又连续产生社科学术的前沿成果，其不仅是社科学术期刊的优质稿源渠道，而且也是推动社科学术期刊结构转型和办刊体制转型的重要力量，国家有关部委与相关单位应积极主动，加强沟通合作，盘活这批优质资源，以推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更快更好地发展。其四，受目前期刊出版体制制约，绝大多数创新基地没有主办的期刊，只能以学术集刊等形式辗转学术成果，引导学术发展，这不仅对创新基地的发展不利，也造成了相当的资源沉积和一定意义上的资源浪费。因此，在目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重视并认可学术集刊是目前体制下正式期刊的有效补充；同时对于出版质量高、享有良好学术声誉的学术集刊应及时批转为正式期刊。其五，受新兴的学术评价体制制约，大部分创新基地学术集刊所的大量学术成果，既未被纳入学术信息检索系统，也未能进入学术职称评审、学术奖励、学术考核等学术评价体系。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部分学术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采取了变通性的做法，将之与有关核心期刊同等对待。［3］在现行期刊审批趋严趋紧且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如何呵护学术集刊健康成长，摆脱学术集刊及其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尴尬处境，探索、建立有效的学术集刊的评价体系，对创新基地的学术集刊及其学术地位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这既是关乎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问题，也是学术管理部门和学术评价系统应当协力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叶继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继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学科结构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8（4）：126．

［3］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J］．云梦学刊，2004（4）：29.

作者：李频1，李瑞2 单位：1．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