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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期刊中读者的出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期刊—读者这一最基础的关系开始解体。首先,文学进入象牙塔,疏离了读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回到文学自身”,掀起了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为主要学习对象的形式变革。这场先锋变革的发生,使得文学一味的求新求异,割裂了有最深土壤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文学在专业化的社会潮流下,向“纯文学”方向发展,一步步与大众脱离。其次,办刊机制滞后,跟不上时展。在整个社会机构发生“市场化”转型之后,文学期刊一直延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办刊模式,以自我为中心,以作家为中心,读者需求则被放在一旁。此时的读者,并不是以大众传播的终端出现的,而是被动的被愚弄的“傻瓜”。最终,文学期刊的读者选择了出走,在文学期刊的出版环节,只剩下作者和编辑,文学期刊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读者是谁?更为严峻的是,文学期刊缺乏一个核心读者群体,沦为自说自话:作家写给编辑看,编辑办给批评家看,批评家说给研讨会听,背后支撑的是作协期刊体制和学院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圈子化——这里的圈子,不是志趣相投者的同仁团体,而是权利分享者的利益共同体。
二、文学期刊的作者与编辑的“师徒关系”
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中,文联一般下属文学期刊编辑部和文学院,而文学院是一个专业作者的单位,也就是说,在中国,作家可以以一种“专业作家”的职业身份出现,与“专业作家”相对的,则是一个庞大的“业余作家群体”。专业作家在文学期刊占据了更中心的位置,而业余作家则成为文学期刊编辑的“学生”,文学编辑在享有极大的改稿权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优秀的伯乐传统,资深编辑和业余作家之间形成了另一种更切实的“师徒关系”。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编辑都会被作者称为“老师”。编辑不再仅仅是既定文艺政策的贯彻者和创作指导者,更可能是新文学思潮的引领者。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每一种文学潮流兴起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著名编辑的发现、组织力量。特别有趣的是“先锋文学”,在这个以“回归文学自身”为宗旨的“纯文学”运动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陀那样的名编树起大旗,余华那样的文学青年冲锋陷阵。从减角信封的免费投稿邮政制度,到大刊编辑的慧眼识才、不吝赐教,从县级文化馆的正式编制,到大刊的改稿邀请和免费差旅食宿,整个先锋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有赖于传统文学体制的惯性延续。而反观文学期刊真正的作者群体——业余作家,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期刊的老龄化、编辑力量的弱化,“业余作家”这个庞大群体,开始急速衰落,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纯文学”门槛的提高,“业余作家”中的优秀者通往“专业作家”的路也基本被阻隔。在“业余作家”衰落的同时,“专业作家”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纯文学”生产方式,成为第二种“圈子化”的内部循环。
三、文学期刊运行机制的断代
在以文学期刊为主阵地的传统文学出现严重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的同时,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写作”却走出了自己的路。“80后”作家的崛起基本是另起炉灶。“青春写作”的作家与读者之间逐渐形成独立于传统写作和主流文坛之外的循环,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流通方式中的地位变得很尴尬。北京大学的邵燕君和他的学生对网络文学展开了深入的调查,调查发现,相对于韩寒、郭敬明的娱乐化运作方式,安妮宝贝的发展样式更限定于文学领域,安妮宝贝是更纯粹的“网络出身”作家,她的写作历程基本与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同步;她也是偶像型作家,但比较低调。她的作品是畅销的,更是长销的,成为一代人阅读经典。
随着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其独特形态也在快速形成,由此进入了“自觉的阶段”。特别是近年来进入集团化、产业化以后,资本悄然无声地介入。原本属于自发的创作被迅速格式化,网络文学不同与传统文学的形态特征也就以一种远比传统文学更具标准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网络文学与文学期刊的断代则更为彻底,甚至没有任何延续性,新媒在运行机制上,彻底改变了文学期刊的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