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新模式与新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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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新模式

媒体融合为传统学术期刊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可以提高学术期刊信息传播的速度，增加学术期刊信息的渠道，扩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增加学术研究成果的获取途径，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面对一条新的起跑线，传统学术期刊抓住媒体融合的窗口期，通过加强跨媒体融合，探索纸媒与互联网、纸媒与手机终端、纸媒与微媒体等多种媒体融合方式，加快了转型发展的步伐，趟出了不同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些新的模式。

1．刊网融合模式

刊网融合是近年来学术期刊界研究与实践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学术期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三种刊网融合的模式。第一，合作模式。学术期刊与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利用这些数据库的技术优势、资源聚合功能和市场占有率，间接实现刊物的数字化。这种模式只需与数据库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即可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与网络传播。这就回避了传统学术期刊缺乏网络技术人才的劣势，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运营和管理的成本，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第二，自建网站模式。学术期刊主动创建和运营网站，自己管理，自行，努力实现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和转型发展。社科学术期刊独立建网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学者在线”、浙江大学学报网站、新华文摘网、上海大学期刊社网站、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期刊网等。科技类期刊自建网站的较多，这些网站主要的技术支持方为西安三才科技、北京勤云软件、北京玛格泰克、中国知网等。第三，联盟模式。联盟模式是由业内公认的品牌期刊牵头，创建同行专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如《中国激光》牵头创建的中国光学期刊网，2004年正式上线，“它集中了国内光学期刊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发表速度快于任何一个平台，检索功能、二次挖掘功能都实现了人性化设计，并初步实现了文献数据一次制作、多次的预期。不仅能在电脑上使用，同时也能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这个平台的平均排名约为全球网站前6万位，进入全球网站排名的前1%，是全球文献浏览和下载量最大的光学专业网站。”［1］此外，还有中国地学期刊网，其汇集了235种科技期刊，涉及40余家主管单位、110家主办单位，是以专业平台带动期刊汇聚的典范。

2．开放存取模式

开放存取（OpenAccess，简称OA），原指图书馆领域的“开架借阅”，后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在互联网环境中以自由、开放、共享和免费方式获取并利用学术信息的一种出版、交流模式。国内OA期刊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特别是自科类期刊的发展速度令人刮目相看。早在2010年，1868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就有461种在自建网站上实现了OA出版，可让用户免费浏览期刊全文，加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席医学网、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平台实现OA出版的期刊，据保守统计，中国OA期刊的总数接近1000种，约占中国期刊总数的10%［2］。有学者将实现OA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归纳为三大类11种具体模型。第一类为传统印刷期刊+后印本存档模式，具体包括个人主页开放存取、个人博客开放存取、网络集成开放存取和电子印本开放存取仓储4种模型。第二类为混合型OA期刊模式，包括双重模式开放存取、延迟开放存取、部分开放存取、开放存取索引4种模型。第三类为创建型OA期刊模式，包括基于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受资助的开放存取和多元融资模式的开放存取期刊3种模型［3］。中国社科类期刊的OA出版远逊色于自科类，但仍呈现增长趋势。有学者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535种来源期刊做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8月，其中73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13.6%［4］。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533种来源期刊，有120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22.5%。尽管社科类OA期刊还存在地区和学科分布不均、上网时滞严重、全文回溯时间有限等不足之处，但开放存取已经成为获得学术信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3．微信公众号出版模式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2012年8月23日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开启了个人、企业或组织通过公众平台面向特定群体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和图文消息的模式，实现了个人、企业或组织与目标用户全方位沟通互动的变革。根据腾讯的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截至2017年9月30日，微信用户达到9.8亿，日发送的消息数约为380亿条，月活跃公众号为350万个，月活跃公众号关注用户数为7.97亿。“微信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推送平台，更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和数字出版模式”［5］。随着微信的风靡，专家和学者对其有过很多阐述，比如微信内容传播就有十大特征：第一，内容自由度高；第二，受众黏度强；第三，多媒体传播；第四，系统开放免费；第五，传播互动及时；第六，阅读可选择性强；第七，受众可辨认度高；第八，碎片化内容过多；第九，垃圾信息泛滥；第十，安全性脆弱［6］。目前，微信公众号在学术期刊领域已经得到普及应用，许多期刊开始与腾讯合作，开通微信公众号，通过信息揭橥、内容、优先出版、稿件查询、在线投稿、审稿、编辑加工、读者关系维护等方式来扩大手机读者群，拓展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截至2015年5月30日，1200种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CSCD）期刊，共有283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占全部期刊的23.6%，且比例在不断递增。”［7］在学术期刊与微信的媒体融合过程中，科技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结构相对完善，服务比较有序。《中国激光》《中华医学杂志》等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更是凭借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得到专家点赞。2014年11月，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人大书报资料中心148种学术刊群，推出“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提供“壹阅读”“壹科研”“壹社交”“壹传播”的一站式服务，可谓独树一帜。“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有几个主要功能，一是实时推送学科资讯，二是建立学者交互空间，三是提供各类科研服务，四是扩大科研传播渠道，比如可以查看周边会议、沙龙信息，快速结识参会学者。“‘壹学者’坚持用户价值导向，着力于满足用户社交与传播需求，打造‘内容’+‘工具’+‘社交’的移动互联网产品架构，并开展了丰富的用户运营探索，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生态系统”［8］。

4．域出版模式

2011年3月，《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17家“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简称网刊），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报》《历史学学报》《哲学学报》等10个一级学科的专业刊，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网刊创办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收录文章的下载量、引用率和影响力，而且得到了管理部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然而由于体制的掣肘和思维惯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局限。“在实践上，比如合作仅限于最终产品的重组，而没能推进到出版全流程；网刊的发起者既不是社会团体也不是企业，而是分散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编辑部几乎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这导致了网刊主体身份的暧昧，也限制了外部资源的投入；由于缺少现实利益的支撑，提供技术平台的合作者投入动力不足，使得网刊缺少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在理念上，网刊创办针对的是纸本期刊的现实焦虑问题，尽管运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观念上还没有转变为互联网思维。”［9］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思维思考构建学术传播新秩序的问题时，“期”和“刊”这两个最具纸本时代特征的要素恰恰成了首先要突破的框框。2015年3月，《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在清华大学筹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上，明确提出“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2015年4月北京超星公司副总经理汪新红在澳门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上，公开使用“域出版”来指称超星公司正在开辟的期刊业务。此后，经过多次接触、沟通、协商、谈判，超星公司完全认同并接受了高校期刊界提出的“以专栏为中心的期刊数字出版理念”，并将其定名为“域出版”。2016年9月，高校学报界在吉林大学召开“‘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2016年10月，北京超星公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大厦举行了“期刊智能出版传播平台暨‘域出版’会”，这标志着“域出版”这个名称已经正式被学术期刊界接受。“域出版”是高校学术期刊界与北京超星公司双向互动、合作创新的产物，也是思想与技术、专域与渠道、内容与平台融合的新尝试。正如朱剑所说：“‘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统一。”［10］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只有与新媒体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数字化、专业化和集约化转型。《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认为“域出版”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学术期刊走媒体融合之路的桥梁，理由有六：第一，域出版有利于新旧学术期刊体制的融合；第二，域出版有利于作者、读者与编者的深度融合；第三，域出版是公私融合共赢的典范；第四，域出版是上层决策与民间智慧融合的典范；第五，域出版有望使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性期刊走向融合之路；第六，域出版有望实现专家与技术的深度融合［11］。

5．集群化发展模式

随着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期刊集群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学术期刊在集群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多种实现路径，取得可喜成果。第一，改造式路径。“改造式路径的核心在于从刊群整体定位布局和发展战略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刊群中已有子刊或作为潜在刊群成员的期刊进行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单刊的品牌定位、服务定位、栏目设置以及后台的采编管理工作等，使其适应刊群的整体发展定位和发展布局。”［12］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一方面深耕农业机械领域的期刊，另一方面又改造拓展《汽车与驾驶维修》原有的某些栏目，相继推出《商用汽车》《车主之友》等新刊，形成《农业机械》《数码摄影》《机电商报》《卓众汽车网》等17刊1报3网组成的刊群。通过构建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层次、多平台的数字期刊产品，卓众出版初步形成了立体化的媒介传播形式。第二，加盟式路径。在数字出版时代，网络聚合刊群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自不同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不同地域的学术期刊，完全可以聚集在一个网络平台下抱团取暖、借力而行。典型的案例有中华医学会刊群、材料期刊网、中国光学期刊网等。《中国激光》杂志牵头成立的中国光学期刊网，囊括了国内51家期刊，以“共享资源，共享经验，抱团取暖，做大做强”为宗旨，致力于推动光学期刊的发展和光学知识的传播，如今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第三，孵化式路径。孵化式路径指同一主办单位将分散在各编辑部的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和运作，通过资源共享、打造名刊、孵化新刊、共同发展的方式，形成差异化定位、优势互补的期刊群。比如上海大学期刊社率先实施社科类期刊与科技类期刊，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性期刊，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集约化管理运营模式，并创办《先进制造进展》等英文刊，形成目前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术期刊集群。

6．跨界融合模式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电视都已意识到自身传播力量的薄弱，于是纷纷谋求向综合传媒集团转型。传统媒体跨界融合一般有三种模式，一是不同媒体之间通过收购、合并等手段，进行产权、营运、产品的整合，形成规模庞大的多媒体集团，开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多种业务；二是同一媒体集团内部的不同媒体发挥协同效应，使信息资源的用途多样化；三是国内互联网媒体凭借其庞大的用户群、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资金实力，反过来融合（即“倒整合”）传统媒体。以下将以具体案例，分析传统媒体的三种跨界融合模式。第一，《中国国家地理》的跨界融合。《中国国家地理》依托内容优势，纵深挖掘，出版青春版《博物》、电子杂志《行天下》，收购《中华遗产》，创建中国国家地理网，成立国家地理影视公司，推出手机报和“掌途”客户端，通过在网站、电子杂志、手机报、户外媒体多介质渠道的全媒体化运营，不仅打造了中国专业地理多元化经营体系，而且为长远的媒介融合发展做好了布局。第二，浙大社科学报的跨媒体融合。浙大社科学报的数字化建设起步较早，多年来曾做过多方面的尝试和实践。（1）在全国社科期刊中率先建立线上内容永久数字标识系统——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2）实行开放获取，提供免费下载服务。（3）尝试在线提前出版，这种模式是“整期印刷本期刊的提前本”。（4）在全国中文期刊中率先推出“在线优先出版”，这种模式是“以单篇论文为发表模式的中文在线优先出版论文”。（5）建立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6）尝试新媒体，开通手机版，首推学术期刊移动阅读与印刷本同步出版的全新传播模式。（7）在全国高校综合性期刊中首开微博，以“微编辑”创新平台、整合期刊内容，借“碎片化”“浅阅读”开拓数字传播新渠道。（8）试水平板电脑，提供全新阅读体验［13］。浙大社科学报的探索表明，传统学术期刊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及读者需求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媒体融合之路。第三，阿里巴巴“倒整合”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公司“倒整合”传统媒体的浪潮中，阿里巴巴频频出手，取得了不俗的战绩：2013年3月投资5.86亿美元，收购新浪微博18%的股权；2013年4月战略投资号称中国管理第一刊的《商业评论》（中国社科院主办），加入推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变革的行列之中；2014年3月斥资62.44亿港元，收购文化中国传播（影视、游戏、广告、报刊）60%的股权；2015年投资12亿元，入股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周刊》）；此外，还有投资无界新闻、《北京青年报社区报》、封面传媒，收购香港《南华早报》等。“阿里巴巴通过在传媒业的一系列并购，已经成功在视频、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电影业、新闻客户端等传媒业领域布局，传媒帝国已然成型”［14］。

二、学术期刊媒体融合中的新问题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4．传统传播秩序危机

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书、报、刊出版发行完成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渠道，各有受众。图书以编辑出版学术著作为主，期刊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为主，报纸以撰写学术信息为主，各司其职，按照相应体制的规章制度或业界的约定俗成规则独立地运行，从而形成了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出版发行、质量检查等一系列学术传播的基本秩序。17世纪60年代，学术期刊诞生于欧洲。“学术期刊出现以后，随着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发表平台，其展示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功能。与彼此交流相比，学者更注重如何展示他们的学术发现。”［17］学术期刊得到了学术共同体普遍的认可，因此逐渐成为学术展示、学术传播、学术交流的基本单元，扮演了比书、报更为重要的角色。近些年由于我国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出现弊端，需求过旺，导致纸本学术期刊买卖版面、平庸之作泛滥现象的出现。为了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优化学术期刊出版环境，提高学术期刊出版质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下发《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并先后开展了学术期刊清理和学术期刊资质认定工作。这份通知对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服务机构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其严格审核委托单位期刊出版许可证和学术出版资质，不得收录非学术期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以书号形式出版的“学术期刊”、利用境外刊号出版的“学术期刊”及其他非法学术期刊，自觉维护学术期刊出版秩序。新媒体时代所需的技术基因，几乎是所有学术期刊的先天不足。所以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突破软件、硬件、网络等方面的技术障碍，无论是引进技术人才自建期刊网站，还是合理搭载技术服务商构建的技术平台，都是学术期刊必须补齐的短板。然而在与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过程中，学术期刊编排那么丰富的专业语言完全被肢解了，编辑、策划、主持人语等被活生生地阉割了。

学术期刊不仅把数字出版权交给合作方，而且还失去了主导地位，这种技术突变导致了传统传播秩序的危机。一是从线下到线上的挑战。学术期刊内容的传输已经从线下转到线上，转到了互联网、手机和新媒体领域。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几乎克服了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包括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距离障碍，甚至文化传播意义上的语言障碍。新媒体依托在传播广度和传播速度方面的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以纸本期刊传播学术的基本路径。面对这样的强劲对手，纸本学术期刊不堪一击，必然深陷四面楚歌的危境。二是从订户到用户的挑战。互联网与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主要表现在从读纸本期刊到读数据库、论文内容表现形式与传播形式的多元化、阅读终端的多屏化与阅读时间的碎片化等方面。读者从订户到用户的转变，迫使期刊人必须强化用户意识和服务意识，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和选择。三是从期刊到论文的挑战。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的中心是学术期刊，其刊物风格、栏目特色、专题策划、编辑思想、专家主持等是确立名刊与权威的重要维度。在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基本结构和整体形象在数据库平台消失了，新媒体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解构式的传播方式，把学术传播的中心转移到单篇论文。检索题名、关键词、被引量、下载量、高被引问题、高被引作者……很多网络词汇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甚至成为文化现象。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的高大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在波涛汹涌的网络空间，犹如一条拼命挣扎的小船，令人生出情何以堪、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学术期刊何时才能逃出苦海、到达彼岸？恐怕留给业界的时间不多。

三、结语

也许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政策红利”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随着2017年的过去，与大众传媒相比，学术期刊领域并没有打造出构成致命威胁的独立新媒体，严峻挑战也仅限于学术期刊的传播环节与受众的接受环节，学术期刊的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还有仁智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