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文学生态建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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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不仅为写作者提供作品发表的空间，而且也以其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影响着文学流派与风格的形成，作者与读者的存在样貌，深刻参与文学生态格局及时代文学精神的构建。学界一般将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称为“百花时代”，“双百方针”的酝酿及提出催生了“百花时代”的到来。“百花时代”的文学生态格局及精神面貌的形成、发展、高潮与主流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实践紧密相关。1956年5月，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随后，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由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参加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此报告经过审阅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双百方针”肯定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审美独立性，指出“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①“双百方针”鼓舞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热情。文学期刊纷纷感应时代精神，调整办刊理念及重点，通过期刊方案的制定，栏目的设置，稿件的选择，作者、读者群体的培育，文学流派与风格、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从文学的生产与流通各个环节，全面参与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构，文学生态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百花文学精神蓬勃发展。

一多样性文学创作的探索

《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标，具备组织、引导作家创作的权威性，对文学生产与传播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1955年底，秦兆阳接任《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随后编辑部了读者意见调查表，收到二千七百多位读者回复。编辑部整理读者调查表，指出读者对作品题材、形式、风格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读者意见是秦兆阳制定编辑草案与要点的重要依据，他反复强调要刊发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上具备多样性的文学作品，以艺术多样性激发文坛活力，提高文学的艺术质量和创新性。秦兆阳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广泛性以及《人民文学》综合性期刊定位出发，指出“刊物上的作品的题材必须广泛多样，必须力求多方面地反映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人云亦云的老一套的作品不应该予以重视和提倡。”②秦兆阳在编辑草案中将工厂生活、农业合作化运动、青年学生生活、科幻惊险、旅游杂记、诗歌、短篇小说、论文杂文、小品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特写、通讯、游记、歌词、相声等异彩纷呈的题材形式都纳入刊发范围，其中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生活及爱情题材反复得到强调，并据此规划了每月刊发的重点。

围绕期刊的编辑方案，1956年《人民文学》4月号和6月号分别刊出“儿童文学特辑”，形式丰富多彩，有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文学剧本、童谣、童话、寓言、散文，推出了葛翠琳的《野葡萄》，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冰心的《还乡杂记》等名家名篇。少数民族诗人及诗作也成为刊发重点，2月号推出维吾尔族诗人黎•穆特里夫的四首诗歌，8月号推出广西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诗歌《虹》，10月号推出五位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专辑，分别为：藏族诗人仓洋甲措的《情歌》、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缎的“特尔力克”》、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的《车儿呀，你尽情地奔驰吧！》、饶阶巴桑的《诗二首》以及维吾尔族诗人黎•穆特里夫的《幻想的追求》。其中，重点推荐仓洋甲措的诗歌，并为作者写作了“作者小传”。此外，《人民文学》还推出了青年爱情题材的小说及诗歌，包括黄远的《总有一天》、李威仑的《爱情》、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孔迟耕的《小美子》以及仓洋甲措的三十三首爱情组诗《情歌》。李威仑的《爱情》描写了乡村医生叶碧珍和周丁山之间悲欢曲折的爱情故事，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真切动人。仓洋甲措的《情歌》也写尽了青年男女之间恋爱的羞涩及煎熬。这些作品非常细腻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心理，拓展了题材范围。3月号和7月号推出“歌词选辑”，韩汝诚的《科尔沁的黄昏》描绘了蒙古包青色的炊烟，羊栏边年轻人的爱情，谱写了科尔沁大草原上一曲浪漫多情、悠扬舒畅的生命之歌。8月号刊发了两篇相声《开会迷》、《南来北往》，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歌词”与“相声”形式新颖，趣味性强，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效果。

“生动活泼、朴素、科学、具有战斗性的文风”③也得到强调，秦兆阳指出：“凡是尖锐地、深刻地、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现实斗争（尤其是当前的现实斗争）中的矛盾冲突的作品，大胆揭示问题的作品；凡是表现了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或尖锐地、集中地批判了落后事物的作品，都是应该受到重视和表扬的。”④秦兆阳较为详细地规划了期刊全年每个月份的基本工作主题及中心内容，强调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都要出现以“讽刺”为主要表达手段的文学作品，五月号要出现“批判工业生产中官僚主义、浪费、右倾思想的讽刺小品一组”⑤，八月号“以讽刺文学问题为中心”⑥。为此，《人民文学》重点打造杂文类栏目“短论”、“创作谈”以及“特写”。“短论”与“创作谈”是一种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战斗性的“自由谈”，篇幅短小，文风犀利，多针对人们身边新近发生的热点问题（现象）进行多层面、细致入微的评说。

“短论”和“创作谈”采用组稿的形式，编辑部在期刊上直接发出专题性的约稿信息，或是分类拟好“短论拟题”及小注，有针对性地分发给组稿对象，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题。钟惦棐根据编辑部寄来的有关电影方面的“短论拟题”——“千呼万唤不出来”以及小注，写出了“短论”《千呼万唤——出来了》。通过约稿形成的“短论”及“创作谈”，内容主题集中，文风相对统一。在主题上，集中于文学主张的提倡（“干预生活”），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不良现象或问题的批评（创作主体的不良习气、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学批评的不良倾向），文学形式（题材、篇幅、技巧、语言、修改）的探讨等。“短论”与“创作谈”以论证说理为主要表达方式，多直接揭示并批判不良现象及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作辛辣讽刺或是调侃诙谐的讽喻。能够尖锐地提出问题的“特写”也是《人民文学》着力提倡的。《人民文学》对广泛多样的作品题材以及生动活泼、战斗性文风的强调，是通过明确的组织和大量的实践完成的。这一时期，《人民文学》所刊发的文学作品内容广泛，形式丰富，风格多样，显示出“百花齐放”的特色。

二多声部文学批评的塑造

《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大型报刊是刊发文学批评文章的主要阵地。正如布迪厄指出，文学批评是通过对作品的理论性、审美性的解析而引发争鸣，使作品“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或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⑦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相伴相生的，文学理论是文学批评规范建立的理论基础。秦兆阳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文学批评如果离开了典型探讨、生活解剖、对作家主体性的认识等理性剖析，就“变成剧场散戏以后的‘走廊上的声音’了。”⑧这一时期，“典型、真实”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56年《文艺报》刊发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一文，指出创造典型形象不是机械地反映某一种社会本质，而是“通过特殊和个别而表现出一般”⑨，典型的“鲜明的、具体感性的、给人以美感”⑩的特性也得到强调。《文艺报》第8号至第10号连续3期开辟“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专栏，共刊发讨论文章10篇，“个性化的描写和美感的追求”、“丰富复杂的生活的真实”􀁔普遍得到强调。《人民文学》则刊发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概念，阐释了典型的“个性”与“独特性”，以及典型所包含的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内涵。“百花时代”文学期刊集中刊发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讨论文章，尊重文学的审美特性，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对文学批评规范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百花时代”的文学批评以扶持艺术创造性萌芽为目的，对作家作品展开较为全面、严谨的“艺术性”分析。《文艺报》1956年第1号刊发了贾芝的《诗篇“百鸟衣”》，分析了《百鸟衣》对人物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的勾画，例如依娌在土司衙门里日夜怀念古卡的心境，肯定了其在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价值与意义。第2号刊发了赵寻的《评“考验”》，认为夏衍的五幕话剧《考验》的艺术价值之一在于作者对人物思想性格多方面的刻画，“描写不是单线的、平列的，而是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上来刻画的，也不是零散的、静止的，而是联贯的、发展的、像剥笋一样，一层层深入人物的思想核心。”《人民文学》也将文学批评作为刊发的重点：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批判了抹杀文艺特性的庸俗机械论的文艺观，指出鲁迅是将“对文学艺术和政治，对真实性和政治性统一起来理解的。”李希凡从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角度，指出《红楼梦》的作者“非常善于从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突现人物性格”。钟惦棐的《和“母亲”的作者谈“母亲”》一文主要探讨了作品对“母亲”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诚恳谦逊的态度。此时的文学批评文章常常能够就某个作家作品或是某类创作现象展开多角度的讨论，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辩，目的是“活跃文艺批评，开展自由讨论，推动我们事业的前进”。这些批评文章中不同文学话语各执一词，又相互渗透，显示出“多声部”和声共鸣的特色。《文艺报》针对《在桥梁工地上》刊发了一组评论文章，基本肯定了作品揭露生活复杂性的勇气以及艺术感染力，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指出其思想意义的不足，苏平认为作品对曾刚的刻画未表现出“新的宝贵品质”，􀁚林元认为党委书记章志华的塑造是一个缺点，“这个人物写得弱了”。􀁛赵寻与所云平对三幕话剧《如兄如弟》的评价则针锋相对，赵寻指出话剧的主要成就在于揭示干部之间的思想矛盾，批判“某些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思想”。􀁒所云平则认为这种揭露是为了表现作者的主观意图“不惜歪曲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的真实”。

期刊之间因讨论与争鸣而形成的互动关系也明显加强。一批描写新农村题材的小说（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等）发表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1956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发了巴人的《读“农村散记”》，从语言艺术、作家的艺术创造力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多个方面肯定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文艺报》也发表评论文章，1956年第4号刊文肯定了这些作品对农村中新力量和新人物的表现，描写了新兴青年男女身上“饱满的青春的活力”。􀁔随后，第5、6合刊号又刊文指出，《农村散记》和《春种秋收》虽然描写了农村新人物美好明朗的性格，但是思想意义不够鲜明，“共同的缺点是缺乏对农村中重大冲突和斗争的描写。”《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后引发了文学界的热议，文学期刊纷纷刊文参与讨论。《文艺报》在“新的花朵”栏目中刊发了谢云的评论文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指出小说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刘世吾这个思想复杂、性格矛盾的人物。《文艺学习》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四期举行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专题讨论，编辑部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以创造自由讨论的文学氛围，从而显示了不同文学话语立场之间相互博弈与渗透的复杂关系。这一时期，主流文学期刊普遍重视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发，这些批评文章依据文学理论、尊重文艺特性，进行文学审美性与艺术创造性的分析与讨论，活跃了文学批评的空气，塑造出“百家争鸣”的良性文学生态，对于引导文学批评的氛围与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三多元化“作者”与“读者”群体的组建

“作者”与“读者”是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主体，他们自身文学、文化素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文学生态环境的构建。“百花时代”的文学期刊重视“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发掘、组建与维护。《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将“培养新作家与联系作者读者”作为全年计划三大项进行重点强调，具体包括召开新作者座谈会、拟出重点作者名单、建立读者小组及通联组等。他认为刊物是“作者”、“读者”、“编者”相互谈心的园地，应该开设“读者、作者、编者”栏目，“通过它去听取广大群众对于刊物以及对于整个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要求和呼声，活跃自由讨论的空气，推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发挥广大群众对于刊物以及整个文学事业的监督作用。”《文艺报》在创刊号上就发起了征聘文艺通讯员，组建文艺通讯网的任务，将“读者批评”引入文学批评生态，加强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

《人民文学》的“作者”群体主要有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专业文艺工作者三部分组成，秦兆阳注意挖掘和支持青年作家（或新作家），尊重老作家，极力推动期刊编辑从事文学创作。秦兆阳认为，在建设劳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作品“有真实的生活基础而又有充沛的政治热情，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萧平的《三月雪》、黄远的《总有一天》都是秦兆阳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发掘出来的佳作，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威仑（《爱情》）、张弦（《甲方代表》）、林斤澜（《台湾姑娘》）、耿龙翔（《明镜台》）、曲波（《林海雪原》）等都是在秦兆阳的关照与举荐下一举成名的。这些作品不仅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有些还具有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秦兆阳也注重维护与老作家的关系，提出“应该重视发挥老作家的战斗作用，经常组织他们写稿”。孙犁的《铁木前传》是编辑部努力组稿得来的，涂光群回忆：“在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亲自出面下，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孙犁送来了他的新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这是我当时读到的最可喜的一个中篇小说。”1956年，《人民文学》上不乏知名老作家的名字，包括老舍的剧本《西望长安》、叶圣陶的《关于使用语言》、巴金的《活命草》、《明珠和玉姬》、冰心的《还乡杂记》、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柯蓝的《热爱》、萧乾的《草原即景》、曹禺的《汗和眼泪》等等。还有一类“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常常是重合的，即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文学批评的主体。秦兆阳将专业的文艺工作人员（尤其是期刊编辑）大量纳入“作者”群，他指出“每个编委必须是刊物的最热情的撰稿人”，􀁚还提倡开设“编者随笔”栏目，反映编辑工作中的问题与感想，增进编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人民文学》中的栏目“短论”“创作谈”“评论”“论文”多由此类“作者”完成。《文艺报》的“作者群”也主要由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组成，往往在“新语林”“文艺评论”“文艺随笔”、“研究•介绍”等栏目中发声。在《人民文学》与《文艺报》上活跃的“作者”群成员有马铁丁、唐挚、钟惦棐、王亦放、陈涌、巴人、周和等等。专业的文艺从业人员成为“作者”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整体上提高了编辑部的专业水平和期刊的艺术质量。

《人民文学》也非常注重“读者”群体的构建，秦兆阳多次提出在刊物上增加一个“回声”栏目，专门刊登读者对作品的反映与评论，以便让作者听到更多的意见，也通过讨论提高读者水平。《人民文学》所着力构建的“读者”群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专业读者，即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一类是有真实的生活感受与经验的基层读者。《人民文学》主要通过读者意见调查表、召开读者座谈会、刊登读者来信的方式网罗此类基层读者。1955年底，秦兆阳发出了读者意见调查表，此次调查和座谈涉及的读者面非常广泛，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机关干部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等。《人民文学》选登的读者来信，能够对作品提出中肯的艺术分析。比如《人民文学》1956年5月号一位署名毗水的读者批评了杨朔的小说《北黑线》、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过度方言化、土语化的缺点，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吸收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来丰富我们的语库，这是应该的，但必须要有选择，要注意到广大读者是否能懂，当然也要注意到形象性。”这一举措让那些能够真正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读者”发出了自己声音。这一时期，主流文学期刊普遍重视“作者”与“读者”群体的构建，着力组建具有较强文学修养、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生活阅历的“作者”群体，培养具有审美鉴赏力的“读者”群体，促使“作者”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塑造“自由争鸣，多样共生”的文学生态格局。

结语

“百花时代”催生了文学期刊的变革，文学在创作、批评、接受等方面都表现出新风貌。主流文学期刊以文学的审美性与艺术的创造性为评价标准，不仅刊发了内容、形式、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而且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氛围，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百花文学”时期主流文学期刊的编辑思想与实践，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以及良性文学生态格局的形成探索了一条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