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期刊融合发展对我国的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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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期刊出版单位都面临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冲击，美国一些出版商已在视频技术运用、大数据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笔者结合自己对我国及美国数十家期刊出版单位进行调研、考察的情况，浅谈美国期刊融合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的期刊数字化现状及特点

2015年年底，笔者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培训班赴美国纽约大学学习传统媒体应对策略，与美国期刊界一线从业人员交流，并到康泰纳仕出版公司纽约总部实地考察；2016年、2017年与到访中国的斯普林格、爱思唯尔等西方出版企业相关期刊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到西方大型出版商驻中国公司进行座谈。美国新闻出版产业创新性强、市场化程度高、数字化转型经验多，学习借鉴他们在媒体融合方面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国期刊在快速变革的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弯道超车，进一步增强整体实力。美国期刊数字化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融合。美国主流的新闻出版单位已从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传媒集团转变，并在平台建设、传播渠道、赢利模式等方面蹚出道路。在美国，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深刻改变了新闻和信息环境，媒体已向个人化、移动化、可参与、无处不在方向发展。目前，美国媒体通过成熟的品牌进入到数据库、数字图书、数字视频、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领域，数字出版领域收入持续增长。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的《2016美国新媒体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数字广告（包括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及其他类型网站的数字广告）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另外，来自美国杂志媒体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期刊50%的网络流量都来自于移动终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体育杂志之一《ESPN杂志》8900万读者当中有一半是在移动终端上对杂志进行阅读的。美国大的期刊出版商均针对移动端的体验特点打造特制内容。对此，国际期刊联盟在其出版的《2016—2017世界杂志媒体创新报告》中指出：“出版社无需为移动端打造一个专门的‘数字优先’战略，他们需要的是‘移动唯一’战略。”

第二，“大数据”。美国出版传媒机构越来越重视大数据的管理与运用。目前，美国的报纸、期刊、图书等纸质出版物已逐渐被边缘化，各大媒体集团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聘请数据分析师，全面探索开发数据库、音视频产品等，减少对传统广告的依赖。例如《居家设计》杂志拥有760万的发行量、3900万的成年读者，该刊进入了期刊运营、图书出版、房地产开发、数字出版等各个领域。赫斯特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元传媒集团之一，在全球拥有超过300家期刊，包括《芭莎》《时尚》《时尚先生》《世界时装之苑》（《ELLE》）和《奥普拉》杂志等，现在已有350多个网站，他们已将自身定位为数据公司。赫斯特集团数据部门高管、统计学博士RichMcfarmland认为，谁掌握了数据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媒体集团要聘请数据科学家对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和管理。国际期刊联盟在其出版的《2016—2017世界杂志媒体创新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让数据分析和基于数据而建立的企业战略，成为每一次工作会议所讨论的首要议题。邀请首席数据分析师，每天由他（她）告诉你应该如何挑选更好的故事内容，编辑更富吸引力的标题，创作更棒的广告，打造新产品并舍弃那些不成功的元素。”

第三，“社交平台”。美国传统新闻出版单位纷纷利用社交网站增强内容传播效果。现在的美国民众已不再像十年二十年前那样信赖政府或新闻机构获取新闻，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66%的美国成人使用社交网络。Facebook成为网络用户主要的政治新闻获取渠道之一，通过Facebook和通过当地电视台获取政治新闻的用户比例基本相当，而电视台曾是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新闻聚合性网站BuzzFeed管理层认为，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分享比搜索更重要，越来越多的用户在脸书和推特上通过分享而不是搜索获取内容。因此，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美国新闻聚合网站近年大力发展互联网视频业务，组建了专业视频团队制视频在社交网站上供受众分享，这为BuzzFeed网站该公司贡献了30%的利润。2016年年底，BuzzFeed全平台视频的月点击量已经超过70亿。

第四，“创业”。美国出版传媒从业人员创业、创新的使得新公司不断涌现。美国有众多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离开大公司自己创立小型新闻出版、科技类创业公司，他们比大出版商有更多的活力和创造性，不停地进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就继续做；不成功则放弃，试验新的模式，总有新项目会成功。例如，瞄准美国年轻人数字传播市场的Jeffrey先生曾在兰登书屋工作，目前他已离职在一个只有6人的初创公司为大的出版公司做网络视频，并放在各类社交网站上传播和推广。再比如，做儿童出版的Wendy女士离开大出版公司自己创立了儿童自己动手组装玩具公司。她认为在美国的大出版传播类公司工作能获得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但是效率低下，已不适合当前转瞬即逝的传播环境，在创业公司工作更高效，成果立竿见影。

第五，多点开花，多种经营。纽约大学教授、《中国出版产业》一书作者罗伯特认为，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不要寄希望于某一种途径或媒介，而要多点开花，通过多个平台和途径推进转型。媒体数字化转型中有多种商业模式：订阅模式，用户付费获取内容；广告赞助模式，用户可通过观看广告或相关赞助来免费获取内容；捆绑模式，线上内容读取与线下纸质出版产品出售捆绑进行；移动平台应用，例如腾讯的微信；通过在线渠道销售物品或服务的电子商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将内容拆分后售卖的电子商务模式，例如《纽约时报》把内容拆分、加工后进行多次售卖。中国的期刊可从多个方面寻求增长模式：一是增加现有产品，例如兰登书屋和企鹅出版集团合并成立企鹅兰登书屋，成为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二是把原来的产品投放新的市场；三是在现有市场开发新产品；四是在新市场开发新产品。

二、我国期刊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后，我国期刊积极利用新技术新平台加强内容传播和品牌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数字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1.做好存量结构调整，做强增量新媒体。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2017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16年全国共出版期刊10084种，其中，综合类期刊共365种，占期刊总品种的3.62%；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2664种，占26.42%；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5014种，占49.72%；文化、教育类期刊1383种，占13.71%；文学、艺术类期刊658种，占6.5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积极调整期刊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同时，积极推动期刊扩展传播渠道，加强重点平台建设，推动建立国家级出版内容投送平台、国家学术论文数字化平台、出版产品信息交换平台等，加强出版内容和行业数据跨平台互通共享。

2.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期刊品牌日益彰显。我国期刊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传播力、内容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初步培育出一批品牌报刊。例如，在大众期刊方面，半月谈杂志社创办半月谈网、半月谈网校、半月谈网刊和半月谈“两微一端”，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也成效显著，2015年、2016年纸刊平均期印数均超过100万册。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不断加强集群化发展，推动全媒体建设，新媒体方面有当代先锋网、当代贵州客户端、领导者客户端、当代先锋网微信公众号、法制生活网、党刊云平台、国学云平台等，以及5家子公司；同时，借助“全国党刊数据中心及党刊数字出版云平台”，推动全国党刊加快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在专业期刊方面，我国在生命科学、数学、物理、光学等方面涌现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集群，《光：科学与应用》《细胞研究》《纳米研究》《分子植物》等影响因子在本学科排名已居前列。

3.积极适应融合发展要求，完善经营管理体制。我国期刊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主动重构再造内部组织机构，激发了出版融合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期刊单位本身的集约化、集团化、数字化也取得相应发展。大众类、行业类期刊方面，读者集团、时尚传媒集团、英大传媒、卓众出版等积极推动改革，形成了跨行业跨领域跨媒体经营的现代媒体集团。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为代表，旗下的学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2017年1月，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他们有298种期刊，其中5种被SCI收录，51种被EI收录，该公司上市对我国探索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学术期刊发展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中国社科院实施期刊创新工程，对全院80余种学术期刊实行印制、发行、入库、财务、管理“五统一”，提升了集约化发展水平。

4.拓展新技术新业态，平台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期刊出版单位均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数字网络出版，大众期刊已普遍开发网站、手机刊、两微一端，学术期刊积极探索开放获取（OA）、优先出版、富媒体出版。例如，在学术期刊方面，以中科院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高教社中国学术前沿期刊网在线出版平台、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网、中科院中国光学期刊网、中科院科技论文预平台等数字化平台为代表，我国学术期刊积极探索网络出版、数据出版、优先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打造专业化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并积极利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融入学术社区，推动移动出版，满足用户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需求。其中，高教社在国内推出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期刊平台“中国学术前沿期刊网”，支持期刊金色OA和绿色OA出版。中国社科院建设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700多种、论文300多万篇，在推动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5.加强对外合作，“走出去”有了新的进展。我国社科期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优秀期刊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目前，有条件的期刊积极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例如，北京的《文明》杂志努力打造中国原创文化国际品牌，目前已传播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周报》利用多语种网站、微博、微信、境外社交媒体、多语种电子杂志、历史资料数据库等，加强对外传播，得到境外受众积极反馈。《中共党史研究》借助人民网、中国知网、超星公司“域出版”等数字化平台扩大对外传播，目前在2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600余个机构用户。中国社科院绝大多数外文期刊都与泰勒-弗朗西斯、斯普林格、威利、博睿等世界顶级学术出版商开展合作，由中方负责内容生产，外方负责营销和传播，较好的实现了互利共赢。

虽然我国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相比美国一些大的期刊出版公司，我们在融合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思想意识。我国传统期刊面临着电子期刊、数据库、网站等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冲击，有忧患意识，但是我国期刊中70%左右是学术期刊，由于有发评职称论文的巨大需求，大部分期刊生存不成问题，自身转型的动力不足。第二，路径方向。我国有些传统出版单位看不清新旧媒体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动数字化转型，不敢进行大投资。美国期刊出版公司在利用社交媒体、OA出版等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要结合自身实际吸收借鉴，为我所用。第三，赢利模式。我国传统期刊出版单位正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和媒体融合，例如设立微信公众账号、开发电子期刊、建立读者数据库等，但是在新媒体新业务方面投入大、收益小，找不到有效的赢利模式，难以可持续发展。第四，技术人才。传统期刊出版单位做数字化传播平台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难以与科技公司相竞争。相比技术公司和新媒体公司，传统期刊出版单位的技术人员薪水偏低，也缺乏股权、期权等激励措施，期刊单位很难招聘到或留住高端技术人才。第五，体制机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期刊普遍采用现代化运作、集团化发展的模式，我国期刊“小散弱”问题突出，全国10084种期刊分布在6000多家期刊出版单位，期刊出版单位中有超过60%的单位是非法人编辑部，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缺乏法人治理结构，没有财务、人事、经营的自主权。一些事业单位也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三、借鉴美国经验，推动我国加快期刊融合发展

对比中美媒体融合的探索，个人认为结合我国的实际，有条件的期刊出版单位可从以下方面借鉴推动媒体融合和产业创新。

1.明确移动优先战略，创新移动新闻产品。我国纸质期刊与美国出版传媒企业都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数字化转型也仍然处在探索和实验中，我们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总局正与相关部门联合起草学术期刊繁荣发展意见，并积极推动期刊数字化集约化试点工作。在科技期刊方面，要依托科技期刊主管单位，遴选一批办刊规模较大、数字基础较好的出版企业和期刊集群，加大网络学术期刊和OA期刊资源供给，创新政策资金扶持方式，重点打造一批开放获取出版平台。鼓励实力的期刊单位以参股或购买等形式介入科技类公司，带动期刊加速转型。

2.加强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创业创新。美国新闻出版企业迫于市场压力，积极进行变革，另外有众多的技术类、咨询类公司为媒体转型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媒体进行创新。我国期刊出版单位也愿意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出版传媒企业的活力。目前需要根据党的精神，深化出版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3.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美国康泰纳仕公司、赫斯特公司、威利公司等新闻出版巨头均很关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愿意与中国的出版传媒企业进行深度合作，目前，中国英文科技期刊纷纷与国际科技出版集团开展合作；另一方面，西方国际出版机构直接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办新刊，西方出版商负责ISSN号申请、期刊生产，并在其数字化平台上以开放获取方式出版全文，中国科学家负责组建编辑部，担任编、编委，负责约稿、稿件接收、同行评议等事宜。我国期刊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加强对外交流合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期刊繁荣发展。

4.培育品牌媒体，加强期刊集团化、集群化建设。美国赫斯特杂志集团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15家日报，300多本刊物，此外还开办电视台、有线电视网络、电子商务、房地产等业务。这种利用成熟品牌集群化发展模式值得中国期刊界借鉴。目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在制定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将与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并选择一批有基础的期刊出版单位开展集约化、数字化试点，通过典型先试、以点带面，逐步改变我国期刊“小散弱”等问题。

5.利用社交媒体和平台，巧妙传播主流声音。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开发的视频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浏览量只有35.4万，但是将内容上传到社交媒体Face-book浏览量高达2800万，有240万人在朋友圈中分享了此视频。这对我国期刊出版单位很有借鉴意义。我国的时尚类、时政类期刊要顺应受众从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趋势，进一步探索与各类社交的合作共赢，传播主流文化、主流价值、主流声音。学术类期刊要进一步推动传播手段建设和传播渠道创新，在借助国外出版平台的同时，加快建立我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级数字化传播平台，提高优质内容的网络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我国科技和文化创新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