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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对河南文化生态的影响
河南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进行的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影响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哲学、宗教、民俗、戏曲、建筑等的总称。
(一)优越的自然环境提供了文化产生的肥沃土壤优越的环境、丰富的物产促使了经济的发展。伏牛山、太行山、桐柏山、大别山抵御了来自北、西、南的季风;黄河、海河、淮河、长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久经黄河冲刷淤积形成的千里沃野;丰富的物种资源为河南创造出一个非常易于人类生活的场所。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以及上古帝王尧、舜、禹都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自夏、商、东周以来,一直到宋,河南都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因此也才有“问鼎中原”的说法。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长河中,先后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在河南建都或迁都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0年之久。经济的繁荣也促使了文化的繁荣。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305篇,其中反映当时河南地域特有政治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是就有85篇。其中《周南》11篇、《邺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陈风》10篇、《商颂》5篇。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与世界四大古文字齐名。《道德经》虽只有五千言,却综罗百代,广博精微,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现有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典籍已有一千多种。河南产生出了老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贾谊、张衡、杜甫、白居易、程颐、程颢、岳飞等无数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
(二)特定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河南曲艺的艺术风格目前文化生态学在研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时,通常只是关注地理位置、气象条件、水源条件、物种资源等几方面,而忽视自然景观对文化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的创造,其中包含着很重要的审美因素。……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创造中,美丽景观的影响是绝不能忽视的”。[2]85因此,本文认为不仅气候、地形、水源会影响文化,美丽的自然景观也会引起人们心灵的悸动,由此而形成相应的文化。苗族的山歌、陕西的信天游、蒙古的马背文化、藏族雪域高原文化如果离开了各自的自然环境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方,因此河南文化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北方人的特点:热情、直爽、豪放、质朴,河南曲艺类作品更是体现了这一特征:豫剧“根植中原、昂扬勃发的恢宏气势,不土不洋、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高亢激越、简洁明快的唱腔曲调,古今兼具、大小咸宜的表演风格,幽默狡黠、乐观向上的语言情趣,不艰不涩、易传易懂的中州韵音,质朴无华、豁达宽厚的文化风貌、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大众格局等”[3]602、“河南曲子戏的美学风貌和本质特征无一不是带着强烈的农民意识,宣叙着广大农民的喜怒哀乐及爱憎观念;她是通俗的,浅近的,素朴的,但也是明朗的,清新的,大众的”[3]614。黄河号子也正是我们的先民在与洪水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音乐形式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紧凑,高亢嘹亮,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三)重要的交通位置促进了河南文化的交流传播河南地理位置优越,古时即为驿道、漕运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之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南成为中国东南部与西北部地区的结合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只有掌控了中原地区,才可以辐射周边,成为真正的霸主。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又与汉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远古时代,河南“分为多个酋邦、方国、封国,加之族群的影响,河南地区西、北、东、南、中五个区域相应分为河洛文化区、河内文化区、黄淮文化区、楚文化区和天中文化区。这些子文化区域间的交流、竞争,从内部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4]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被中原文化所吸收,如管理畜牧业的技能在中原地区有广泛传播。唐朝时期,洛阳人口超过百万,四方纳贡,八方来朝,西北少数民族和中亚、朝鲜、日本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民族文化融汇交合。通过丝绸之路,洛阳还与欧洲、非洲等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北宋时期,北宋与辽、金、夏并存,许多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开封定居。元末时,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河南地区长期是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各个地区及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都汇集中原,并将河南文化传播至各地。“人口频繁的大量流动、不仅促成了不同人群、不同民族的融合,也引发了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会,尤其是不同区域人民不同的观念、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融会,和平共处,为中原文化不断注入新的特质,使中原文化保持多元共存的状态”。[5]
(四)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导致文化的消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河南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2012年河南省环境状况公报》指出:河南四大水域中,仅有长江流域的水质为良好,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全省废气排放量35006.34亿立方米,废水排放量40.37亿吨,郑州、开封、兰考、新蔡、鹿邑5个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空气污染、酸雨等污染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极大的危害。一方面,自然事物为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另一方面,自然事物为文化提供了创作对象。自然景观的改变使得人们审美情趣降低,平淡的自然景观无法激起人们的创作欲望,加上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的聚集、工作压力的增大、生活的快节奏化都使得文化的创作与发展处在不利的状态。水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漯河境内的沙河,发源于鲁山县西部木札岭石人山下,流经鲁山、宝丰、平顶山、叶县、襄城、郾城、漯河、西华、商水、与川汇区南入颍河。沙河与漯河市内的另一条河流“澧河”并流东区,被人们称为漯河的母亲河。历史上沙河漯河港曾经是河南省内河航运的第一大港,号称“千年水岸码头”,曾经为中原地区的工农业和商贸物流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明清以来直至解放初期,沙河航运十分兴旺,为豫西、豫东水上交通枢纽。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漯河成为远近闻名的“水岸码头”,从1954年开始,漯河港年货运量超过42万吨,占沙河水系的87%,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河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发展,加上1960年舞阳马湾建成的拦河闸和1974年周口建成的拦河闸,致使曾经辉煌两千年的漯河航运就此断航,多数船民弃船改业。曾经回响在沙河两岸的“沙河船工号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水源的枯竭还导致以前建立在河神、海神基础上的祭祀等活动大大减少,也导致一些建立在水生活基础上的文化活动的衰败,如渔歌、赛船等消失。
二、文化生态视角下河南文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改善河南文化存在、发展的环境氛围改善乡村文化环境,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包括城乡文化发展规划一体化、文化设施建设一体化、文化市场推进一体化、文化成果享有一体化。加大农村文化事业投资力度,建立对农村文化援助机制,重点支持乡镇、农村文化站、图书馆的建设,加大对农村文化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农村文化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组织乡村特色文艺会演,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弘扬农村文化特色,彻底改善农村文化环境。构建法治环境,优化市场秩序。制定保护文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文化立法,使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督力度,做到有法必依,加强对文化犯罪的打击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市场应充分发挥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尊重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主体地位,调动文化企业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政府应承担起监护人的作用,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法规、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培育,规范文化活动,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文化消费带动文化生产、文化创新,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热点,促进文化旅游业迅速发展,形成健康、统一、竞争的文化市场体系。
1随机振动分析的基本原理
机翼结构系统振动试验中受多个非平稳随机激励的作用,其试验环境及主要条件保持不变,认为过程是线性、平稳和各态历经的随机过程。其运动方程表述为通过频响函数计算得到随机激励振动的统计特性,通过频率响应分析得到结构的频响函数H(ω),然后求出响应的功率谱密度。
2机翼结构随机振动分析
本文的随机振动分析是一种采用功率谱密度作为输入的谱分析,分析确定频域响应特征值。以风压激励谱作为输入,从而得到结构的位移响应模态数据,作为后续损伤检测分析的基础。
2.1定义材料特性和单元属性本文机翼模型的基体为E-51(618)环氧树脂+酐固化剂,增强体为PAN(polyacrylonitrile)基碳纤维,材料参数分别为σ=2800MPa,E=200GPa,ρ=1.76g/cm3,d=6μm~8μm。
2.2有限元模型及约束条件机翼模型(见图1)由上下表面蒙皮、翼肋、翼梁组成。对该模型整体采用shell63壳单元,确定单元尺寸为0.1,对该模型进行自适应网格划分。对机翼模型连接面施加位移全约束。
2.3模态分析用Ansys软件对机翼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提取前30阶模态。前六阶固有频率见表1。
2.4机翼结构的风载荷谱PSD分析机翼结构系统受到的随机振动激励为垂直作用于机翼表面蒙皮的表面风压激励,根据PSD分析能得到结构各点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响应。利用Fluent软件模拟速度为0.8马赫、攻角为4°的飞行环境,采集机翼受到的风压激励,通过FFT(FastFourierTransformation)变换得到机翼表面的风压功率谱密度。对机翼模型表面的所有节点施加垂直于表面的PSD谱,模拟机翼蒙皮在飞行环境中受到随时间变化的风压激励。用Ansys软件对机翼结构进行PSD分析,Ansys随机振动响应的计算模块中,能实现设置的PSD谱限制为10个,每个PSD谱的频率点限制为50。由此对所得到的PSD谱进行分级处理,分为10个不同等级;将机翼模型节点分为10个区域,分别对10个区域加载不同的PSD谱,从而使功率谱密度分析的激励设置接近真实飞行环境中模型所受到的激励,更好地模拟真实飞行环境中机翼结构的状态。机翼表面最大压力的功率谱密度曲线如图2所示。机翼模型在模态分析的基础上,由PSD分析得到计算结果,后文以节点的位移模态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一、海上执法的影响因素探讨
不同划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如可控因素既包括有形因素,也包括无形因素。实际上,海上执法的本质在于通过强制手段协调人类海洋活动之间以及人类海洋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据此,按照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划分影响因素,能较好地反映影响海上执法的不同方面;同时,鉴于海上执法以国家为单位开展,该划分方法也能够更好地保持国家之间的可比性。进一步来看,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可以将影响一国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各种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其中经济社会因素是指对海上执法活动开展拥有影响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条件,涉及一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特性、文化特性和科技特性等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是指能够影响到海上执法开展的天然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包括自然地理、自然资源等因素。上述的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反映国家海上执法活动所涉及的人文环境,范围广、内涵复杂,并且国家之间的差异难以衡量,如美国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差异;同时,一些经济社会因素本身的界定就较为模糊,如一国科技水平的高低常用定性方法来衡量,主观性较强。相比之下,自然因素作为影响海上执法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来刻画海上执法活动的自然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容易进行量化分析与比较。鉴于此,本文重点针对自然环境因素进行探讨(见表2)。由上表可知,影响国家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两大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空间区位和所处海域水文气象等,后者主要包括海岸线、海岛、管辖海域、海洋资源等。其中,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表面所处的具体位置及与其他国家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并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鉴于自然因素具有地域差别性,并且大都非人力所能控制,故此一国在开展海上执法活动时,必须充分考虑相关自然因素的影响,因地制宜,才能达到海上执法的目标效果。
二、海上执法的自然因素影响解析
如前所述,海上执法开展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受到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自然因素对于海上执法的具体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别针对各种因素进行细化分析,并探究其对海上执法的影响。
2.1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地理因素是指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地理因素主要包括空间区位、水文气象等。(1)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所处的具体位置以及同其他国家间的空间关系,可用其所跨经纬度范围、濒临海域、接壤国家等进行精确刻画。第一,不同经纬度范围对应不同的气候类型,如印度尼西亚位于东经96°~140°、南纬12°~7°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热带雨林气候;俄罗斯位于北纬40°~80°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与极地气候。经纬度不仅直接影响海上执法的开展,还通过影响其他涉海活动间接地影响海上执法。如俄罗斯气候寒冷,冬季漫长,不利于开展海上执法;但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也降低了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濒临海域类型可划分为濒临边缘海与濒临大洋两种。国家间的海洋权益纠纷主要集中于边缘海,如我国与日本在东海、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海的划界纠纷,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关于帝汶海海域划界纠纷等。相比之下,一侧邻近大洋的国家较少出现海洋权益纠纷,如日本的东向太平洋一侧。因此,濒临边缘海的国家,其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海向接壤国家是指与一国管辖海域边界相连的国家。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海向接壤国家间易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尤其是海域划界。全球大致存在376~400条潜在海域边界,已经确权的仅占1/3。①以南海为例,我国南海诸岛周边主要国家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各国在南海海域权益纠葛复杂,在进行海上执法时,相关事件极易升级为国际外交事件,甚至带来区域和全球海洋格局的变化,需要格外审慎。因此,海向接壤国家数量多的国家,其海上执法国际性和复杂性较高。总的来说,空间区位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管辖海域的气候类型,气候温和的海域涉海活动比较容易,海上违法活动的发案率较高,海上执法任务较为繁重,要求海上执法队伍具备较大的规模;气候恶劣的海域违法活动相对较少,但海上执法活动的难度较大,对海上执法装备性能与执法人员素质的要求较高。另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濒临海域的类型与海向接壤国家的数量,濒临边缘海或海向接壤国家多,较易与邻国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对海上执法队伍的维权执法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有一支更强有力的海上执法队伍。(2)水文气象水文气象是指国家所处海域相关的水文和气象状况,包括海域水温、海况、海洋灾害等因素。第一,海域水温主要指海洋表层温度。部分涉海产业对海域水温要求较高,如近海旅游、渔业生产等。海域温度过低的国家涉海活动相对较少,如加拿大北部濒临北冰洋,常年水温在8℃以下,冰期在270天以上,严重影响海上旅游、渔业生产、航运等涉海活动的开展,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海况是指风力作用下的海面外貌特征,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海况对船舶安全航行、飞机巡逻侦察等影响较大,海况差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并易引发海难,加大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况差的海域涉海活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三,海洋灾害包括强对流天气、海雾、风暴潮、海冰、赤潮等。一方面,海洋灾害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如在强对流天气下,海上巡航的危险性会大大提升,进而提高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海洋灾害对涉海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海雾、海冰极易造成海难事故,赤潮会导致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给海洋渔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从侧面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一般而言,水文气象不佳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少,但海上执法的危险性较高,不仅对海上执法装备提出较高的要求,并且要求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良好的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技能;水文气象条件好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相对较高,通常需要配备较多的快艇、直升机等,以提高海上执法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实现对海上违法活动的有效管控。
2.2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并且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资源因素主要包括海岸、海域、海岛、海洋资源等。(1)海岸及海岸线海岸是指邻接海洋边缘的陆地,是海洋和陆地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地带,按照构成物质划分为不同类型;海岸线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交界线,包括海岛海岸线与大陆海岸线,可用其形态和分布情况进行精确刻画。第一,按照海岸的构成物质,可划分为基岩海岸、平原海岸和生物海岸三种。生物海岸主要指珊瑚礁海岸和红树林海岸,涉海活动较为单一,海上执法以环境保护为主,专业性较强;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涉海活动较多,包括海上旅游、渔业、航运等,海上执法需兼顾各方,综合性较强。第二,海岸线形态主要包括海岸线的总长度和曲折程度。一方面,海岸线长的国家通常管辖海域面积较大,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岸线曲折的国家,海湾、海岛数量越多,近海深度越浅,适宜走私、偷渡、海盗等犯罪行为的开展,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等国,海岸线曲折、海岛及海湾众多,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一国海岸线的分布情况可分为连续分布、间断分布两种,连续分布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间断分布如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一般来说,海岸线连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布较为紧密,易于集结机动,能够有效应对大型突发事件;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如美国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于东海岸和西海岸,不易进行集结,海上执法的灵活性受限。通常情况下,生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环保专业素养,并相应配备专业化的环保设备;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则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海岸线长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相关执法装备(船舶、飞机)应具备较好的续航能力,以实现全覆盖;海岸线曲折程度高的国家,应配备较多的快艇与直升机,保证海上执法具备较高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以有效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应建立完善的高层协调机制,以克服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不易集结的缺点。(2)管辖海域一国管辖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部分国际海底区域等,不同区域的国家权利不同,从领海基线向外依次是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见图1)。第一,国家在本国管辖海域内享有管控违法行为、开发相关资源等诸多权利(见表3),因此各国均十分重视对本国管辖海域的划界。如韩国和日本在1996年领海及毗连区法公布后,均主张更宽泛的基线制度,以扩大本国管辖海域面积,攫取更多的海洋利益。就海上执法而言,管辖海域面积大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较为困难,提高了海上执法难度。第二,由于一国在不同海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不同,海上执法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由上表可知,从领海到专属经济区,国家海上执法职能逐渐趋于专业化。换言之,领海和毗连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综合性较强,如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国家;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专业性和国际性较强,如日本和新西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管辖海域较大的国家,应兼顾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海上执法队伍不仅要配备续航能力高的大型舰艇与固定翼飞机,也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快艇与直升机;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应注重对执法队伍海洋维权能力的培养,建立完善的定期维权巡航制度,以使本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3)海岛海岛是指四面环水、高潮时高于水面的陆地区域,其数量、到陆岸距离和空间分布形态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岛数量影响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的范围。海岛作为海上活动的重要载体,本身就是海上执法的主要目标区域之一。同时,海岛直接影响一国管辖海域的面积,部分近岸海岛作为领海基点,是计算一国管辖海域的起始点;边远海岛周围12海里属于一国领海,并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因此,海岛数量多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第二,按照海岛到陆岸的距离,可划分为近岸海岛与边远海岛两种。一般来说,近岸海岛的开发管理较为完善,相关执法活动较易开展;边远海岛由于离陆岸较远,对执法船舶的续航能力与抗风浪能力要求较高,不易实现常规化监管,如我国南海诸岛远离陆岸,最南的曾母暗沙到海南岛直线距离1600千米,很难实现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海上执法难度增大。第三,海岛的空间分布形态可分为集中分布与离散分布两种。集中连片分布的海岛较易实现统一管理,降低海上执法的难度;零星离散分布的海岛涉及海域广阔,如马来群岛有大小岛屿两万多个,涉及海域东西宽4500千米,南北长3500千米,如此广阔的分布范围提高了相关国家海上执法的难度,且易诱发海上非法行为,加大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简言之,海岛数量多、离陆较远、分布离散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在保证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的同时,应注重对边远岛礁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针对性地为海上执法队伍配备监控设备和携带轻型武器的直升机、中小型无人机,以实现对边远海岛周边大面积海域的有效监控。(4)海洋资源海洋资源是指形成和存在于海水、海洋中的资源,主要包括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化学资源和空间资源等,其蕴藏量、分布形态及地点和流动性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海洋资源是各国海上执法机构监管和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大的国家,通常海上执法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海洋资源丰富的海域承载力较高,涉海活动较多,提升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秘鲁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非法捕捞活动频繁,秘鲁海岸警卫队与国家警察局长期合作,征募人手监视并鼓励非法捕捞线报,以便海岸警卫队抓捕非法人员。第二,海洋资源的分布形态与地点对海上执法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海洋资源集中于同一海域的国家较易实现对相关资源的全面保护和监管,如英国虽然管辖海域面积广阔,但其海洋油气资源主要在北海,降低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分布于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易受到邻近国家的觊觎,引起海洋权益纠纷,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在南海,中国主张管辖海域的油气资源被掠夺,就属于这种现象。第三,部分海洋资源具有流动性,较难实现监管与保护。一方面,海洋渔业资源的流动性,使得某些渔业资源成为几个国家的共有资源,因此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往往要进行国际间和区域间合作,海上执法的国际性特征突出;另一方面,海洋流动性资源的开发也易引起相邻国家间的冲突,如日韩渔业冲突,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先后有328艘日本渔船、3929名日本渔民被韩扣留,44人丧生,而2000年以来日本也扣押了150余艘韩国渔船。大体上,海洋资源蕴藏量较大或分布分散的国家,为实现对特定资源的有效保护与监管,不仅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执法队伍,并且需要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对于海洋资源密布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应在定期维权巡航中给予重点关照;流动性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海上执法的机动性与灵活性要求较高,并且需要根据相关资源的流动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海上巡航。
三、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分析
各种自然因素构成海上执法开展的基础背景,并对海上执法产生了复杂影响,进而对海上执法力量建设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应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以达到对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客观映射甚至再现。
1低温环境类型划分
世界各地的自然低温环境千差万别,主要是由于各地所处的纬度不同,以及受到不同气压带、风带的影响。各国气候区划分标准不同,低温环境类型划分存在一定差异。MIL-STD-810G[7]中将自然环境低温分为微冷(C0,-6~-19℃)、基本冷(C1,-21~-31℃)、冷(C2,-37~-46℃)和极冷(C3,-51℃)等4种类型。其划分依据是温度出现的频度,比如在北极最冷区域最冷当月温度低于-51℃的时数所占比例不会高于20%,而此地历史记录最低温度达到-68℃。DEFSTAN00-35[8]将自然环境低温分为微寒(C0)、中寒(Cl)、寒(C2)、严寒(C3)和极寒(C4)等5种类型,基中C0~C3划分与MIL-STD-810G中一致,C4温度值为-57℃。因为在极寒条件下,最寒冷季节的夜晚都很长,温度在24h内基本保持不变,故C3类和C4类温度为恒定温度值。
2我国低温环境类型
2.1我国气候类型GB/T4797《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中根据我国197个台站1961—1980年的气象数据统计结果,以温度和湿度为要素,利用日平均值划分法、年极值划分法、绝对极值划分法把我国分为寒冷、寒温Ⅰ、寒温Ⅱ、暖温、干热、亚湿热、湿热等7个气候带,见表2。GB/T4797中存在低温条件(年极值低温≤-5℃)的区域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80%以上。
2.2我国低温环境类型划分为了较全面地了解我国的低温环境,对不同地区的低温数据进行了统计,其中低温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中心连续多年的温度数据,包括我国北方及高原地区共计125个气象站点数据。站点分布在黑、吉、辽、内蒙古、京、津、冀、晋、陕、甘、宁、新、青和藏等14个省/直辖市,见表3。文中的低温环境气象站点个数远多于GB/T4797中的站点个数,站点在我国低温环境分布的区域更广。温度数据是在地面以上1.25~2m高度气象观测箱内,标准通风和辐射屏蔽条件下测量的环境空气温度。参照MIL-STD-810G和DEFSTAN00-35,结合我国低温环境以及现有气象数据实际情况,文中将我国低温环境划分为6种类型,见表4。
2.3我国极端最低气温我国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最北的黑龙江省漠河气象站,l969年2月13日测得我国现有气象资料中的最低气温记录为-52.3℃,当天的日平均气温为-43.9℃,也是全国之最。在这之前的最低气温出现在新疆富蕴。l960年1月21日富蕴气象站测得-51.5℃的全国极端最低气温,当天的平均气温是-43.8℃,仅次于漠河的记录。
3我国低温环境数据统计分析
3.1低温环境类型统计将125个气象站点年极端最低气温进行分段统计,结果见表5。对各气象站点极低气温在总站点数中出现的频度及累积频度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各站点极低温在-30℃附近出现最多,低于-40℃的站点数只占总数的3.2%,低于-33℃的站点数占总数的20%。
1无遮挡条件下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与自然环境温度间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大多数混凝土结构直接暴露于自然环境的太阳照射下,其与外界间热量交换主要依靠对流换热和辐射,故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有别于有遮挡或背阴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混凝土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考虑日照的导热边界条件可用式(21)表示。联立方程式(13),(21),(22)和(23)可知,当获取现场地理和太阳日总辐射量等信息后,即可建立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与自然环境温度作用模型间的联系,如式(25)所示。从式(21)还可看出,若无辐射传热(即R=0)则其转化为式(18).这表明若利用所求解的混凝土热扩散系数α值(式(16)和(17))、混凝土表面温度梯度(即式(19))和温度(即式(8))及其自然环境温度等参数,则可推导出混凝土与自然环境间的实时表面换热系数β值.该法克服了传统求解表面换热系数的不足(如多基于稳态传导,试样与现场实况误差大等),能用于实时求解自然环境与混凝土间的表面换热系数,这为研究现场自然环境和人工模拟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从上述推导亦可知,若利用式(16),(19),(21)和(22)及其测定的混凝土与自然环境温度等参数,则可反推导出太阳实时总辐射热量,这为获取现场实时太阳总辐射热量提供了求解方法.
2试验
2.1试验原料、混凝土配制及试验仪器试验所用的主要原料为P•O42.5级硅酸盐水泥(湖南长沙平塘水泥厂),聚羧酸系列高效减水剂(湖南长沙黄腾外加剂厂),I级粉煤灰(湖南湘潭电厂),S95级矿粉(湖南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长沙本地产河砂(细度模数约为2.9),连续级配粒径5~20mm石灰岩碎石,长沙本地自来水.配制C30级混凝土所用原料配比(质量比)为水泥∶矿粉∶粉煤灰∶砂∶石∶水∶减水剂为290∶50∶60∶730∶1050∶164∶4.2.所采用的温度测定仪为湖南省长沙市三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SHT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前应对其精度进行校正,其精度为±0.1℃,扫描响应时间为5s,漂移量小于0.4℃/yr,可实时测定温度值.
2.2试样制作与试验过程按照JTGE30—2005《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和T0553—2005《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方法》的力学性能试验要求安排实验;浇筑尺寸为150mm×150mm×150mm立方体试样,成型24h后脱模,放入标准养护池中养护;28d的实测抗压强度约为34MPa.采用钻芯机从试样侧面取芯,制成直径为100mm±1mm,高度为150mm±1mm的圆柱体;然后,利用钻机钻取距表面不同厚度(35mm和50mm)的孔,相应孔径约为10mm±1mm,将温度传感器置入孔中并用相同级配的混凝土砂浆密封;养护一定程度后,将所制备的含传感器的试样置于杜瓦瓶中(其端面与杜瓦瓶口平齐),并采用相同级配的混凝土浇筑成型和养护;根据测试要求,将试样长时间(不少于3个月)置于所测自然环境中,以使得混凝土内各处温湿度基本一致.图1为用于测定一维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的试件简图。图2为相应的实物图.测试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的过程中,将试样置于四周空旷且距地高度约为1.5m的百叶箱中,传感器一端连接测定仪,记录不同时刻环境温度值和混凝土内不同深度温度响应值;自然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亦采用温度传感器测定,其探头直接悬挂于百叶箱中间;与之相比,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测定过程中,试样置于相同场地距地高度约为1.5m钢筋架上.
3分析与讨论
3.1有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为了更好地研究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本文以长沙地区2011年8月16至18日为例研究了有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的混凝土内不同深度处温度的变化特征,并对17日的实测结果进行了拟合,相应的测试结果及其部分拟合曲线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其波动周期约为24h,利用所建立的正弦(余弦)函数模型拟合实测结果可大致描述温度波动规律.这表明上述所推导理论模型是合理的.至于部分区域出现拟合曲线与实测结果偏离是因昼夜时间长短不等使得升温和降温波动周期不相等造成的,将另文详细阐释.自然环境温度与混凝土内温度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波动曲线相对光滑、数据离散性小、温度波动滞后和幅值衰减等方面,这是因混凝土的热传导系数、密度及其比热容等赋予混凝土较大的热阻———起延滞和消弱作用造成的.从图3可知,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主要受环境变化、混凝土传热系数和表面换热系数影响.利用实测数据的温度波动幅值,结合式(16)可求出混凝土内的热扩散系数约为3×10-3m2/h;实测混凝土的密度约为2300kg/m3,若取其比热容为920J/(kg•K),利用实测数据和式(18),则可求得实测现场混凝土表面与空气间的表面换热系数(对流换热)约为20.5W/(m2•K);将计算参数代入本文建立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可求出35mm和50mm处的相位滞后分别约为0.44和0.54,其与图3中的拟合曲线的相位差基本吻合,这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
3.2无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大多数混凝土结构工程多暴露于太阳直接照射下,为了研究有/无遮挡对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本文以长沙地区2011年8月19日为例研究了无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与混凝土内不同深度处温度的变化特征.长沙地区测量现场约处于北纬28.2°,日出时间约为6时,日落时间约为19时,8月19日天气状况与16~18日基本相同,相应的日辐射小时最大值约为1.73MJ/(m2•h).鉴于此,该处仅对太阳照射期间(即6~19时)温度变化规律进行探讨,相应的实测温度值及其拟合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4中可以看出,被太阳直接照射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明显有别于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主要表现在温度响应的波动幅值增加、温度变化率大、最高温度值增加及其时间提前等方面.本试验所拟合的曲线是基于太阳照射期间温度值,从图4中可以看出分别基于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和自然环境温度所推导出的等效环境温度理论拟合基本一致,部分区域略有差异是因参数取值等造成的,这表明上述理论推导所提出的环境等效温度可以用于描述相应日照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混凝土内温度随太阳升起而快速增高,随日落急速降低,于13时左右混凝土内(35mm)的温度出现极大值;而自然环境温度于14.5时左右达到最大值,其随日落而缓慢降低;无太阳照射期间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与有遮挡条件下的响应规律相似.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获得的热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能量———部分辐射能转化为混凝土内能以提高自身温度,另一部分以红外线形式散射入环境中.混凝土温度极大值是在其接受太阳辐射能和自身散射失掉的能量达到平衡后出现的———若混凝土获取的辐射能量大于散射失掉能量,则多余的能量将转化为混凝土内能以升高混凝土温度;若散失能量大于混凝土通过辐射获取的能量,则混凝土温度会逐渐降低;故混凝土表层温度达到最大值会出现在混凝土获取的辐射能与散失掉的能量达到平衡时刻.环境温度升高主要是通过吸收混凝土散射能量(红外线)而到达的,混凝土向大气散失能量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此即为相应的滞后时间.因而,自然环境温度出现极大值滞后于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出现温度极大值时刻.产生这两者差异是由于有/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与外界环境之间热能传输方式不同造成的.在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与环境间传热主要以表面对流换热为主;而太阳照射条件下,两者间换热方式由辐射和对流换热主导.辐射至混凝土表面的热能大量传导入混凝土内,从而使得混凝土温度快速升高,部分能量以对流换热和辐射方式传递给空气.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太阳照射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值远远大于自然环境温度,理论计算混凝土表层温度可超过50℃,这表明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受其获取能量的方式影响显著,自然环境温度变化规律能否直接等效于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应视混凝土所处自然环境条件而定,这为人工室内模拟试验温度参数选取提供了依据.
一、远古陆地自然环境
宜昌地区从古海洋演变成为陆地之后,生态环境渐趋稳定,气候逐渐变得适宜,各种动植物生长繁茂。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阳发现了鬃狗、猪、豪猪、水牛、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大熊猫、狨、獾、虎、竹鼠、古豺等,多达40余种。在1985年于巫山地区发现了4000多件古脊椎动物化石遗骸,这些古脊椎动物含24科、74属、116种,其中有爬行动物、鸟类、哺乳类,另有10多个步行巨猿牙齿;1986年,枝城九道河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哺乳动物十种,分属5个目,有豪猪、中国黑熊、鬛狗、东方剑齿象、巨貘、犀、野猪、水鹿、牛。
1993至1995年在清江长阳缝鱼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12至9万年前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多达5000余件;其中动物种类达30余种,包括软体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等,以哺乳动物化石最多;如大熊猫、剑齿象、中国犀、中国貘、猪獾、鹿、麝和苏门羚等就达20余种。考古发现宜昌地区存在的动物中,既有草食动物也有肉食动物;既有陆生的也有水生的。这说明当时宜昌地区拥有大片竹林、开阔的林边灌丛、湖泊、河流和草原等,证明当时宜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的。不仅为古人类的出现提供了自然环境,也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通过考古者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可以进一步的说明。
二、石器时代宜昌的自然环境
有关石器时代宜昌的自然环境,目前主要从考古工作者的发现来推测当时的自然环境,构建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宜昌存在着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如秭归的孙家洞和玉虚洞等。从这些遗址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的有关当时人类生存环境的信息。如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阳县渔峡口镇龙池村伴峡榨洞旧石器遗址,发现距今2.7万年的哺乳类动物化石遗骸。在宜昌秭归县朝天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鱼骨、骨器等,同样在秭归柳林溪遗址也有大量的鱼骨、骨器存在。从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位置来看,海拔基本处在200至1000米不等的位置。这说明古人类生活的区域地形有平原、丘陵和山地。大量的动物骨器、遗骸化石,则说明了古人类依靠狩猎野生动物来生存,而且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宜昌地区拥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从遗址中发现的鱼骨则又可以说明,古人类的遗址是离河流不远的区域,河流为古人类提供了水源和鱼类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宜昌地区的自然环境可谓真是沧海桑田。自然环境的变化为宜昌地区古人类的出现和生存繁衍总体上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史前时代的人类同样也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而不断的变迁着生存方式。古人类在山坡、洞穴、平原、河流间不断迁徙、不断改变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迁。总之,宜昌在史前时代的漫长时期中,虽经历了巨变,但终究成为了一个适宜于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区域。
作者:谭玉龙单位:中共宜昌市委党校
一、藏族饮食器具的产生是应对自然环境的产物
早期的藏族饮食器具有碗、盆、桶、罐、壶等种类,以饮具为例,论述其是如何应对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而出现及生存的。藏族的饮品有酒和茶,藏族人民极爱喝茶,尤其是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是藏族结合自身自然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产物。藏族素不产茶,当茶引进之后,与当地的酥油结合,在应对高寒、缺氧气候的同时改善油腻、粗糙的饮食结构。酥油茶极富营养,酥油脂肪含量高,能产生大量热量以御寒。而茶叶中富含茶碱、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健胃生津,消食解腻的作用,正适合高原以肉奶等高脂肪、高动物蛋白为主要食物的民族改善饮食结构的需要。藏族人民对茶至爱至嗜,茶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生活与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的饮具,包含制作饮料的工具、盛装饮料的容器及食用饮料的器具。酥油桶和木碗及各式各样的茶壶是藏族人民必备的日用器具。随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饮具无论在造型、材料还是装饰上都有很大提高,种类丰富、造型精美,独具民族个性。藏族饮食器具在应对自然环境而生的过程中,呈现出本真的特性。首先,作为饮食器具,实用性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和属性。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人们最初的需求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让生活继续下去,因此,这些器具必须得能用,解决人们生活中某一或某些问题而存在。其次,这些饮食器具最初的创作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他们遵从生活的本质,质朴无华。饮食器具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制作而产生,人们使用简单易取的材料,结合精心灵巧的制作,设计简单、实用,没有一点多余之物的器具满足生活的需要。藏族饮食器具,朴实无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穷”的产物,但在物质贫瘠背后却有着人间最深厚、最宝贵、出自心田的情和意。
二、藏族饮食器具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
相比其它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面对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艰苦,但勤劳勇敢的劳动者在争取生存与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寻找到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藏区地形复杂,差异明显,多民族融合,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功能多样,造型丰富的饮食器具。同时藏族饮食器具的制作过程,也是藏族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藏族饮食器具主要从其取材、形制到器具的使用方式三方面来适应藏族独特的自然因素。
1.就地取材
藏区交通不便,耕地较少,物质资源贫乏,因此,就地取材制造器具是藏族人们应对自然最基本的生存反应。藏族饮食器具的材质主要有木质、陶质、皮质和金属质地等,其中陶器类制品历史悠久,木质器具最具特色。木碗是藏族人非常喜爱的饮食用具,即可做食具也可做饮具。藏区地形崎岖,多游牧生活,木碗质地轻,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其木质纹理精美,色泽华丽,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美。同时,用木碗盛放茶酒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并且散热慢,使用不烫嘴。藏区地理环境多样,不同的区域盛产的材料不一样,造成器具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具有地域差异性。使用当地自然提供的材料制作器具满足当时当地人的生活需求,林芝和昌都地区属于林区,盛产木材,因此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木质器具,如木碗、木桶等。那曲等地草原广袤,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则制作饮食器具的原材料多是动物的皮或内脏等,如皮碗、皮盆、皮盘。而河谷地带的人们很早就掌握了陶的烧制方法,因此出现了造型丰富的陶杯、陶罐和陶壶。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金属质地的饮食器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不同区域的人们通过交流与学习,不同质地的饮食器具在各个地方开始出现并使用,这大大促进了饮食器具的发展。
2.丰富的形制
藏区生存条件复杂、艰苦,为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藏族人民制作各种各样的器具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使用。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器多用到一器专用,都体现了藏族人民结合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与饮食习惯进行造物的智慧。比如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仅近代金属酒具的器形类别就有三十多个,包括酒杯、酒壶、酿酒器、酒桶、温酒器等。藏族人民喜爱饮茶与喝酒,因此饮具在藏族不仅种类丰富,还自成系统。不仅有制茶、喝茶的器具,同时由于藏族气候高寒、常年低温,藏族人民喜欢热饮,因此家家户户还有茶炉及温酒器等。茶炉腹大口小,口沿有三个支点安放茶壶,茶炉的内部有火灰,不仅能保温茶酒,还可取暖用。藏族多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这些器具多是陶制等质地,笨重易碎,因此牧民多使用皮囊作为酒具,系于腰间,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同时同一种器具也会有不同的造型和大小来适应不同环境的需求,如木碗一般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型号,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其中一种为扣合木碗,上下由两个大小相同,碗口分别有内外切圈链接的钵状物组成,多为外出时携带,使用时一碗用于饮茶,一碗用于盛物,方便实用。
当代环境观念是在环境与资源的冲突中产生的。从历史来看,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始于今日,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众所周知,文明始于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当人类对自然界实施着改造时,某种意义上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就开始遭到了破坏,只是这种破坏对于强大的自然界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在局部地区,它的破坏,仍然引起了自然界的“抗议”与“报复”,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3](P383)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工业文明的后期,具体来说在20世纪加剧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就曾经就滴滴涕这一剧毒农药的使用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寂静的春天》。雷切尔之后,诸多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著作揭示了地球生态失衡的严重性。就这些年人们特别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来看,由于气温的上升,北极的冰融化加剧,海水上涨,已经导致北极熊、海豹、诸多海鸟栖息地急剧缩小,某些物种已经濒临灭绝,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示,更多危险还处于不可知的潜在状态。“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果敢而迅速地行动起来,大规模削减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不然,在下一个10年里,我们就将跨进无路回头的严峻险境!”人类当下生存的困境与危险,必然直接联系到环境,环境的问题必然追索到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人类对地球资源近乎疯狂的掠夺,问题又在哪里呢?只能是在人类的观念上。
工业社会,一种自文艺复兴生长出来的人文主义澎涨到了极端,它与文艺复兴旨在反对神本主义的人文精神完全不相融合,这种观念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人是地球上至高无上的主人,有权尽情掠取享受地球上的一切资源,二是认为这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可以供人类任意浪费挥霍。这种主张我们姑且名之为“极端的人本主义”。在极端的人本主义观念的指挥下,凭借高科技的威力,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趋于被打破,地球上诸多原本宜于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这个地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宜居了。为对抗工业文明的弊病,一种名之曰“深层生态主义”的声音出现了,这种声音的基本观点就是将人类文明看成是“地球这个行星的艾滋病毒”,将地球上的生态问题的严重出现归罪于人,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解决此问题的方式过于极端。怎么能将人类比喻为地球上的“艾滋病毒”呢?正如阿尔•戈尔所说的:“这种内在的比喻只会导向唯一的药方:从地球上消灭人。”这显然是荒谬的。
两种主义———“极端的人本主义”和“深层的生态主义”,均行不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所创造的文明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既不是“极端的人本主义”所标榜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主体,也不是“深层生态主义”所主张的“地球高于一切”,而是要恰当处理好人的利益与生态的利益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生态平衡,基于地球上生态平衡破坏的情况不同,可以分类处理:生态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调整文明建设思路,牺牲人的某些利益,坚决地让位于生态利益,力促生态恢复;生态状况良好的地方,要确定生态与文明共生战略,坚决防止生态破坏现象出现。生态文明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所谓共生,就是自然的向人生成和人的向自然生成。这个过程中,生态与人出现了可贵的互动:一方面,人的目的性(人的建设文明的意志)合乎了生态发展的规律,具有合规律性;另一方面,自然的规律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态平衡的规律)肯定了人的意志,具有合目的性。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是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由于有了生态与文明的相向互动,生态主义就不是自然的生态主义而成为了人文的生态主义,人文主义也就不再是社会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了生态的人文主义。生态与人文的这种统一的最高成就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主体是人,也只能是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让人生活得不好,更不是如深层生态主义中某些人所主张的让人去死①,而是让人类生活得更好。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人。与工业文明的人主体之不同在于生态文明主张的人主体是融入了生态利益的,或者说是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是人与生态的共生并共赢。生态文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生态公正的原则。生态公正不仅保证人的权利与价值,也保证着物的权利与价值。生态公正的基本原则有环境正义的原则。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提出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保证地球母亲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即作为规律的“真”与作为意志的“善”的互动:一方面是“真”向“善”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是“善”向“真”的依归。是“真”和“善”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成果就是“美”。
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美的创造的历史。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统一,在人类已往的文明中,并没有能够全部做到,或是部分地做到了,又部分地违背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新的文明,在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上,生态文明立足于人类全部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它在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上,完全能够达到人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基于美是真与美的统一,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可以创造人类从未创造过的美。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过去的文明从来没有过的原则———生态平衡的原则。不是生态,当然也不是人,而是生态平衡成为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生态平衡原则必然给人类的审美带来新的视界,新的标准,新的方式。生态文明的美既联系于生命的美、自然的美,又联系于文明的美、人的美,这是一种完全崭新的美。虽然这种美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很好的描述,但它确是在地球上露出了曙光。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以新的观点新的方式实现自然对人的两种基本价值:环境的价值和资源价值。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不是从此就不要从自然索取资源了,这项活动永远需要,只是这项活动不应是对环境价值的破坏,而应是环境价值的新实现;同样,环境保护不应成为消极的被动的保护,它应与自然资源的新的开发结合起来。这种新开发具体是什么,需要人去探求,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光辉灿烂。它是真的追寻,善的实现,还是美的创造。,这条道践没有尽头,魅力无穷!
在生态文明时代,不是“资源”而是“环境”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地球价值的认识主要为资源。地球上的一切,无不被看做是资源。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也许由于工业文明已为人类积聚了相当的财富,人们对财富的贪欲较之工业文明时代有所降低,由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人们的环境意识大为提升。基于环境问题的全人类利益一致性和生态问题的全球一体性,环境概念可能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与其将地球看做资源,意在开发,还不如将地球看做家园,意在珍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资源与环境两个概念早就存在,但从人类出现直到工业文明的后期,人们一直重视的是资源,而忽视环境。由于环境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所以,实际上,不是环境,而是资源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的总体性概念。然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不是"资源"而是"环境"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
地球的资源价值仍然在,但对人,不是最高价值,环境才是最高价值。在人们的观念中,“资源”不再是为统属“环境”的总体性概念,而是“环境”成了统属“资源”的总体性概念。在人们的实践中,所有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性活动,均需按程序先做环境评估,根据其对环境影响决定是否开发以及如何开发。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作为人类对地球价值的总体性概念,其价值非常丰富,择其要者,有生存价值、生活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精神价值中,有科学认识价值、道德启迪价值、历史信息记录价值和审美愉悦价值等。
(一)在环境的诸多价值中,生存价值是最为根本和最重要的,它关系着人能否生存。工业社会前,环境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比较好,人类感觉不到来自环境的生存威胁,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生态平衡的破坏,诸多生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也明显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人类的环境意识的觉醒突出体现在对于环境的生存价值的重视。相较于资源对人的价值,环境的生存价值无疑重要得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命都保不住,要财富何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理直气壮地说:“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或者说:“保住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
(二)在环境的诸多价值中,精神方面的价值如历史信息记录价值、审美价值等无可替代,而且不可计量,因此也就无法拿来与资源做比较。从本质来看,资源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可以折换成金钱来衡量的,而环境则是人文概念,它是不可以折换成金钱来估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山银山有价,绿水青山无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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