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范文

一、摩擦不断，中美贸易往来不减反增

（一）贸易摩擦是中国崛起的伴生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仅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4%，几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取代稳坐60多年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交椅的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而且在国际经济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5年之后，两国的地位就互换了，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美国的数字减少至76个。2014年前9个月，中国对海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2%。投资分布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美洲到欧洲。2014年全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将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入。中国将在国外拥有大量股本，成为美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因此，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国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华实行贸易救济调查等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美国已经15次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是该组织其他成员起诉中国次数的两倍还多。在2014年年初仅44天中，美国平均每4天发起一场对华的贸易调查或争端。

（二）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依赖加深中国在过去35年能实现令世界瞩目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美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5590亿美元。在21世纪以来的13年中，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也不减反增，中国已经连续10余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仍增长迅速，这为其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对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国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将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但是，按人均计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数据，假设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年均增长速度是6%，美国是3%，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52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1/4左右。虽然受经济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仍居世界强势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软实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无以伦比。

（二）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呈常态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上地位的不断强大，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从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战略考虑，都将在各个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将只会增而不会减，而且必将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发展，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等都曾有过贸易摩擦的经历。

（三）与中国合作是解决美国经济脆弱问题的出路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美国一直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严冬，失业率一直高企，正处于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走向停滞和通缩。奥巴马政府为复苏美国经济，提出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产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2年增长10.15%，美国对欧盟出口比2012年减少1.22%。“中国需求”能为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实现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需要美国大量的服务产品、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220.2亿美元，增长10.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6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404.3亿美元，增长3.5%，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4%，提升0.7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英特尔、百胜餐饮集团等37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约1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始终稳居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持有美国国债约1.3万亿美元。中国是支持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处理贸易摩擦，促进中美贸易持续发展

一、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来源说明

1．引力模型的构建在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中，庄丽娟、姜元武和刘娜（2007）在分析影响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因素时考虑了人均GDP、距离以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将引力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鉴于此，本文也构建了引力模型扩展式，将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经济规模和碳排放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引力模型中，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其中，lnEXPijt表示国家i对国家j在第t时期的农产品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α1为常数项，βn（n=1,2…6）表示未知的回归参数；εij随机误差项假设等于0；lnGDPit和lnGDP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lnSAG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值；ln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的自然对数值；SGM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lnCit则表示国家i在t时期的碳排放量的对数值。

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1.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模型1———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2———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3———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通过检验排除存在单位根和异方差，实证结果见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0.97，能较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化，D-W检验的结果都非常接近2，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2．模型结果分析模型1结果分析：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因素中，美国GDP的影响是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进口需求，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值和经济规模差距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目前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带来负面效应。其次是中国的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的影响都是正效应的，而且中国碳排放的正效应要大于美国，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无限制的进行碳排放，因为碳排放污染空气、土壤和水质，当农作物的生长条件遭到破坏时，农产品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近些年来美国对农产品进口的严格要求势必会影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即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会产生负效应，在长期，这种负效应将会体现出来，导致中国出口额下降，从而造成贸易逆差的扩大。模型2结果分析：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最大的因素是两国的人均收入的差值，这说明资源禀赋的差异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较大，且表现为正面效应。美国GDP的增加也会促进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两国的碳排放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是正的，但是中国碳排放的正效应较大，这表明中国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对美国出口更加有利，以至于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模型3结果分析：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影响较大的因素是美国GDP，美国GDP对中美贸易总额的影响体现为正面效应，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值和经济规模的差异的扩大对中美贸易产生了负面效应。碳排放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体现为正面效应，促进了出口，但是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四、结论和建议从本文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碳排放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体现为正面效应，但是中国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碳排放的增加会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美国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中国农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需求，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有利的，提高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关键在于提高中国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农产品质量；第三，资源禀赋和经济规模的差异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但是有利于美国农产品出口，从而会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因此，中国如何应对当前的贸易形势，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借鉴发达国家高效、绿色、低耗和低碳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供给能力，提高农产品“低碳”的生产要求，从而扩大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积极引进低碳技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主动承担碳排放产生不良的影响的责任，参与国际环境的治理，以便在农产品出口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引进好的农产品品种，加大农产品的研发力度，提升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第三，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扩大经济规模，努力赶超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作者：刘继森刘刚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一、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测算

﹙一﹚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隐含碳排放量首先从贸易量来看，中美2012年贸易总额已达到4846.7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517.77亿美元，进口1328.96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学品及其有关产品、纺织品、橡胶产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行业，其中机械类产品更是占到对美出口总额的46%以上。且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增长，双边贸易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依赖性大。基于当前中美贸易现状，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模拟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为得出具体的高碳排放行业，需首先计算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这就是投入产出的基本模型。其中，﹙I−A﹚−1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表示生产部门单位产品时所需消耗的部门全部要素的数量，表示为了满足最终需求所直接和间接带动整个经济体各部门产出的系数，即当最终需求变动一个单位时，总产出将会变动多少个单位。其中，Ci为i部门的隐含碳排放总量，EXi为第部门出口商品额，θi为第i部门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完全碳排放系数。接下来可以先计算各部门最终产品的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再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计算各部门的完全碳排放系数矩阵。此时，设R为单位价值产出的直接碳排放系数矩阵。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1.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逢0、5年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因此本文使用统计年鉴中2007年和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2007年前的使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之后年度使用更新的2010年投入产出表。2.中美贸易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按章分类，共22类、98章的贸易数据。3.能源统计数据。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数据以及各行业的各年度产值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4.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根据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的方法通过以下公式计算。NCV为《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中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此处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别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各种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本文选取主要的八种能源，得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表2的结果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且各个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也呈增长趋势，这与商品出口额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及2009年隐含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国出口行业遭受重创，出口额下降，因而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随之下降。从结构上看，隐含碳排放量平均值居于前十位的行业依次是：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产品制造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采矿业，化学工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非金属矿物产品制品业，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整理的98章进出口贸易数据中，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出口额为零，但是其他行业在生产最终产品时必不可少地需要消耗电力、热力及水资源，在投入产出表中以完全消耗系数表示了对此直接及间接消耗的要素数量，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隐含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金融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之所以为零，是因为在能源消费数据中，这两个行业并不存在对化石燃料的消耗。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重点针对高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栾昊、杨军，2014﹚［12］，因此本文在行业选择上排除资源类及服务类相关产品。根据计算结果，隐含碳排放量高的五个工业制成品行业依次是：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后文将据此进行情景模拟。

二、运用GTAP模型对美国征收碳关税的情景模拟

﹙一﹚数据处理及模拟方案设定GTAP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GDP、贸易平衡、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数据库及RUNGTAP3.62软件对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进行情景模拟。1.区域及行业划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隐含碳排放量分析结果，本文首先对GTAPVersion8.1数据库中包含的134个地区和57个行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对地区的分类主要依据地缘政治及其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划分，对行业部门的划分与上述隐含碳计算的行业划分保持一致。根据模拟需要，运用GTAPAgg8软件将上述国家和行业部门分别划分为9个区域、17个行业部门。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和表4。2.模拟方案设定虽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将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具体的关税税率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研究基本假设计税标准为每吨碳10−70美元之间，因此本文选取三档征收标准———20、40、60美元/吨，即模拟征收低/中/高额碳关税的政策影响。关于税率计算采取目前普遍认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关税的冲击以百分比来表示，故税率计算结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软件分别对上述三个碳关税征收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并选取Gragg求解方法来提高模拟结果的精确度。在模拟结果的众多变量中，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后，分别对两国的商品销售价格、国内产出、GDP、社会福利、贸易平衡、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出口量的变化，以此得出对各自经济效应的影响。表6列出了不同碳关税征收方案下，中美两国国内商品销售价格及各行业产出的变化率。与对一般商品课税效果相同，在美国对中国高碳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之后，这些部门对美出口会受到限制，导致国内产出量下降，部分产品不得已转为内销，直接造成中国国内市场供给增加，均衡价格下降，范围在0.19%−0.48%之间，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与中国情况相反，美国由于碳关税的征收导致其国内征税产品均衡价格的上涨，而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使得其国内厂商生产更多产品用于国内销售。碳关税作为一种附加的额外成本，直接带来出口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相应地对贸易平衡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中国出口企业利润被美国瓜分。通过征税，美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贸易平衡相应增加，通过碳关税的征收使本国从中获利。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关税，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国内产出依旧小幅增长，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贸易现状时所述，由于该行业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46%以上，短期内中国为满足其进口的强依赖性，国内产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显示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后对中国GDP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显而易见，碳关税的征收对两者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国内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会福利也因此减少31.80亿−64.73亿美元。而美国虽然由于国内生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GDP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对其社会福利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高额碳关税政策也会导致其国内福利恶化。因此，由模拟结果可见，高额碳关税政策均会造成两国福利的净损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关税征收模拟方案下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如表9所示，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行业，出口变化率普遍为负数，即对美出口量下降，且随着税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递增，受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是化学工业、非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下降百分比均维持在两位数。未受明显冲击且保持小幅增长的依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可见，随着对最大贸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国相关行业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由此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出现，正如模拟结果所显示，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东盟、亚洲发达地区的出口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碳关税政策将导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国际均衡市场价格上升，对美出口量下降；同时，该类产品国内供给量增加，销售价格下降。对中国贸易平衡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贸易条件随之恶化，中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减弱，GDP减少，社会福利存在净损失。就美国而言，碳关税直接造成其国内销售价格上升，进口量减少，国内生产增加。贸易平衡增加，贸易条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随着碳关税税率的逐步提高，也将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由此可见，碳关税作为一种试图用贸易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争取先动优势，从以下两个方面规避被实施碳关税政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早期广州的美商与洋行

为了方便进行货物的买卖，很多美国人在广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国的美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率一般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广州、澳门的洋行逐渐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广州成立，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许多的股东与当时美国在广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声望的保商潘长耀的担保，同时也与怡和行行商伍秉鉴(Houqua,浩官)、天宝行行商梁经国(Kingqua,经官)、西成行行商黎光远(Pacqua,伯官)建立了贸易关系。1820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国内有多家企业与银行倒闭，对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贸易状况的恶化导致中美贸易额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国商船来华，但到1820年减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55万元，仅是1819年的1/2。商业的萧条使对外贸易缺少足够的银元来采购商品，美国在华的机构也陷入经营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帮助下，剌素洋行改组为旗昌洋行。与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业务，而没有自己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避免与委托人之间的竞争。新股东阿米顿(PhillipAmmidon)的加入，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顿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罗维登斯最大的对华贸易商行驻广州的商，他的加入，为旗昌带来了该公司在广州的所有业务。很快，旗昌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顿还到印度积极招揽输入广州的印度棉布和鸦片的业务，鸦片很快成为旗昌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经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与国外客商有了接触，随之而来的就是各企业所要面临的商务谈判也会越来越多。这使得了解各国间的文化和风俗显得格外重要，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商务交往的实际效果。本论文通过详细介绍中美商人在谈判中的不同风格，让我们正确认识到详细了解各个国家、地区文化背景的重要性。避免因为不同的环境而导致有些语意上的误解，从而提高我们在国际商场上的竞争力。

关键词：商务谈判经济文化差异

一、引言

谈判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论文百事通说起谈判，我们的脑海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幅场景:一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商人在谈判桌前为各自的利益据理为争。但何谓“谈判”？其一般的含义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双方妥善地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协商。而“商务谈判”指的是谈判双方为实现某种商品的交易，对多种交易条件进行的协商。由于不同地域、民族、社会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从而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的不同谈判方式和风格。因此，在从事商务活动尤其是跨国的商务活动时，必须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差异，在进行谈判的准备和组织时，更要明白这些差异对谈判的影响，只有积极地面对这种影响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二、了解中美商人的特点是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

1.美国客商在从事商务谈判中的特点

美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的国际商务谈判中常见的对手。总体来说，美国人的性格外向，开朗，表现为直率、自信、果断、热情，而且充满幽默感。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移民，因而使美国人有较顽强的毅力,以及乐观自信，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他们乐于吸收新鲜事、新思想、受传统束缚较少，同时他们受犹太民族追求利益的秉性影响，重实际、重功利、以成败论英雄。但由于幅员辽阔，美国人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谈判风格迥异。

(1)东部地区商人的特点。东部有13个州，以纽约为中心、经济、金融、贸易一直处于领导地位，东部的居民以犹太人为主，特别是纽约市是他们聚居的地方（有二百余万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东部的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犹太人的势力大，在加上他们的性格使然，在日常的商务谈判中，他们对什么都很苛刻，头脑灵活，具有商人意识，精通业务。在谈判中喜欢和善于讨价还价，而且对合同吹毛求疵，常常会因为各种理由而寻求毁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形式也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向价值链分工转变。中美两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优势各自凸显，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近期美国频频出台针对中国的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两国间“贸易战”风险升级。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应在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协商谈判、共同推进价值链分工和全球化进程，探索并走出一条利在两国、惠及世界的合作共赢之路。

关键词：价值链分工；比较优势；贸易战；合作共赢

一、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深刻变革，国际贸易形式从成品贸易向中间品贸易发展，全球经贸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向价值链形式转变。在目前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各国的产业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经济贸易融合进一步加强。在这场全球融合与调整的变局中，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经贸关系的重构与再平衡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美贸易关系

1.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定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优势各自凸显，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了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有着共同的经贸利益。从贸易结构来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而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两国间贸易遵循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资源配置市场化原则，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广泛覆盖基础制造业的各项产品（机电产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纺织品等），美国对中国则保持了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出口优势（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产业结构来看，作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中国既是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工厂”，又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优质人力资源，形成了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制造产业。而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总体的中低端位置相比，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其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服务产业竞争力，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中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中国低价优质、门类齐全的商品则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能力，弥补了美国传统制造业外移、高消费低储蓄带来的经济结构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高度互补的贸易关系，既是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更是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强劲驱动力。

2.中美贸易逆差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敏感问题。特别是美方统计显示2017年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再创历史新高的3752亿美元，使得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但对此问题我们亦应客观理性地加以分析。从根本上讲，美中两国间的贸易逆差是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必然结果，是由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单边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美中两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产业优势的显著差异带来两者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垂直位差。美国居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位于中低端位置，基础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产品供应链完整。中美两国互相进口商品的互补性十分明显，美国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制成品，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中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中美贸易顺差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美国则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均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改善，中美间货物贸易顺差将进一步下降。需要说明的是，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占比高达61%。由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差异，相较于中国在低端加工环节中赚取的低附加值，美国在高端的设计、市场和零部件供应环节获得了巨大的产业和商业利益。另一方面，美元既是世界强势货币也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结构使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成为常态化现象。而大量来自中国优质低价商品满足了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对美国目前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在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的同时，对于美国控制通胀水平和完成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客观实际情况是，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顺差虽然在中方而获益却是两国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美国在其能源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长期采取严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由此可见，中美间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国际分工基础上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客观结果，既不应以“零和游戏”的规则加以评判，更不应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借口。

三、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

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1.1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即专业主干课方向偏专，专业选修课过窄。

在专业主干课方面，大多数高校专业主干课基本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与投资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选修课程不仅数量少，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缺乏区域性研究课程，也缺乏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人际交往与中外文化风俗知识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小，缩小了学生的知识视角，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专业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内容交叉现象也较严重，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1.2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务”。

过于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务课程，一些重要的实务性专业课程开设不足，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通过对用人单位实际调查显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能熟练操作业务，在从事进出口业务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良好的专业能力素质不仅能有效缩短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较快进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压力，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业务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压力太大、难以适应而频繁“跳槽”换岗。这说明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多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在专业深度开发课程和实战操作课程上还相对薄弱，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式等环节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逐步演变为目前的大众化教育。除了极少数国家重点高校外，其它高校培养的都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从事的是实践性很强的具体工作，即使有部分学生继续攻读学位，但今后能够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也非常少。然而很多高校忽视这一事实，在确定学生培养目标时，不从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结构、学生素质出发，目标贪大、求高，培养方案照抄、照搬重点高校。其结果是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比重过大、实践课程比重小。片面强调专业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训练。

1.3课程设置中对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培养形式相对单一而缺乏个性，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潜力的发挥。

创造性能力素质培养，在课程设置中主要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训练来实现。具体包括专业实习、学年论文、学期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动态的场景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是学生掌握课堂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杂志》2015年第七期

1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古绿松石矿

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古绿松石矿是一个保存极为完好的古绿松石矿，发现了大量包括亚腰石锤在内的开矿工具(图1)［3］。这些石锤的重量从250g到1700g不等，皆由玄武岩制成，超过1000g的占到33%。石锤都是可以装柄的，与在内华达州东南部的盐矿和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的古绿松石矿所用石锤很相像。该矿的开采者可能和亚利桑那西北地区的帕塔扬印第安人属于同一语言文化体系。结合考古证据看，这里的绿松石可能通过贸易方式到达了美洲西南部。加州圣伯拉蒂诺也发现过古绿松石采矿坑，并出土过石质采矿工具。这些矿坑中的绿松石矿脉都很细小，厚度只有4mm。所产绿松石颜色从灰白到深蓝多种，等级较低的显蓝绿色或绿色，还有一些带有黄褐色的铁线。这些特征都曾被用来作为辨别产地的依据。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较大的带有伴生脉石的绿松石矿石通过观察其脉石的特性还是能大约辨别出产地，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伴生脉石的史前绿松石珠子，要辨别其原产地还没有可靠的方法。古绿松石采矿遗址对于研究绿松石制品产地具有灯塔作用。依靠考古学的溯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宏观上的视野。

2微量元素分析阶段

在化学微量元素分析阶段，通过大量的实验、测试手段被用来对绿松石制品进行示踪或者对不同矿区的绿松石样品进行鉴别。研究者相信，通过对两方面所获数据的最终比对分析，可发现绿松石产品和已知矿区的一致性，进而判断出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地。19世纪末在美国西部和新墨西哥州的一些地区也发现了史前古绿松石采矿遗址，塞里约斯古矿的唯一性被打破。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以前将大量绿松石制品简单地认定其来源为塞里约斯矿显然是草率的，类型学在绿松石制品的矿源研究上作用并不明显，进而开始了借助于现代仪器和统计、分析方法微观结构的研究。在这个阶段学者们企图寻找一些明确的特征元素来辨认绿松石产源特征，基本手段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分析微量元素、稀土元素以寻找“指纹特征”，以之作为辨别不同产地的标志。然后通过同类手段分析绿松石制品，获得相应数据并与古矿或现代矿样进行对比判定绿松石矿源所在。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如表1所示。1970年Sigleo运用原子发射光谱技术(AES)，分析来自25个矿区的80个绿松石样品的11种微量元素组成［4］，通过对比同矿区之间的数据和不同矿区之间的数据，并结合对新墨西哥州考古遗址中的8个样品分析，得出各矿区样品微量元素有明显的不同，认为变化的原因是天气因素或矿物过滤所致，然而在寻找具体的微量元素指纹特征时并不十分成功。1975年Sigleo运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INAA)细致地分析了绿松石样品的30种微量元素，并通过与美国西南部24个矿区的绿松石样品相对比，进一步认定亚利桑那斯内克霍霍卡姆遗址的绿松石制品来自加州圣迭戈哈洛伦温泉区喜马拉雅矿点［5］。1982［6］、1983年［7］Ruppert使用电子探针技术分析了绿松石制品和来自南北美洲多个矿区的绿松石样品，其数量高达1400件。

1990年Harbottle对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成果进行了总结［8］，其中在“石质和矿物产品”一节中介绍了元素(微量元素和镧系元素)以及某些元素同位素的分析技术，结合相关文献指出在同一矿区内的样品并不具有一致的镧系元素分布，建议今后的研究关注这一点;同时还指出，中子活化分析技术虽然在黑曜石矿源研究上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黑曜岩的产地较为单一、化学组成简单等，不宜将其扩展到其他矿物制品的产地研究上来。依靠快速的便携式的光谱仪器检测单一特征元素也是有问题的，最好采用多元素组合的模式，即使这种模式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完全确定产源，但会更加接近事实。美国研究者也分析了许多中美洲的玉器，但来源还是没有搞清楚，说明探源研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Harbottle和Weigand认为绿松石是查科地区古代社会的关键根基［9］，颇类似卢林银矿对雅典的重要性。基于这种判断，1977年Harbottle和Weigand运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检测绿松石的15种元素成分，在证明中美洲绿松石制品和美国西南部以及墨西哥北部绿松石产源地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Weigand等人还将塞里约斯矿区的样品和查克遗址的样品送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文检测，结果显示这两个样品的铜的含量非常接近，但是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数据还不足以使人们能够全面得出结论［10］。1993年Weigand和Harbottle继续研究这些矿区的样品，分析了超过100个考古遗址的2000多件绿松石制品，每个样品检测了20余种元素成分，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到了可进行示踪研究的重要元素。但很大一部分绿松石产地的数据过于分散不能找到独一的指纹特征［11］。

1993年Ericson等介绍了绿松石矿在组成成分上是相当复杂的［12］，而且这种研究成果可能比1992年Harbottle和Weigand的认识要早。但在Ericson等人的文章中表示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或许不能找到理想的指纹特征来判断绿松石产源，这与Weigand之前发表的文章观点有所不同。2003年Kim等人运用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技术(PIXE)检测了共50件分别来自亚利桑那州通托贝森科林泰瑞斯墓地和校舍墓地两个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的元素组成［13］。结果发现科林泰瑞斯墓地出土绿松石制品在化学元素组成变化幅度较大，指纹元素特征不清晰，Kim认为其来源较为丰富;而校舍墓地化学成分则相对稳定，说明来源单一。Kim并没有进一步追寻这些绿松石制品的产地，但是却发现该批检测样品不全是绿松石。绿松石在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立起绿松石相关参数的数据库，目的是将中美洲包括镶嵌绿松石面具的文物与产源地联系在一起，为示踪研究提供支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Parsons博士在研究中发现数百件所谓的绿松石样品有一半不是绿松石，所以在研究绿松石制品之前进行宝石属性鉴定十分必要。通过分析绿松石含有的微量元素示踪绿松石制品的产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与黑曜石相比绿松石成分组成更加复杂，这使得分析内部有限的微量元素来示踪绿松石产源存在一定的风险。2)绿松石易风化，且会发生置换替代，元素组成变化大。3)受绿松石矿一些化学变化的影响，同一矿区的某一绿松石矿址以及某些矿样存有大量的异样杂质，这就难免会影响微量元素的测定数据。目前，在运用微量元素对绿松石产源进行示踪时，发现同一矿区绿松石样品所含的稀土元素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产地的分析数据常发生重叠，无法清晰区分，其示踪效果也都不能使人很满意。但在分析中所用之技术多为无损，适合文物研究。今后，在分析绿松石产源特征时最好采用多种元素组合的模式，这将更能获得接近事实的研究成果。

3同位素示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