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无形资产的法律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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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形资产的价值异化：投机驱动下的利益博弈

（一）创业板溢价机制中的投机行为分析

创业板作为一个新兴资本市场，在不断完善其固有机制，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机制不透明等诸多问题。而其中高溢价发行所带来的高风险与成长性挤出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创业板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在现有溢价机制之下，支持创业板市场高股价、高估值的最重要因素，应当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的高成长率与高盈利性。由此带来的为市场所认可的高额资本回报率才能反馈至创业板市场，形成正向的市场引导功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创业板，为更多的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的可能性，并由此形成创业板市场的良性化持续发展。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与贪婪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与其他利益集群，希望借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包装与概念炒作，抬高股票估价以实现股票的高溢价发行，最终实现其短期套利的根本目的。在具体实施中，公司所有人与发行人往往对拟上市企业的行业前景、专利数量、科研实力及创新能力等进行包装与过度宣传，以此作为创业板公司实现股票溢价的依据，并由此推高公司的估值，实现公司股票高溢价发行的根本目的。在强化市场效率，激励投资的同时，市场参与者主体的自控能力与内部监督，是法律法规无法回避的现实。由发行者与相关机构来最终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和溢价幅度，虽然在形式上是由市场机制来形成发行价格，但实质上是市场监管者对自身义务与责任的回避，并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高新科技的价值判定与数值量化。因此，在创业板的股票估值与价格认定上不能完全由发行人和券商来决定其价格。如果不对创业板中的投机要素做出相应规制，基于技术这一无形财产的价值评估与盈利预期，所形成的创业板溢价机制中的政策利好将被投机行为消耗殆尽，出现股价与企业成长性的倒挂，并进一步加深市场的不信任感。股值认定的科学与合理直接决定了创业板企业的投资价值与融资意义，对这一要素进行不加规制的完全市场化制度设定是存在极大瑕疵的，严重影响创业板的正常融资功能，增加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

（二）融资最大化下的无形财产价值异化

融资功能作为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之一，对于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完善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业板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便利投资，扩大融资渠道。但是在这一融资过程中，证券市场最初的市场化高估价所带来的融资利好，很快被过度的融资需求所替代，融资最大化的需求畸形进一步加剧了无形资产价值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最大化提高股票估值，依靠较高的溢价发行价格从证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成为高科技企业上市的唯一目的。例如数据显示，在我国首批上市的二十余家创业板公司中，平均市盈率超过五十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则高达近八十倍，远高于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这种超高的市盈率除了满足融资需求外，并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如果说在无形资产价值异化过程中，投机性要素是利用了外部监管缺失的漏洞，那么融资性目的之滥用则成因于市场化估价的法律让渡。当创业板市场的股票定价完全依赖于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市场评判时，市场本身定价手段的匮乏和评估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在无形资产价值认定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创业型企业希望能够通过技术的资本化来获取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其融资目的；另一方面，专利成果等无形资产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因为统一标准的缺乏而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融资能否成功以及融资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型企业对其专利技术的市场化运作。在创业板创建初期和公司刚上市时期，市场及投资者对这些科技型公司的成长预期超出了正常水平，导致股票估值和发行价格远超其实际经营状况所能支撑的水平。这一融资的放大效应被市场的后续进入者所利用，利用对高科技概念的投机和对市场的操纵，人为抬高股价以实现股票高溢价，达到超额融资目的。但是法律设定所形成的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等行政管理者不愿承担因为过度投机和超额融资所导致的市场风险和监管责任。融资最大化的利益驱动加上资本市场的逐利本质，使得无形资产价值异化的泡沫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最终背离创业板市场融资功能的初衷。

二、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法律平衡下的理性回归

在对创业板溢价机制的分析中，无论是溢价机制的形成还是股票发行价格的畸高，其根本问题都在于创业板价值所依托之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规制与有效监管。当立法趋向于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对股票定价中的无形资产评估与资本合理规制时，其对市场的尊重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可并没有错，但是市场主体的投机异动与资本扩张却扰乱了市场机制运行的正常秩序。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承担，扩大外部监管的积极作用，成为无形资产价值判断法律平衡的FRIENDSOFACCOUNTING公司治理重要内容。

（一）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解析

价值表现形式的无形性是技术类资本的最大特点，但这一无形性特点却对资本市场的运行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当技术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与最为重要的融资手段时，其价值判断无论在方法还是在计量上，都迥异于货币、实物等有形物。技术作为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企业创新能力的信息集成，是知识积淀的质变突破，体现为一种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方法、工艺及知识（平全虎等，2004），是技术秘密、管理经验与生产技能的综合体现，其价值判定必然体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实物形态的出资在价值认定上可以借助类型化的市场定价与价值测算，得出较为准确与公平的量化结果。但是在技术股权的价值判定中，除了研发成本与中间费用的具体量化之外，还有大量凝结在技术中的智力要素需要实现资本的价值量化，同时依托技术而产生的智力与资本的期权利益也需要得到资本化的利益补偿。但是在实践中，无形资产的价值确定，往往受制于经济环境、技术认可度、技术变现效率、法律法规及政府决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很难进行科学、中立、权威的价值评估，技术股权进而也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弹性与波动空间。因此，《公司法》难以通过有限的立法手段完成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翔实规范，只能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的评定，但这种评定方式或多或少又会受到人为因素与市场趋利行为的影响而产生价值的异变，偏离价值的中立性标准。

（二）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理性反思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判加以分析，则其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不只是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大小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决定了以无形资产为决定要素的科技型企业的股值认定与溢价评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股市IPO发行与定价方式演变》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新股发行定价的关键因素是每股税后利润和发行市盈率这两项指标。报告中特别指出在税后利润的计算上，应参照证监会《股票发行定价分析报告指引》的第四条有关“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和结果”的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价格的测算方法、二级市场的定位、商定的发行价格和市盈率倍数，综合公司现状和发展前景，确定利润幅度。在发行市盈率的计算上，研究报告则建议采用参照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的做法。在这两项指标要素的综合评判上，并没有针对无形资产的特别规定，但是无形资产作为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财产，对股票价格评定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两项指标自然适用于股票定价中的无形资产价值要素。但无论是税后利润的计算还是市盈率的评定，都无法直接用以确定无形资产应当具有的实际价值。以创业板为例，在其股价认定中，因为其主要内容是对技术类无形资产进行价值判定，故而无法形成确定的发行价格测算方法；又因为证监会已经将价格评定的权利全权委托于市场，则必然是由市场主体来商定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市盈率倍数，由此又陷入了制度理性与资本量化的博弈困境。在这一制度预设与细则规定之下，证券市场主体作为无形资产价值化的受益者，又兼具市场的自发监管者身份，必然导致投机盛行、监管缺位。但是，如果恢复到由证监会或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一切的股票定价机制，则无形资产的资本属性很有可能被忽视，其市场价值也完全可能被低估。政府监管部门非专业性的价值评定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的运用，更会冲抵证券市场的融资效应，抑制技术市场的发展与科技的创新。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中，过严的法律规制将阻碍市场的融资功能，而过宽的制度设计又会造成市场的投机与随意。只有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企业的技术发明、专利成果进行体现市场规律的成本核算与价值评定，并依照法律规范建立合理的追责机制与监管体系，才能正确实现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评判。

（三）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平衡

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合理实现，其根本在于解决市场估值与约束机制的协调问题，需要运用相关的会计准则、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基本机制和程序规范约束市场的利益冲动，在法律框架之下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价值评估和核算，计算无形资产的相关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中介机构与审计机构之功能，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合理性加以规制，在实现无形资产应有之价值的同时又防止无形资产价值的虚高。在无形资产价值的合理评定中，对市场行为的自治性的保护，使得法律一直试图在私法自由与公法干预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以实现最优的市场功能。同样以创业板溢价机制为例，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股票估值与发行价格的确立原来应当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市场主导，但是当市场主体获取信息不对等，市场竞争被人为扭曲时，尤其是当交易一方处于不对等状态，甚至将对他人产生不利时，公法介入即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赵旭东，2004）。此时的公法调整，是为了保障市场参与者地位的实质平等和交易的高效与安全，而不是为了限制平等主体在私法自治下的意思自由，其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监管行为保证交易的平等，并以此解决安全和效率的平衡问题。从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效率优先已成为其理念基础，我国目前的《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规则，之所以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上赋予市场极大的权力空间，其根源也在于认定市场为最有效的评价手段。但是市场化价值判断中的效率优势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于评判结果公正与合理的要求，效率的优先与公平的兼顾也并不产生必然的矛盾，两者的平衡体现为效率的优先与结果的公平。应当通过以会计准则核算为基础的内生性自律行为与以法律监管为内容的外部约束机制的共同适用，寻找无形资产价值评判中效率与安全的最佳契合点（张维迎，1996），实现其价值评判的合理与合法。

三、无形资产的价值优化：自律与法律的双重规制

（一）无形资产合理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应确立市场的基础性价值评定功能，并以此实现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合理评判，通过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与市场的外部规制，实现对违反市场机制行为的自律纠错与外部规制。在《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无形资产评估中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第十八条规定：“评估机构有渎职行为或与委托人串通提供虚假结果，给国家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评估机构应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在评估工作中以权谋私、不负责任，致使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应对该评估机构予以处罚。这两条规定遵循了上述规制原则，突破性地明确了评估机构这一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具有重要的法律示范意义。但是相关条款仅强化了外部监管的责任约束，并没有对评估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加以法律设定，也缺少对外部监管部门权力界限与连带责任的规范要求，综上，应当在其法律规范设计中，增加内部监管与外部约束协调适用的条款规定。这种双生性的路径优化缺一不可，因为商事活动主体的自律行为可以在私法自治最大化的语境下实现对违规行为的纠正，外部法律规范与监管机制的适时介入则可以在尊重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前提之下，解决其固有之唯利缺陷。因此，无形资产价值合理实现的最佳路径抉择，应该是对市场的价值评判功能的维护与激励，具体表现为法律规制与主体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化约束体制的价值确认与投机抑制。

（二）市场本源下的内生性规制

市场标准作为无形资产价值最大化的量化指标，通过市场参与主体的内生化自律规制，是实现市场量化功能的优先选择。这一市场本源下的内生性规制强调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注重公司内部监管力度的强化（王园林、刘子东，2011），以便于我国统一化内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其具体规制指标包括以下四方面：1.强调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作为公司的重要机构，在内部自律约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职责包括对券商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监督（余龙、王世霞，2011）、商讨制定承销规则、督促相关市场参与主体执行相关法律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上述职能的规范性履行能够有效地约束市场参与主体的内部人控制行为。2.规范企业行为与道德准则。主要通过依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开展运行效率评估、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咨询规划等措施，尽可能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及内控水平。同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明确企业道德准则，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道德标准。3.强化公司内部审计职能。这一措施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公司内部的审计监管，主要是通过会计师等对报表审计意见的签署加以实现；其次是公司内部的律师监管，通过实时的法律风险评估与法律风险预防实现相关内控职能。这一制度设计中的关键点是对内部审计机构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要对相关机构因审计失误所造成的评估问题进行追责，相关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4.增强公司治理信息公开。依法将企业自身财务现状、人事变动、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有关信息，对公司无形资产市场评估的合理性加以分析，抑制发行人和承销商的投机行为，以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并进而实现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可以参照纳斯达克信息披露制度中的初次发行披露和持续公开披露规则（余龙、王世霞，2011）：首次披露主要以招股说明书形式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则针对与证券交易和证券价格有关的一切重大信息。

（三）法律监管下的外部约束

为了实现企业无形财产的价值最大化，除了企业自身内控机制的加强与完善，法律层面下的外部约束同等重要，其制度中心是依照法律强化外部监管，以创业板市场的外部性法律监管约束为例，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制度设计：1.创业板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公众公司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全面公开公司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各类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加以实现。世界各资本化市场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体系完备、功能齐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如美国创设了常规性信息披露监管与定制型信息披露监管的先进体制；英国强化了财务、经营业绩等关键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日本则加强了企业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可理解要求以进一步增加企业透明性。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应当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第四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创业板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准则是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予以披露。”由此可见，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受到《证券法》、《公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的三重约束，并且在信息披露方面设置了信息披露的底线，凡是影响投资者重大决策的信息都应该披露。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风险披露仍然存在针对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增加了投资者与市场监管者的判断风险。因此我国在实行定制型信息披露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招股阶段和交易阶段风险披露的针对性，从内容、形式、功能等多方面完善现有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2.创业板的外部监管机制。首先，充分发挥证监会的外部监管职能，对创业板企业的投机及违规行为进行监管。股票价格与溢价幅度的市场化计算，是希望激发市场机制中价值规律对股票定价的积极作用，合理反映股票的实际价值和企业的发展潜力，并不意味着监管的全部退出。针对市场化的价格评判体系，更应建立起对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管体制。应进一步明确证监会、深交所、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创业板市场的监管职责，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发行人所涉及到的业务部门，实现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监管参与，强化对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风险监管。其次，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监管作用。在监管体制设计中，需要对机构投资者予以较重的责任设定，以一个较高的违法成本抑制机构投资的投机趋势。同时，增加机构投资者的监管义务，要求其利用自身在风险投资项目管理、风险监测等方面的经验，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及风险管理能力，积极预防风险发生。最后，充分发挥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的风险监督作用（贾莹莹、黄福宁，2012）。推行保荐人终身责任制，要求保荐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财务规划、信息披露、内控机制构建以及运行评估等方面的持续监督。特别规定保荐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负有连带责任，确保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在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有效。强化审计报告的合规性审查制度，建立起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个人的责任追偿机制，防止这些中间机构因为逐利而参与造假和投机活动，形成完备的激励约束体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的专业能力，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3.创业板的退市制度。创业板公司平均规模较小、经营不够稳定，在具有较大成长潜力的同时，也蕴含着相对较高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通过实行有效的退市制度，实现优胜劣汰，保持创业板市场的总体质量。从2012年5月，我国已经开始在创业板试行退市制度，在这一制度推行过程中，构建多元化的退市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成为创业板退市制度优化的重点。根据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高风险、创新性和生长性特点，应以市场认可情况而不是公司净资产作为公司退市的标准，这更符合技术类无形财产的价值特性。同时，要建立对公司管理层、各类中介机构的综合责任追偿机制，强化退市行为的合理性监管，弱化退市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程度。

作者：刘思培 陆蕾单位：江苏大学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