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价值中立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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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中需要人们采取积极地行动，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主张，然而，在学术领域中价值的因素必须祛除，因为“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2]所以，政治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只能对社会的政治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说明，而不能将价值判断包含其中。韦伯“价值中立”的思想对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就是要求研究那些实际上能够观察到的、能够在经验上加以验证的政治现象，排除价值观对研究的干扰，不去评价现实政治的好恶，始终把政治现实“是怎样的”呈现出来，而不去探讨政治现实有哪些优缺点，应该朝哪些方面改进等等。当然，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非觉得价值问题不重要，它只不过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政治科学不应该去解决谁也没有办法用经验加以论证的价值偏好，否则的话，政治科学就不能称其为一门科学。

一、历史上完全“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四）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

（五）含有价值倾向的政治学研究，体现了政治学研究者的责任感。作为一名政治学的研究者，他不仅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研究过程，而且要把政治学的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相联系，并且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有意义。首先，从国际方面来看，巴斯德曾说过“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不仅仅是体现了学者的爱国情怀，更是体现了学者的担当。同样，任何一名政治家在做政治研究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的政治，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学者们的研究中，从而使学者不能完全把政治研究当做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含有价值倾向性的问题。其次，从国内方面来看，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政治利益分配不平衡，各种社会问题突显，这些就需要从事政治研究的学者们去探讨和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如果学者们还仅仅保持着“价值中立”，就会失去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因此，在社会日益复杂的今天，需要学者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进行相关的价值探讨。

作者：赵霞王美淇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