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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设问题浅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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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设问题浅析

长期以来,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把政府及其官员从整体上看做大公无私、不为私利的利他主义者,而把经济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利己主义者。事实上,这种理论既缺乏经验和现实依据,又没有多少解释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人的本质应统一于“经济人”。人的政治行为动机并非永远纯洁,没有必要拔高人的政治行为动机,人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的。“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2]。公共选择理论将人类在市场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行为统一起来,把人类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

1.自利VS制度建立与分析

由于“经济人”是驱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根本动力,因此“经济人”具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动机一方面表现为敢冒风险、勇于创新,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损人利己。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损害了他人利益,也可能是纯粹故意以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谋利(如偷窃、欺骗等),甚至还可能是在维护社会利益或合法的名义下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如官员腐败)。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是经过不断选择进而确立的,在任何交换或交易活动中,人都有采取机会主义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因此,“经济人”若缺乏有效的约束,即使在客观上也不一定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为引导自利行为有利于社会从而也有利于“经济人”自身,“经济人”理性行为的结果产生了对秩序和一致性的需要,所以社会的成功运作需要契约、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只有具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才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此外,“经济人”假设中人的自利性,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制度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寻找什么样的制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什么样的体制容易导致比较坏的政策。如果假定人人都是为了他人,都是利他的,就不存在着坏的体制。这样。坏政策的产生也就无从得到解释。因此,只有通过构造出来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私人”,才能通过抑制纯粹的个人私欲,追求公共利益,防止人与人之间利用不正当的法律和制度。

2.理性VS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

“经济人”假设中关于“经济人”理性的特点,对于解释投票规则和投票者行为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看法,所谓政治市场是指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等政治主体围绕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所形成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与经济市场的关系结构有着基本相似性:政治制度就如同政治市场,政府就如同企业,政治家就是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就是消费品。在政治市场中,政治家、官僚和选民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像经济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进行交易。选民通过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政治候选人和公共政策的偏好,以期获得最能够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选民的主要政治活动是投票,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把自利作为行动的原则,都会进行比较和算计。政治选举过程中,选民手中的选票,就像经济市场上顾客手中的钞票一样,他决定投给哪一个政党,哪一派政治家,购买了他们的政策纲领,这个党及其政治家就上台执政。公共选择学派还主张个人还可以采取“脚投票”的方式对待公共选择。对于那些“局部的”或“准”公共物品,由于不同的地方提供的水平和方式有所差异,如果消费者对公共选择不满意的时候,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通过社会流动,公共物品就会供给到最令人满意的地方。这种以“退出”(Exit)的方式对待公共选择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使得地方之间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出现竞争,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二是要求为个人提供充分的迁徙自由,这涉及到社会的开放度,给政治制度带来压力。

3.理性VS政府行为

既然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的时候,总是趋利避害,以个人的成本收益收益计算为基础,毫无疑问,政府行为也是如此。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的,政府的行为也需要人去决策,而这些都会不可避免的带有“经济人”的特征。然而,尽管自利本性决定了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和经济市场上的选择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个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供给物品还是存在着根本性不同,从而导致其中的个人活动方式产生了较大差异。首先,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往往被夸大。其次,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政府生产的是公共产品,而且是其垄断性供给者。公共产品是一种“非市场产出”,无法进入市场交换领域,难以用市场价格直接标示其机会成本。最后,从市场环境来看,公共产品的需求决策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存在着个人“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现象,严重影响了行动效率。公共产品市场的这些特点,容易导致政府预算的最大化、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为政府官员追逐自身私利创造了条件。

总之,“经济人”假设经过一系列修正、发展,尤其经过新制度学派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派的丰富,变得日益饱满与充盈,其自利与理性的思想对于政治学领域中的人性、投票者行为和投票规则、政府行为、制度的建立与分析等问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文中虽然分别从自利、理性两个方面来阐释其对政治学中若干主题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对这两者做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每一问题中都会穿插着自利和理性这两个因素,只是从哪个角度来谈更易理解的问题。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作者:朱卉娟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