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藏族法制研究论述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清朝藏族法制研究论述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清代藏族聚居区立法研究

专门以藏族法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如徐晓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将清朝藏族立法分为以地方立法、零散立法、特别立法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藏族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考察了藏族法制的基本内容，总结了九个方面的特点，强调这些特点在民族地区的普遍性，认为《十三法》和《十六法》应该是清朝对藏族聚居区具有主导地位的基本法，而其它民事、刑事法规则被视为具体法。另外，其《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则分别对吐蕃王朝的法律制度、唃厮啰到藏巴汗政权的法律制度、清朝对藏族聚居区的立法调整与藏族地方法、近代中央政府对藏族聚居区立法与藏族部落法等五个时间段的立法来总结了历史上藏族地区法制的特点，勾勒出了藏族法制史的全貌。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分清朝治藏前期(1642－1793)、中期(1793－1840)、末期(1840－1911)三个发展阶段，认为治藏前期是“从俗而治”，中期是“从宜而治”，后期是“固我主权”，并且总结了发展规律及法制特色、经验教训及借鉴意义。除了以上专著之外，涉及藏族法制的论文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藏族法制的制度层面探讨。如何峰从藏族谚语入手，探讨藏族部落制度，认为藏族谚语是藏族部落制度的反映，其中通过对“以法惩治别人，自己须先守法”等谚语的解说，揭示了藏族部落法律制度的特点［1］。彭建英认为，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治藏方略保证了清廷藏区施政的有效性［2］。焦利则认为，“因俗而治，因地立法”是清王朝治藏的有力政策［3］。星全成对《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等多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依法治理蒙藏地区”是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方略之一［4］。周伟洲在论述甘青藏区行政体制改革时，将“建立法规，制定律例”作为一个改革措施来论述［5］。清廷对西藏的治理中，驻藏大臣的设置及职权是不容忽略的，在论述驻藏大臣职权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相关的法律①。此外，理藩院是清代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在分析该机构的设置沿革、职掌、行政特点及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时候，也必然会提到相关的法律②。

第二，清代对藏族立法内容的研究。如对藏族聚居区法律规范中的刑法、民法、军法、诉讼法等内容进行分析，从“因俗而治”及“众建而分其势”统治政策，总结清王朝对于藏族聚居区立法的特点，认为清廷通过对藏族聚居区的立法，成功地调整了中央与藏族聚居区以及各民族间的法律关系，有效地维护藏族聚居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成败经验教训值得探讨③。

第三，对藏族的立法指导思想及与实践的关系。清王朝有关藏族的立法内容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而这些立法所体现的思想与理念，更是学者关心的问题，并试图从思想到实践，总结一些特点，最终提出有益的启示。这种宏观地分析清王朝对藏族立法的原则，总结立法特点，与那些微观及中观研究，相得益彰，为整体把握清王朝民族立法提供了分析路径及方法④。第四，对藏族聚居区各种法规的研究。诸如《理藩院则例》、《蒙古例》、《番例》、《钦定西藏章程》、《青海善后事宜》、《西藏通制》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法规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民族法规，既发挥了区域性法规的效用，也起到调节民族关系的效用，体现了清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理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⑤。

二、清代藏族习惯法研究

有关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斐然。张济民主编《藏族部落习惯法研究丛书》中，以《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渊远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集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构成藏族习惯法的研究系列。在《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中，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藏族习惯法与藏族道德、禁忌、仪式、藏传佛教等的关系，而且对藏族习惯法的行政法、军事法、民事法、刑事法等规范以及各种纠纷的解决及程序也有分析。《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收录了数十篇论文，就藏族部落习惯法对于藏族聚居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习惯法与立法的冲突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渊远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集录》分为青海省范围的法规资料、其它藏族聚居省区的法规资料、案例汇编、附录、词语解释等5个部分，收录一些现存的法规及案例，诸如“赔命价”、“赔血价”、“婚姻”、“赘婿”等，对研究藏族习惯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洲塔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甘肃藏区社会法律规范的来源、内容和特点，并着重探讨了各种法律规范在甘肃藏区的作用与影响。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则设专章论述藏族部落的法律制度，从生产、民事、刑事等方面讲述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总结了藏族部落法律制度的特点。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论及藏族习惯法的文化内涵、藏族习惯法的特征以及藏族习惯法与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此外，星全成的《藏族社会制度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00年)，徐晓光的《藏族法制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孙镇平、王丽艳的《民国时期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等，也都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藏族习惯法的文化内涵、基本特征，并从婚姻和土地纠纷，人命案件等方面分析藏族习惯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华热•多杰的《藏族古代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分别对藏族古代私法、藏族古代公法、藏族传统法律观进行了论述，认为藏族古代公法则以吐蕃王朝以来制定的法律影响最深，在藏族古代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藏族习惯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之所以藏族习惯法在具体纠纷处理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由藏族地区地广人稀，情况复杂，法制尚不健全等因素决定的。对于习惯法发挥的作用，则从草原纠纷、边界性争议、饮水和其它方面的争议，来论述纠纷的产生原因及解决的方式，对其普遍性和严重性进行解析。有关藏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藏族习惯法的内容解析，具体应用的效果分析，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方面。内容解析是针对某些地区性习惯法的形成及传承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应用的效果分析，则对婚姻、土地、财产继承纠纷的解决，人命的赔偿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其适用原则。对现代的影响则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到民族特征的形成，在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没有大的变革的情况下，藏族习惯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⑥。

三、清代对藏族的司法研究

目前尚未有专门论述藏族司法制度的专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论文。清代藏族司法审判方面。牟军简述了清朝以来西藏地方司法行政体制以后，对诉讼、证据和执行等制度进行论述，虽然没有具体的案例分析，但分析了《法律十三条》的应用［6］。陈柏萍谈及藏族传统司法制度形成、发展的同时，提到起诉、调解、审判和执行等司法程序［7］。杨华双对四川西部嘉绒藏区习惯法中现存的调处和神明裁判进行了分析，认为调处往往由土司、守备主持，先向双方罚款，理由是“好人不做，却吵嘴”;神明裁判则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审理，有盟誓、神托、神罚等形式［8］。何峰将藏族传统“天断”形式归纳为起誓、视伤情、视征兆三大类，认为这些形式广泛地应用在疑难纠纷和案件的处理［9］。马青连注意到理藩院定期不定期派遣司员、理事官巡视的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发生纠纷的案件，常常由这些巡视官会同地方土司及官员进行裁断［10］。清代藏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多杰从经济、政治、法律关系来分析藏族部落特征，认为财产、人身权、婚姻等纠纷，能够以调解、审判、特殊审判等方法进行解决，审判是有法律规范的，调解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过程［11］。后宏伟则论述了藏族习惯法中的调解特征，分析民间调解权威、调解评价依据、调解的强制力、调解的适用与排除、调解的维系力量等纠纷解决的优点与不足［12］。王玉琴等从藏族民间调解的成文法基础、宗教渊源，来论述藏族纠纷解决的历史渊源，然后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藏族民间调解对国家法补充的问题［13］。佴澎从清代云南藏族纠纷解决的一些案例分析，谈到地方性的《团规》，认为云南藏族固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也是中央王朝的政策调整和变通，因此呈现出多元化和趋同性的特点［14］。潘志成对历史上藏族的调解人:官方、部落头人、领主、活佛、喇嘛、老人，及其他调解者的调解方式进行解析，分析了藏族社会传统调解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境遇［15］。杨多才旦注意到藏族草场纠纷的成因和危害，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李虹则通过调查，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析藏族聚居区存在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劣，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解决草场资源纠纷的最佳选择［17］。冯海英对安多藏族牧区常见的草场和婚姻冲突及其解决机制康熙分析，提出牧区社会冲突治理的可行策略［18］。熊征基于近年来有关藏族牧区犯罪治理的理论争鸣，分析了藏族牧区刑事司法现状，提出传统刑事司法的功能失调，刑事和解之契机的问题，设想一种刑事和解模式［19］。

四、清代藏族聚居区法制研究展望

本文以清朝藏族聚居区、西藏、藏族、法制、立法、司法等为核心关键词，并注意了这些关键词的相互组合。例如，在总体研究部分选用的既有成果多是有关清代藏族部落、清代藏族聚居区社会、清代西藏、清代法制、清代司法方面;在藏族聚居区立法部分则又注重对清代藏族聚居区立法成果、清代藏族习惯法、清代西藏法制、藏族部落习惯法等的考察;在对藏族聚居区司法部分，由于藏族司法传统的传承性和对藏族聚居区立法的特殊性，主要回顾以藏族司法制度、清代藏族纠纷、藏族民刑事审判、藏族聚居区案件处理为中心的论著。因此，本文虽然为与藏族法制相关研究的综述，但纵观全篇，仍主要以藏族聚居区和藏族的法制为中心，以民族关系、藏族史、对藏族聚居区治理为外围，而诸如宗教、经济、文学、哲学等其它方面的资料并未列入评述范围。故研究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出现的民事纠纷，发生的刑事案件，分析其解决的方式，既是藏族法制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法制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学者们在对藏族聚居区及藏族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上，也会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到以上问题，下面对今后研究作几点展望:

第一，清代处理不同民族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些法律体现出哪些不同于当今法律的特点?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而言，经历过“以蒙治藏”、“以藏治藏”、派遣大臣治藏三个阶段，这是对前、后藏而言，其适用的法律是西藏地方《十三法典》、《法典明镜二十一条》等，以及后来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设站定界事宜十九条》、《酌议藏中各事宜十条》。对于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族与其他民族杂处的地方，适用的法律则主要以《大清律例》为主，而在关注各民族习惯的情况下，制定一些条例，是“以伸国家之法，以服番众之心”［20］。同时，从清廷及地方官府插手解决的涉藏民刑案件来看，民族杂处地区发生的民事纠纷及刑事案件，多由官府负责调解与审理，因此《大清律例》为优先适用，又因为清王朝有各民族的特别法规，在具体处置过程中也必须予以考虑。由于清王朝对藏族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在事涉藏族的案件处置过程中，也会考虑到藏族习惯法，但毕竟是王朝，所以在处置时也会有总体考虑，尤其是牵扯到其他少数民族时，也要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法。那么，《大清律例》之外的特别条例都有哪些呢?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层级如何?司法适用中如何处理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清代对民族冲突和纠纷的实践过程，其基本政治理念是什么?案件处理以后的政治与社会效果如何?是激化民族矛盾、还是促进民族和谐呢?清代满、蒙、汉、回、维等民族关系，不但是清王朝立国的基石，也是清王朝得以延续的根本，其原则是“恩威并济”“治内地当先宽而剂之以严，治边夷宜先威而继之以恩”［21］。从清廷及地方官府审理藏族与其他民族发生的纠纷来看，无时无刻地在体现这种理念。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出现藏人惨杀撒拉回民之案，此事涉及藏族与其他民族，在处理过程中，督抚仅将主犯正法。乾隆帝认为:“惨杀回民五命，且敢将被杀之尸，剥皮支解，凶恶已极，自应将现获各犯严讯明确，即于番境集众正法枭示，庶足以警凶顽而戢残暴”。“至该番头人，虽于事后将凶犯绑缚献出，然其平日约束不严，致所属番人凶横不法若此，自有应得之咎”。［22］不但处死凶手，还将头人罚赎，并且用罚赎来安抚回众。在处理藏汉之间的民刑案件时，往往对汉人罚重而对藏民罚轻。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青海藏族抢掠出卡外牧放的牲畜，乾隆帝则要求地方官约束所属，毋得任意出卡，“如有违例，一经抢掠，不但不为办理，并将被掠之人治罪”。［23］在保证各自生存领域的同时，尽量避免民族冲突。当然，这里只是就某些方面分析，要完整解答以上问题，就要对涉及藏族聚居区、藏族的冲突和纠纷案件进行更深入考察。

第三，不同区域发生的民族冲突和纠纷处理存在哪些异同?其具体原则是什么?清王朝在藏族居住地区设有交易场所，并制定条例规定:不许汉民用强短价及兵役借端掯勒，其或私入藏民居住地交易，要从重治罪，因此在交界之处发生涉藏案件，首先要查内地人是否有不法行为，然后再行处置。对于藏民进入内地，如果藏民违法，则按照内地的法律处置，如规定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等。至于藏民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民刑案件，则因为他们之间的争讼及犯人命窃盗等事，多系罚赃减免，所以不能够按照内地律例科罪，而具体的罚赎则要看各民族的习惯。总之，不同区域发生涉及藏族的民刑案件，处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但自始至终体现着政权的不容侵犯与质疑，有值得总结和研究的价值。

第四，清代对民族冲突和纠纷案件处理的程序问题。按照清代规定的案件处理程序:一般人到官府投诉，称之为“告”、“控告”、“首告”、“举告”;重大刑事案件还需要呈报，相关责任人必须协同当事人，直接到官府报案，称为“报”、“呈报”、“首报”、“举报”。此外还有投首、自首、闻拿投首的区别。案件受理之后，有缉捕、申报、审理、拟罪、执行等程序。即从涉藏民刑案件来看，这些程序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基本上得到应用，但在“因俗而治”的前提下，还出现许多特殊程序，与《大清律例》规定的程序不尽相同，因此分析这些特殊程序，乃是深入理解涉藏民刑案件处理的基本原则及适用法律的重要环节。瞿同祖先生认为:“研究法律自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24］对涉及到藏族的民刑案件处置过程的研究，就是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的问题，条文与实施的关系，也是深入研究涉藏民刑案件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因为有大量的案例存在，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

作者：柏桦冯志伟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