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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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