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无邦交时期的文化交流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中日无邦交时期的文化交流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社科纵横杂志》2014年第九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1956年9月，“日本电影周”在中国十大城市隆重举行。《箱根风云录》、《没有太阳的街》、《这里有泉水》、《最后的女人》、《24只眼睛》、《正是为了爱》等影片，深受中国观众喜爱，并对其艺术性和思想性给予了很高评价。著名演员乙羽信子特在此期间率电影代表团来华访问。同年秋天，日本文化人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成员中有民族音乐家坛一雄、田边上雄，作家草野心平，画家那须良辅等文化界名流。与此同时，北京举办了“雪舟画展”，雪舟等杨是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著名画僧，曾在明朝时期来中国学习山水画，归国后成为集日中山水画优点于一体的大师。1957年日本著名话剧导演宇野重吉率领的日本话剧团来访。中国的话剧最初由日本传来。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学习日本新剧（即话剧），回国后将日本新剧引进中国。从“雪舟画展”在北京展出和欧阳先生将日本话剧带回中国，恰好说明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大大丰富了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又像朦朦的春雨滋润着两国人民的心田。1958年6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追究政府导致中断责任的同时，并发表了敦促国民进行自发式反省的声明。为打破中日之间紧张的空气，1958年6月，花柳德兵卫率领47人组成的舞蹈团访华，7月份在中国进行公演，他们与此前以丰道春海为首的书法代表团一起，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10月在中国举办的尾形光琳三百周年纪念展上，画家中川一政等应邀参加。同年10月，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斡旋下，呼吁“以文化人之手拓展日中关系”，汇集各方面的文化人在东京成立“日中文化关系恳谈准备会”。1959年6月，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访华与对外文化协会阳翰笙发表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访华前制定了“文化交流为和平作贡献”的九项原则，并将其带到了北京会谈上。同时，日中文化关系恳谈会也以恢复日中邦交和阻止修订安保条约为旗帜开展了有声势的活动。

二、20世纪60、70年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1960年7月，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访日，标志着中日民间的双向交往重新开始，进而带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文艺等领域民间交流的迅速发展。日中友好协会一方面与中国交换电影、动物、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并于1960年9月，在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决定邀请青年、妇女、学术等代表进行互访。1961年7月，日中友好协会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之间交换了推进丰富多彩文化交流计划的议定书。10月，两协会在访华时，分别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发表了“与和平的敌人作斗争、进一步加深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1961年11月，以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为团长，汇集学术、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方面代表的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受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初次访日。楚图南等一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日本各地。1961年12月，日本首席代表冈崎胜男在联合国大会上对日中之间深远的文化渊源发表演说指出，“两国关系拥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公元552年时中国文明以最明显的方式进入日本，其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开花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的交流一直持续，因文物交流之故，两国国民之间存有深厚的亲近感”。

但问题是，战后日本政府在促进这种动向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中日间的交流绝不仅受日本政府的单方面限制，事实上其推动力恰恰来源于民间底层，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将横亘于交流之间的障碍物一一清除，交流的规模日渐壮大，为推动两国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作出了贡献。1958年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开始举家常驻北京，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为中日民间交往增加了固定的联络窗口和新的沟通渠道。1961年6月1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午餐会，宴请嵯峨浩、嵯峨尚子、宫下明治等日本友人及载涛、溥仪弟妹等。同时还宴请了著名作家老舍和著名画家胡挈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遗孀果素英等满族文化界名人。要求中日双方人士“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中日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日两国文化人士的努力，中日文化交流开始回升。随着文化交流的活跃，两国政府利用民间加紧接触，尤其是1971年中国参加东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至1972年9月，两国文化、经济各类代表团相互往来不断，为最终实现田中访华和恢复中日邦交谈判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活动就是在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等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而开展起来的，这些友好人士对中日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通过这种初期接触和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解决了当时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迎接中日交往新时期的到来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自此以后，更多的日本各界人士投入到中日民间交往的洪流中去，为中日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为打破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的束缚和制约，积极倡导“人民外交”，通过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方式，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政治关系的改善，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可靠的保障。通过中国政府推行的“人民外交”，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松村谦三先生所言：“我们所发展的贸易，目的是为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开辟道路。让我们不断扩大这条贸易渠道，使之通向日中正常化。”

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推动了中日民间交往的扩大，成为中日恢复邦交的纽带，中日交往的领域越来越广，并涌现了一批热心致力于重建中日友好事业的活动家。廖承志、孙平化、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和大平正芳等，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杰出代表。其中松村谦三先生是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奠基人，自1959年到1970年先后5次访华，为发展中日贸易、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人民外交”的实施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科技、文化和艺术以及其他社团的民间交流和人员互访，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田庆立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