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批奏折与雍正帝的对日本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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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有贸易关系，却没有直接的官方交涉，这一时期的中日双边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方面赴日进行交易的形式展开的。这种“有往无来”的贸易，其制度形态既与中国王朝构建的朝贡贸易不同，亦不是依据一般商务惯例进行的民间自由贸易，两国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具体规则以及输入输出的交易额等均有规定，是一种具有很深政治背景的管制贸易体制。在此交涉模式当中，赴日中国商人必须接受德川幕府制定的规则管制才会被允许在日本进行交易活动，而清朝政府则没有给予商人保护和支持的可能。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自17世纪初，随着明朝中国在东亚区域的中心性主导地位的动摇以及多极化的海域贸易网络的成熟，作为贵金属输出国的日本开始了构建德川政权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进程。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日本在其区域秩序中的特殊位置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海禁时期，清政府一直派遣商人赴日购买铜料，铸造铜钱。这也使中日交涉在主导权上此消彼长的现象逐步明显。1715年，德川幕府开始以发放信牌的方式限制中国商船的数量和交易额，没有信牌的船只则不得进行贸易。围绕中国商人是否可以接受日本这一规则的管制，清朝官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信牌问题亦被作为政治事件上报至朝廷，并引起了康熙皇帝与大臣们数番激烈的议论。最终，在康熙帝的干预下，日本信牌的政治意义被淡化，并作为商业习惯被清朝官方默许。而由于这种贸易方式被一直沿用至幕府末年，信牌事件也可以被视作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本文主要通过考察雍正时期奏折中对日本贸易的相关记录，从一个侧面分析上述中日交涉模式得以长期平稳存续的原因，同时尝试解读雍正皇帝实际选择的对日本交涉政策。

一、奏折中的密探莫尔森及其文本解读

康熙帝在同大臣们的议论中提到他“曾遣织造人过海观彼贸易”，但是除了当时的只言片语，他并未再提及此事。而有关向日本派遣人员的事情，康熙四十年（1701）三月，苏州织造李煦在奏折中写道：“切臣煦去年十一月内奉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钦此钦遵。”同文又说：“今年正月传江宁织造臣曹寅、杭州织造臣熬福合公同会议得，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可以去得。”再从李煦于同年六月及十月上呈的两份奏折内容可知，莫尔森于该年六月初四日由上海乘船出发前往日本，十月初六日回到宁波，并于十六日起行前往北京。松浦章认为，因为康熙曾经向日本派出过密探，得到的信息比官员们更为准确，故在对日贸易上做出了态度宽容的处置，而由密探情报形成的康熙帝的对日观被雍正帝继承，并影响到此后清朝历代皇帝的对日观。他说：“在康熙帝头脑里形成的对日观，也被下一代的雍正帝所继承了。当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提起中国商人的日本贸易问题时，雍正帝在李卫奏折上写下朱批：‘当年，圣祖亦曾风闻此事，特遣织造乌林大麦而森，假弁商人，往往日本，探听回摠，言些仮捏虚奉之词，极言其恭顺儒弱。此后随不介意，而开洋之举，亦由此起。’如是，可知雍正帝也完全相信了康熙帝所遣密探获得的情报。康熙帝以密探莫尔森所获情报为重要依据，对应并解决了十五年后出现的信牌问题。可以认为，此后，一直到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康熙帝的秘使所获得的日本情报，是构成清朝历代皇帝对日观的基础。

然而令人不得不提出疑问的是，单独一个密探的情报是否会对康熙皇帝乃至此后的清朝统治者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同时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还应该说明，雍正帝在李卫奏折上的朱批现存多种版本。松浦章所引，据其注释，依据的文本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刊行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另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载相关史料，该事件在雍正帝审阅奏折的批示文字中亦有被提及。其具体的前后文语境是，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在雍正六年（1728）八月八日的奏折中向皇帝报告，日本方面有招聘中国人教习弓马战阵等技艺的行动，并提出应当对日本加以戒备，防患于未然。在此文本中，雍正的朱批写道：“当年圣祖亦曾风闻此事，特遣织造乌林大麦而森假辦商人，往彼日本探听，回报言此乃假捏虚奉之词，极言其恭顺儒弱。此后遂不介意而开洋之举亦由此起。”此外，清末王之春著《国朝柔远记》“浙江总督李卫请严日本防”一节，《文津阁四库全书》（朱批谕旨•清世宗），以及1887年上海点石斋刻印的《雍正朱批谕旨》中均记有该批示，三者文字相同，但与上引两个版本又略有出入：“当年圣祖曾因风闻动静，特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改扮商人，往彼探视。回日复命，大抵假捏虚词，极言其懦弱恭顺，嗣后遂不以介意。而开洋之举，继此而起。”以上各版本所记康熙所遣秘使的名字：“乌林大麦而森”或“乌林达麦尔森”，所指实为一人，即李煦奏折中的“乌林达莫尔森”，这并没有疑义，先行研究在解读雍正朱批上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位秘使“回报言此乃假捏虚奉之词，极言其恭顺儒弱”两句文字，特别是“假捏虚奉之词”所指为何。对此，宫崎市定解释说：“（密探）归来复命，断言（圣祖的）风闻多为捏造的虚词，彼文弱而不失恭顺之心。”即他认为，所谓“假捏虚奉之词”，是密探对受圣祖之命所调查的“风闻”做出的判断，松浦章的解读大概也与宫崎相近，所以会得出雍正“完全相信了康熙帝所遣密探获得的情报”的结论，但宫崎还注意到雍正在同一朱批上所表示的对李卫防范日本之建议的赞同，谓“此奏深合朕心”，由此，他谈及雍正朱批描述康熙对日本“遂不介意”之行为时，并没有做出这是对康熙“完全相信”的判断。而易惠莉对雍正朱批则另有解读，她认为：“雍正批谕述及长崎贸易模式形成缘由是对李卫所言的回应，其中明显含有对清廷现行长崎政策的不满，并将之归咎于康熙听信了江南织造关于日本的不实考察报告”。易文应当是将朱批中“假捏虚奉之词”理解为“织造乌林大麦而森”的汇报内容，从朱批的前后文脉看，这也不失为一种解读方法。

对上述两种有关雍正朱批的读法，我们即便不做二者择一，也不会影响对莫尔森情报作用的判断，因为有史料可以佐证，即使是康熙帝本人，也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日本，最终做出对日交涉策略的决断的，他的信息来源并不限于莫尔森。松浦章认为密探的情报构成了康熙及其后“清朝历代皇帝对日观的基础”，可以说是言过其实。那么，雍正帝的朱批为何表达出了“圣祖”轻信莫尔森的意思呢？如果考虑雍正继位前后的政治权力纷争，我们至少可以从他和李煦、曹寅等人的关系加以分析。如所周知，这两家在康熙时期坐享垄断利益的织造人宠臣，在雍正登基以后均被视为障碍，并先后受到罢免和查处。这样，如果雍正有意对康熙采用的政策表达不认同的观点，而又不能归咎于“圣祖”，那么，将责任归罪于织造人派出的密探，将其带回的情报视为“仮捏虚奉之词”，便是最为合适的说法。

二、从朱批奏折看雍正帝的对日交涉政策

再反观上述李卫奏折的正文内容，在汇报过日本招揽中国人教习文武技艺的情况之后写道：“日本虽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礮火攻击甚远，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寇。”他虽然认为对方受“本朝威灵慑伏”，故此“屏迹多年，从无干犯中华”，但是因为“今彼不惜重赀，招集无赖，习学内地弓矢技艺，无故打造战船”，所以日本对中国是“姦怀叵测，不无窥伺”，且对方“乘有空隙”便要“欲为沿海抢掠之谋”。此处李卫明显已将日本确定为对中国的威胁，同时，雍正帝对他提出的应对日本“示以羁縻，防范未然”的观点批示说：“此为最要，可嘉之至。”对奏文中要改善海防制度，增强对日本威慑的建议亦表示“是极，当极”，且称“卿此奏深合朕心”，这些都表明了雍正对李卫观点的认同。然而对该奏折中“天朝之待外夷，罪恶昭著者，必申征讨之诛”一句，雍正却在行间加上了“若无”以及“不”两点批注，将其变成了“天朝之待外夷，若无罪恶昭著者，不必申征讨之诛”这样的缓和对策。且在关于应当对日本采取何种应对策略的后续指示中，雍正仅强调要“固本防患，尽人事以听天命”，也就是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较为消极的对应方式，并同时叮嘱李卫行事要注意保密。

此后，江南松江提督柏之蕃在同年九月十七日的奏折中报告说，他于八月十一日接到李卫的密信，内称：“风闻，东洋日本，近来不甚安静，行迹不无可疑。江浙洋面相连，应即一体留心备御”，故此他已经亲赴沿海前线巡查检视。另外，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亦提到，他接到“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等字寄”，文中奉旨要其“加意查讯防范日本外洋事宜”。尹继善奏折中称，除了整顿海防，他还同李卫及署两江总督范时绎会同商议，设立了“商总”八人，对出洋商人进行监督管理，且又加强了船只的出入审查。这两份奏折中的内容表明由李卫提议，雍正帝主持的针对日本的防范工作已经展开。另一方面，李卫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汇报称，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贪夷人倭照，争相贸易，唯恐失其欢心，掯照不发，故凡有指名求索之处，无不依从”。同文中还分析东部海域的国际形势说：“东洋独日本为强，邻国无不惧之。”在同年十一月初三日的奏折中，李卫又针对朝鲜与日本的关系指出，两国“暗中往还亲密，无非畏其势大力胜之故”。而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他再次就当时中日贸易的情况写道，日方“于商船回棹时，各指名，令其携带违禁人物，不遂其请，即有掯照退货之举”。而中国商人因为“贪其倭照贸易”，所以只能“惟命是从”。此后，在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李卫还曾提到，派往日本的密探探得“倭夷久有欲令萨摩岛头目窥伺台湾之意”，但是“目下尚无行迹”。李卫自雍正六年八月八日开始的一系列奏折无疑向雍正帝传递了以下一些信息：1，当时的日本并不在清朝秩序的范围之内，且在东部海域力量最强，对周边国家亦具有一定影响力；2，在中日贸易中，主动权被掌握在日本一方，且日本可以藉此从中国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而这一过程无疑会加速双方在力量上的消长，并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局面；3，日本并非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图。然而尽管雍正帝在位期间着意调查日本信息，对其保有戒备之心，但是同时他也一直避免事态升级以致对日问题表面化。关于这样的应对方式，易惠莉指出，雍正控制事态的目的是要在不影响中日贸易的同时防止贸易中出现的问题被政治化，从而可以避免对清朝的政治意识形态造成威胁。这一分析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佐伯富则从经济方面的视点出发并指出，因为雍正帝对开发国内铜矿的态度十分消极，在这一原则基础上，为了保证铸造铜钱的原料的供应，即便日本是隐患他也会选择继续维持中日贸易。此外，刘序枫亦曾指出，中国国内铜矿最丰富的云南地区，其开采量到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才开始真正突增。

由此侧面，我们可以了解雍正时期清朝政府在经贸上对日本的依存度，同时也可以解释雍正帝不愿将贸易中的问题过度升级的原因。实际上，雍正帝在对李卫于雍正十三年六月初四日上呈之奏折的批示中，已经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这种“依存关系”。此时的李卫已由浙江调任至直隶，担任直隶总督，但因为他自浙江离任时尚有未完成的采办“洋铜”，即日本铜料的任务，所以这次上奏首先是为了报告采办的后续情况。但在这份奏折中，李卫实际着重强调的则是当时的铜政问题。这当中，他针对当时各省采办铜觔的方式，建议应当因地制宜，重新规划各省之采购途径，同时认为，当时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为缴足额度，前往云南购买滇铜的情况多有“劳费贻误”之处，不如将滇铜皆“归于云南直解”，而江浙地方则应悉数采购日本洋铜。这样政府就可以滇铜、洋铜“其间调剂，随时制宜”。此外，李卫又提出，由于日本紧缩铜料出口，洋铜采办日益困难，所以他对日本“有欲绝其通商贸易之意”，且准备将这一消息“传露彼处”。他认为，因为日本不单“资籍中土货物药材以为需用，买铜银两以为转运”，而且“自伊之东京至长崎一带，水旱山经地方，专靠搬运货物铜斤，往来交易以资口食者岂止十余万人”。所以若“商贩一绝”，这些人便会“无以为活”，日本亦将“举国恐惧”，并由此心甘情愿地照旧例增加铜的输出额。李卫所言，不失为一种颇有道理的对策，那么，雍正帝对这些建议的反应又是如何呢？针对李卫改变采办铜觔方式的建议，雍正批示说：“三省之派亦具令采办洋铜，并未俾其往滇购求也。往滇之行，乃伊等自图稳便起见，殊非部议原意。总之，解铜之难，不止一端。除令日本不致留难，不抬价值之外，实别无良策。”而对滇铜、洋铜“其间调剂，随时制宜”的说法，他则在旁边画圈标记，又写下了“言之易，行之难”几个字的评价。至于李卫“欲绝其通商贸易”，并要以此迫使日本增加出口铜料额度的计划，雍正更是直白地写道：“此数语纵使传播彼处，亦只可令其暂信一时耳，岂能久愚伊之听闻？”总之，雍正帝的上述批示直白地反映了在国内铜产欠缺的情况下清朝经济对日本铜料的依赖，以及中国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境况。同时皇帝本人亦无奈地表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清朝政府并没有能力对日本施加实际有效的影响，亦无法迫使对方在贸易上做出让步。故此，不但用洋铜、滇铜互相调剂制宜的设想无法落实，铜料的顺利采办也只能寄希望于日方“不致留难，不抬价值”。而在雍正看来，李卫欲在贸易上向日本施加压力的想法和计划亦是不合实际，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

三、结论

综上所述，雍正时期清朝官方虽然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检讨并提出过修正方案，但为了保证铜料供给，雍正帝本人还是选择了维持自康熙时期以来的对日政策，且对中国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他也采取了继续默认的态度。同时，因为雍正对奏折的批示被保留至今，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选择”和“默认”是建立在对时局的准确分析和务实的态度之上，并未局限于传统意识形态。而这种对应方式也说明，在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中，中国的经济需要依赖传统朝贡体系之外的贸易体系和贸易网络，且在这一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网络当中，中国已经不再是唯一拥有主导权的“单独一极”。清朝的皇帝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秩序多极化的海域，在与其他势力的交涉中，迫于现实原因，他们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而到了乾隆时期，随着滇铜产量的增加，清朝内部曾一度又出现过“停止采购洋铜”、“停止对日贸易”的提议。但因为清朝铸币对洋铜尚有一定量的需求，且洋铜质地较纯，运送至中国沿海地区也较为便利，所以中日贸易在清朝的国家经济中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实际上，经过统治者的默许以及多年的实际执行，日本信牌在中国已经不再构成政治问题，如此，中日贸易的这种模式也就被一直平稳地延续了下去。另一方面，通过本文的考察还应当注意到，对于如雍正朱批奏折这样的历史文献中记录的事件，我们往往不能仅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孤例，而是需要结合前后发生的事情进行有连续性的分析，这样才能相对清晰地勾勒出清朝对外政策的整体轮廓。宫崎市定在上世纪初比较早地将雍正朱批奏折的内容引入历史学界研究的视野，然而因为缺乏对各相关事件的连续性考察，先行研究难以跳出对单篇奏折文本内容进行分析的框架，进而才会忽视雍正帝对李卫奏折所作批示中的重要内容，随之又做出了并不恰当的断句和解读。故此，若结合本文开始部分提及的康熙时期清朝朝廷对应日本信牌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帝在对日交涉方面，即已经脱出了“华夷”、“宗藩”等传统对外交涉模式的制度规则框架，但并未使其表面化，而是将政治事件作为经济问题处理，同时又否定其策略的真实原因，并对其行为给出一个与传统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的解说。沿着同样的思路和类似的策略，雍正帝亦不欲公开当时中日交涉模式形成的真实原因，而是顺势将康熙帝的决策归咎于前朝织造人官商派遣的密探所带回的不实信息。然而相对于康熙在平息信牌事件过程中的谨慎，雍正在批示李卫奏折中要以“绝其通商贸易”的策略迫使日本在贸易中让步的提案时却在不意间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反映出了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但正因如此，才为我们研究清代的对外政策和中日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线索。

作者：王来特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