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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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驱鬼仪式在宫中祭祀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出现在驱鬼仪式上的神灵更是成为驱邪消病的善神，广受祭祀与信仰。钟馗，作为中国古代驱鬼善神，其捉鬼的形象形成于魏晋时期，在唐代得到广泛发展并出现在朝廷的瘟疫祭祀仪礼中，至宋元时期开始走向世俗化，到了明清时期钟馗成为文人画、戏曲的取材内容之一。几年前，笔者在京都漫游时，发现一户人家的屋顶两端各竖立着刻画着钟馗的瓦片;在日本的“端午节”又称“男儿节”，有些地区会在自家院子里挂上印有钟馗捉鬼图像的旗帜。钟馗这一其貌不扬的大汉，竟跨洋过海，超越时空，历经魏晋唐宋元明清而进入日本寻常百姓的生活中，不由让人想要探索这其中的历史缘由。

据笔者管见所及，专以研究钟馗信仰在日本传播的论著，中文论文以曹建南的《日本的钟馗信仰》为开山之作，对日本钟馗信仰的几种形式进行了论述。麻国钧、有泽晶子的《日本的钟馗信仰、钟馗艺术与钟馗戏———中日祭祀演剧散论之一》以日本古代的绘画艺术、说唱艺术、戏剧艺术中钟馗的题材为对象，对日本的钟馗信仰有所论述。日文论文方面，以王勇的《中国的钟馗与日本的钟馗———以画像形象的比较为中心》为起点，对中日两国历史上画像中的钟馗做了比较研究。日本学者松村英哲的《钟馗考》论文系列论述了中国钟馗信仰的发展历史。以上的研究对中国钟馗信仰的发展历史及日本社会钟馗信仰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但笔者经过对中日两国的相关史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自唐朝以来的国家祭祀仪礼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钟馗却不曾出现在日本的国家祭祀仪礼之中。通过对中日两国古代国家祭祀仪礼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捉鬼驱邪的钟馗在两国国家祭祀中所占据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国的钟馗信仰历史悠久，且各个历史阶段的钟馗信仰都对日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一过程背后实际暗含着日本对中国道教神仙信仰以及对道教的吸收过程。为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从古代国家祭祀傩仪中的钟馗入手，分析中日两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钟馗，阐述日本钟馗信仰的特点并就其原因作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钟馗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钟馗”一词最初的来源，一直存在“终葵”来源说，众多学者通过考古资料与史料认证认为，钟馗起源于追鬼的道具之“终葵”。《周礼•考工记》中对“大奎终葵耳”的注疏“终葵，椎也。齐人谓椎为终葵”的记载被普遍认为是“终葵”起源说强有力的证据。民间信仰的形成离不开神话传说的流传，钟馗信仰的形成同样伴随着钟馗传说的开始。有关钟馗传说最早的记载见于晋末敦煌写本《太上洞渊深咒经•斩鬼第七》，其中关于钟馗是这样记载的，“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①从这里可以看出，钟馗打鬼的形象较为鲜明地被刻画了出来，因此可以说魏晋时期钟馗信仰已出现于民间。唐代中后期，钟馗作为捉鬼的善神还出现在了传统的驱邪傩仪中。被王重民重新定名的唐代中后期敦煌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中对钟馗驱傩有这样的记载:正月杨(阳)春担(佳)节，万物咸宜。春龙欲腾波海，以(异)瑞乞敬今时。大王福如山岳，门兴壹宅光辉。今夜新受节义(仪)，九天龙奉(凤)俱飞。五道将军亲至，虎(龙)领十万熊罴。衣(又)领铜头铁额，魂(浑)身总着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称我是钟馗。捉取浮游浪鬼，积郡扫出三峗。学郎不才之庆(器)，敢请官(恭)奉口口。音声。

张兵、张毓洲在对《除夕钟馗驱傩文》中钟馗出现在傩仪中的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与《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钟馗故事对比后认为，“《除夕钟馗驱傩文》突出了钟馗驱鬼的主体地位，并将驱鬼的时间明确为除夕夜，钟馗捉鬼的对象也由《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出现的使人致病之鬼扩大到浮游浪鬼，而驱鬼仪式的参加者则扩大到五道将军，且参加仪式者每人都装扮成钟馗的模样”。从以上唐代敦煌地区的傩仪的研究资料来看，“钟馗与古代傩仪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唐代敦煌和西北地区的除夕傩仪、傩舞中，钟馗取代了方相氏，占据统领的地位”。③唐朝时期，奉道教为国家的宗教，对于神仙信仰的流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钟馗信仰在唐代也得到继承、发展。“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啸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这是《全唐诗》中李宣古的《咏崔云娘》，从侧面可以看出钟馗信仰在唐代的流行程度。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对钟馗的描述可谓是对钟馗形象最为完整的描述，其中钟馗在唐明皇的梦中仍然保持捉鬼的形象，“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并表明自己乃是“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明皇在梦中遇到钟馗替自己捉鬼除病，于是醒来后昭告天下，将钟馗奉为可在岁暮驱邪之善神。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的钟馗开始走入文学的世界，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题材之一，钟馗信仰开始走向世俗化。与此同时，在唐代时期已经成为宫廷傩仪主角的钟馗，到了宋代不再只出现在宫廷傩仪中，更是广泛活跃在民间傩仪中。不同于唐代的是，宋代的傩仪钟馗、将军、门神、判官等角色由教坊人扮演，变成了只具象征意义的岁时活动。

这也更加印证了宋代时期钟馗信仰的民俗化、世俗化。之后的元朝，由于宫廷傩仪被废除，傩仪完全成为走向世俗化，成为寻常百姓的民俗活动。从唐代起就在傩仪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钟馗，伴随着傩仪的民俗化再次走向民间。直至清朝，人们对钟馗的信仰表现为“跳钟馗”、门贴钟馗像等，可以看出钟馗信仰完全成为一项民俗事项而存在。从魏晋时期形成，至唐代进入宫廷傩仪，再到宋代伴随傩仪成为民间民俗活动，中国的钟馗信仰跨越多个时代，历经变换最终成为广受爱戴的驱邪善神。另一方面，漂洋过海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是否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呢。

二、日本钟馗信仰的特点

一般被认为创作于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作品《辟邪绘》，内容画的是来自古代中国受到信仰的瘟神，这些瘟神惩治疫鬼并驱散瘟疫，因此作为善神被广泛信仰(图一)。出现在《辟邪绘》中的瘟神分别为天刑星、旃檀乾闼婆、神虫、钟馗、毘沙门天。《辟邪绘》曾由益田孝所藏，因此又被称作“地狱草纸益田家乙本”，与《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病草纸》等六个画卷一同完成于后白河法王时期。⑤《辟邪绘》中的钟馗脚踏官靴，头顶斗笠，面目狰狞地在捉拿一只小鬼，这基本符合唐朝钟馗捉鬼的形象。从《辟邪绘》与《地狱草纸》中对钟馗的描述及钟馗捉鬼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至少在平安后期，钟馗信仰已经在日本广为流传。有研究表明，《辟邪绘》与《地狱草纸》画卷的内容都来自平安初期佛名会上使用的“地狱变御屏风”。也就是说初期阶段传入日本的钟馗就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在中国的史料中，作为捉鬼驱邪的善神的钟馗，与驱邪傩仪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钟馗在国家祭礼傩仪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钟馗信仰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日本方面，奈良时期已开始出现岁末傩仪的记载，那么日本的傩仪中是否也出现了钟馗的身影呢。文武天皇四年(700年)，由藤原不比等敕命组织仿照唐朝《永徽律》编撰日本法典，于大宝元年(701年)完成，称为《大宝律令》。《大宝律令》中记载了“大傩”，其中规定，“大傩由中务省阴阳寮主事，大舍人寮等配合进行”。⑦然而根据《续日本书纪》的记载，《大宝律令》中制定的“大傩”并没有马上实施，而是到了文武天皇庆云三年(706年)十二月，“天下诸国疫疾。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傩”。

除此之外，日本平安时代史料《贞观仪式》卷十中对傩祭有这样的记载:晦日戌二刻、諸衛勒所部、中務輔•丞•録率史生•省掌等、列承明門外東庭、録喚四位•五位、史生喚丞及内舎人、于時陰陽寮官人率斋郎等、候承明門外、以桃弓•葦矢•桃杖、頒充儺人、訖大舎人叫門、闈司問、阿誰、大舎人答、儺人等将参入、其官姓名など、候御門申、闈司傳奏如上、于時儺人入而列立、時刻陰陽寮共入、斋郎持食薦、敷庭中陳祭物、其料五色薄絁各一尺二寸、飯一斗、酒一斗、脯•醢•乾魚各一斤、海藻五斤、塩五升、柏廿把、食薦五枚、匏二柄、缶二口、陶鉢六口、松明五把、祝明五把、祝料當色袍一領、袴一腰、訖陰陽師進読祭文。⑨从《贞观仪式》中对“傩礼”的记载可以看出，傩祭是在晦日举行，当日戌二刻，由诸卫勒所部、中务辅•丞•录率领史生•省掌等及阴阳官人率斋郎于承明门外等候，以桃弓•苇矢•桃杖充当傩人，由斋郎陈列各类祭物后，阴阳师诵读祭文，傩仪开始。其中，在傩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傩人，是由桃弓•苇矢•桃杖充当的。此外，《延喜式》卷十六“阴阳寮”记载了由阴阳寮组织进行的各类年中祭祀，其中“傩祭祈”就是对岁末傩祭的详细记载:十二月晦日昏時，官人率齋郎等候承明門外。即依時剋共入禁中。齋郎持食薦安庭中，陳祭物。訖，陰陽師進讀祭文。凡追儺料，桃弓杖，葦矢，令守辰丁造備。其矢料而葦各二荷，攝津國每年十二月上旬採送。⑩从《延喜式》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追傩”于每年十二月晦日由阴阳寮组织举行，祭礼当日由官人率领斋郎等在承明门外等候，之后一同进入禁中，再由斋郎陈列祭祀贡品，阴阳师奉读祭文，追傩寮料包括桃弓杖、葦矢。在《延喜式》关于傩祭的记载中，钟馗并没有出现在傩仪中。而在《西宫记》卷六“追傩”仪式中，详细记载了傩人是由“方相”所扮，整个追傩的过程则是由方相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西宫记》卷六对“追傩”的记载:戌刻、王卿着座。衛府帯弓箭、長楽門東廊西上対座。親王南面、上卿北面。以紺幕曳渡柱外。雨儀也。晴時、廊前立七丈帳二宇。近仗陣南階。立陣。兵衛陣承明門外。中務丞進分配簡。毎門一枚惣四枚。王卿已下分配四門。陰陽寮以桃杖弓•葦矢進王卿以下。或天皇御南殿、不御帳中。内侍上裳云々。王卿立承明門巽壇上開門。不開建礼門。司着、大舎人叩門。司伝宣、勅云、万都礼。陰陽寮於門壇上、以桃弓•葦矢付司。入折櫃。内侍自南階伝取給女官。方相参入、松八把立前、子八人在後。立版南三丈。

王卿以下列南殿。西上去門二丈。雨下、立門壇上。陰陽寮下部八人給方相饗。出自安福殿砌入自月華門。同寮官人一人立版読宣命。詞在寮式。撤饗。同寮人。方相揚声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王卿以下各率眷属四門分追。挿笏執杖。侍臣任分配追。方相経明義•仙華門、出自滝口戸向北門。上卿従方相分出。向東門。右近陣進白木束、以充追儺。闕追儺、侍従除元日見参。有障者触外記。瑏瑡《西宫记》中追傩的记载与《贞观仪式》、《延喜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充当“傩人”这一角色的不同，从《西宫记》的记载可以看出，追傩仪式是以“方相参入”为主导，“方相揚声打楯三座，群臣相承和呼”，最终将傩赶出宫中。另外，平安时期的《北山抄》、《江家次第》中记载关于追傩的内容基本与《西宫记》相同，即在傩祭中充当傩人的是方相，而不是钟馗。以上，根据对日本奈良、平安时期记载国家祭祀傩仪的史料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奈良时期至平安时期日本在宫中举行的国家祭祀大傩、追傩等傩祭、傩仪中，没有发现钟馗的因素，钟馗也没有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其它国家祭祀仪礼中。相对于中国方面，从唐代起钟馗就在国家祭祀傩礼中充当驱鬼的重要角色，日本的国家祭祀傩礼中却没有出现钟馗的因素。也就是说钟馗信仰在传入日本的初期阶段即发生了文化的变异。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文化传播中这种变异情况的产生呢。

三、日本钟馗信仰的特点形成的原因

如果要分析钟馗信仰在传入日本的初期阶段即发生文化变异的原因，那就必然要弄清楚钟馗信仰传入日本的路径。钟馗信仰等中国古代神仙信仰东传日本的基础条件是道教的东传，正是道教典籍以及道家思想的东传才使钟馗信仰等道教神仙信仰的东传得以实现。因此，本文试从分析道教东传日本的过程入手，考察钟馗信仰东传日本可能存在的路线。第一，经由百济主动传入。《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十五年(377年)秋八月，百济王遣阿直岐与良马两匹供于天皇。阿直岐因能读经典，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是否有比他更优秀的博士，阿直岐向应神天皇推荐了王仁。瑏瑢王仁于次年来到日本，成为太子之师教授典籍，因熟悉典籍而被称为“书首等之始祖”。关于“能读经典”的阿直岐、讲授“诸典籍”的王仁是否将汉籍带入日本，“虽然有《海东绎史》说阿直岐带去《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古事记》说王仁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瑏瑣，但学界仍未有定论。虽然如此，阿直岐和王仁的子孙后来在日本留下来，主要在日本的朝廷的东西文部担任秘书工作，还掌管朝廷的祭祀仪礼，孙亦平通过分析推测，阿直岐与王仁的子孙“忌寸”氏族可能是道教文化的传承者。瑏瑤因此，在传播初期，很有可能是由来到日本的百济子孙氏族主动将道教传入日本。第二，经由遣隋、唐使顺带传入。在平安朝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7年)主持教育的藤原佐世(?－897)奉敕命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包括了收藏于宫廷或王公贵族书库中的汉籍，其中就有大量道教的书籍。孙亦平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道教书籍做了整理，并由此得出结论，从这个书目可以得知，道教的主要文献在当时都已经传入日本。瑏瑥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从中国大陆带入的大量道书，为日本对道教祭祀仪礼的受容提供了可能性。

从以上对初期道教传入日本路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道教传入日本主要有两种途径。而从中国钟馗信仰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钟馗信仰传入日本的路径最有可能是经由遣唐使顺带传入。唐代是钟馗信仰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钟馗进入到国家祭祀，并在傩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钟馗却没有进入到日本的傩仪及国家祭祀中，日本的钟馗信仰从形成之初便只是作为民间信仰出现在民间祭祀中。造成钟馗信仰在中日两国形成截然不同表现形式的现象，笔者认为与日本吸收中国道教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奈良、平安时期(710－1192年)，日本朝廷开始派遣使节团去中国，旨在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尤其以规模与人数都达到空前水平的遣唐使的到来，使中日文化交流也因此呈现繁荣的局面。遣唐使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涉及到制度、宗教、建筑、艺术等各方各面，而对宗教方面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佛教的学习。孙亦平在总结奈良朝对道教的态度中论述到，从官方层面看，道教的根本经典《老子》、《庄子》等被排除在国家律令之外，官方的这种态度在遣唐使中就表现为崇尚儒家、引进佛教而排斥道教的倾向。奈良朝不积极引进道教的态度，在平安朝依然得到传承。尽管无论是在由官方组织编纂的律令制度还是流行于民间的神灵信仰，奈良、平安朝的日本在各方面都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却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游离于官方之外。

正是由于奈良、平安朝对道教采取吸收个别因素，抵制全盘接受的态度，导致中国的神仙信仰传至日本后都会发生一些改变，日本国家祭祀对钟馗的排斥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尽管纵观奈良、平安时期日本的国家祭祀也不见钟馗的身影，但钟馗作为捉鬼驱邪的形象却在日本的民间社会广为流传。江户时期围绕钟馗的中国岁时习俗逐渐在日本流播开来，日本各地还有在岁时祭祀中供奉钟馗现象的存在。人们在端午节时在门前悬挂钟馗捉鬼为内容的幡旗，刊行于1838年记录江户时期年中行事的书籍《东都岁时记》中，有一幅描绘江户端午节市街风景的插图，其中就有出现了钟馗旗;除此之外，还有守护村寨的草钟馗，把手门户的钟馗符，除病解厄的朱钟馗，镇宅辟邪的瓦钟馗等。瑏瑧相对于中国的钟馗信仰历经各朝，由朝廷到民间之间不断切换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日本的钟馗信仰在传入之初就只是在民间范围受到流传，而并未进入到国家祭祀的行列中。日本钟馗信仰的这一特点，其实质反映出古代日本朝廷对道教的吸收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也正是日本朝廷对道教消极对待，对佛教却积极吸收的态度，才出现了本文中提到的，12世纪初钟馗画像出现在佛教祭祀仪礼“佛名会”上的现象。

作者：姚琼 单位：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