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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传统文化教育的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江户末期至明治维新时期,主要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二是明治维新至大正时期,主要是“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思想文化整合时期;三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日本主要采取了美国模式的公民教育;四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头十年的教育反思与改革时期,日本又重新确立了“传统与文化”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日本;传统文化教育;变迁
一、江户末期至明治维新:
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日本自古钦慕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江户末期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危机的觉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教育在日本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维新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是从中国古典典籍中汲取关于儒家立身的道德要义、智慧见识、行为作风等一系列修养要求,但其实质是为了挽救国家危机,且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主要以家学、蕃学和私塾的形式进行传播,其中最著名的是吉田松阴和他的松下私塾。1853年,日本遭遇美国佩里海军舰队的侵占威胁。23岁的吉田松阴感受到国家危机近在咫尺,使他萌生出了解和学习发达西洋科技的动力。于是,他决定“偷渡美利坚”。但学习西方的愿望未能如愿,因为他“偷渡美利坚”的计划失败,且此后松阴被投入“野山狱”。但面对国家危机,付诸行动的动力促使他在出狱后就开始利用“孟子讲读会”的形式传播进步思想,从救国使命和抱负的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阐发,激发其门下学生的爱国志向和报国决心。同时,他讲学的内容依据“由史入经,由集入子”的原则,生活文化启蒙以《诗经》为主,伦理讲学以《论语》《孝经》为主,历史价值观的讲授以《春秋左氏传》《资质通鉴》《二十二史》《史记》为主,谋略文化方面则以《孙子》《武教全书》为主等。此外,他还选择一些关于日本本国历史和针砭时弊的政论书籍、社会经济类书籍。可见,吉田松阴的学养不低于同时代的儒生,同时正是他通过丰富的经典讲读把学生引向了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并从立德、树人的知识素养背景出发,启发和激励学生树立起一个共同的、超越个人生命的远大抱负和志向。后来,他由于主张“尊王攘夷”的思想而死于“安政大狱”,却激励了门下学生一个个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宰日本近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比如,日本第一任首相同时也是连任四届首相的伊藤博文、两次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并后来担任“总裁局顾问专任”的木户孝允(实质上的宰相),还有英年早逝但功绩不可磨灭的人物——高杉晋作(奇兵队创始人),都是吉田的门下学生。其中,高杉晋作功绩尤为显著,他训练海军,渡行大清,并以大清教训成功阻止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领土租借。同时,在吉田松阴松下村塾的影响下,日本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学塾,如铃屋塾、咸宜园等。松下私塾也因为短短四年中培养了堪称国父的总理大臣(首相)两名、内阁幕僚四名的成就而名震世界教育界。
二、明治维新时期至大正时期:
“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整合时期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日本之所以在此后快速向现代化转型,主要得益于当时教育领域大量引进了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满足了日本追赶西方国家的需求。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以儒家思想文化精髓作为德治和价值观基础,同时以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作为发展的硬实力,是将东西文化和思想全面整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采用自上而下的形式贯彻教育理念。1879年(明治十二年)《教学圣旨》下达天皇对教育基本方针的指示,强调教育以德育为本,以知识才艺为末,实际上是一种“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同时,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采用天皇直接对臣民教化的口吻规定了“十一条目”,包括父母以孝、兄弟友爱、夫妻以和、朋友讲信、恭俭持己、博爱众人、修学启智、成就德器、公益事务、重宪遵法、义勇奉公,并称这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根本”。《教育敕语》可谓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对所有受教育国民的道德教育和爱国教育。它不仅是一种教育方针和体制,也是当时日本构建民族认同和理想信仰的重要标志,同时日本当时教科书的改革也以此作为统一标尺。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本民族经典先天不足和对历史的伪作,这种教育理念在军国主义上台后也被曲解利用,其中《教育敕语》宣扬的“一旦缓急,义勇奉公”最终酿成了日本侵略的灾难性后果。第二,涉及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学科学习内容设置全面。在重视儒家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增设诸多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经济课程和语言课程等。根据学者陆一在《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一书中的研究可知,当时高等学校三年间的课程和课时极多(每周课时达30~38课时),课程除文理科必须学习的修身、国语和汉文、英语、德语、历史、地理、哲学、伦理、法学经济通论、数学和体操外,文科还需要修综合自然科学课,理科需修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质、矿物和绘图测量。同时,出于教养教育的目的,在修身课的设置上,一般低年级使用《论语》,高年级则使用自编教材《伦理学辑要》,通过熟读中国古代经典来培养日本精英,也是当时精英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2-75)。第三,学校德育教育的日常开展主要是以训导为基础,同时重视集体主义教育和礼仪实践,鼓励学生自治。具体来说,训导主要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观作为主要内容;礼仪实践则是开设关于“坐,作,进,退,礼,让”的练习课以矫正学生行为举止,加强儒家“慎独”观念对学生习惯养成的规制;在集体主义教育方面则重视教育学生遵守宿舍公约,对于不当行为要求学友应直言忠告使其悔悟,鼓励舆论监督等相互制裁的方式,并授予寮委员司法权惩罚宿舍内的违规和犯罪者。另外,鼓励学生自治,允许学生自主开展活动推进某项决议通过。以上锻炼学生尊重个人、调和集体以及提高决策能力的做法,本身也是有效的民主主义训练,正是儒家“慎独”与西方民主相结合的实践教育方式。
三、战后民主主义时期:
美国民主主义模式下公民教育的兴起战后,在美国一系列“软硬兼施”措施的改造下,日本接受了美国的占领和美国民主主义模式的移植。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美国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成为日本教育的根本。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根本来不及考虑美国式公民教育局限性的一面,而全盘接受美国的公民教育模式,几乎中断了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课程。虽然从战后到20世纪末,美国式的公民教育对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直接促进了日本职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使日本公民素养、道德品行、职业操守在全世界都保持较高的水准,但是日本教育理念由战前的精英教育走向了战后实行的美国式公民教育,也造成了日本精英教育的衰退。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政府鼓励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很快便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导致高校人才培养普遍以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二是日本学校教育与美国学校教育在经典阅读上存在差距,日本教育理念和模式虽然基本与美国一致,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美国自1945年颁布《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后,就在全美实行经典阅读教育,尤其越是顶尖的大学就越要求学生高强度地阅读大量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经典,使学生形成对西方文明命脉的深刻体认,提高学生讨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从中汲取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日本大学虽然也让学生阅读一些西方古典名著,但是日本所能领会和执行的仅能达到美国培养一般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层次,无法学得其教育精髓,因而限制了日本本土精英的培养。
四、日本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以来的反思与改革:
“传统与文化”教育理念的确立日本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以来的反思与改革是源于社会危机,一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公民受教育几率大大增加,但生源的扩大反而造成教育质量整体下降,富有竞争力的精英人才培养质量也随之降低;二是日本经济多年的不景气导致日本高校增加了专业课程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但同时大企业结束终身雇佣制和培训,使得个人有终身学习和素养提升的必要;三是从提升国际一流人才竞争力的角度,人文课程作为“无用之大用”的地位再次受到重视。出于以上原因,日本教育开展了相应的改革。1987年日本文部省出台了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1991年6月,文部省又在听取《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的报告之后,决意对大学设置基准修改,史称“大纲化”。但事与愿违,日本大学教育出现了一股以形成专业教育和实用化为中心、轻视教养教育的逆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大学审议会1998年10月出台答复报告《21世纪的大学和今后的改革方案》,从学问视野、丰富人文素养、在社会中适当的自我位置等多个方面描述教养教育的培养目标。1999年11月,大学审议会在《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中强调新时期大学教养教育在培养全球化领袖人才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探索方法和举措的必要性。2000年大学审议会又了《关于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诉求(答申)》政策咨询报告,将“培养活跃于世界舞台同时具有深厚教养和专业能力的知识精英”作为顶尖大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志。2006年,日本政府全面修订《教育基本法》,在教育目标中增加了传统与文化的内容,即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传统文化的国家和乡土,并且尊重他国,培养贡献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态度。自此,日本以法律的形式凸显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地位。2009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报告中提出要充实传统文化教育,指出“培养活跃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的同时,要加深理解家乡和国家的传统文化,必须充实继承与发展优良传统文化的教育”,并详细指出了各学科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2]。这些都反映了日本重视传统文化以及人文教育理念的回归。
五、结语
从日本传统文化教育变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典籍阅读以及融入各学科加以实施是当前教育改革迫切的要求,关系到国家未来一流人才的培养。人才是21世纪国家振兴的核心力量,我国也应借鉴当前日本“传统与文化”的教育理念,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以达到发展精英教育、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南怀瑾曾说过:“很多对国家社会有建树的人物,无论在党政、军事或文化教育、工商各界出人头地的,他的学识基础的深度,都是由于旧制小学和依照旧式读书的教育成果。”[3](P102)因此,国家要密切重视和推动学校教育将传统文化经典纳入教学内容。实现传统文化典籍与教学章节相结合,在育人和教育过程中引用传统文化经典的精髓,如以儒家经典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思想的深刻性,培养学生人格修养、鼓励学生树立远大抱负,从而增强学校在育人方面的思想性、启迪性和文化传承性。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逐渐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生源逐年增加,但不能因为高等教育生源的增加而降低教育质量,尤其是降低德育质量。今后,国家应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贯彻精英教育的理念和思想,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促进人才成长和发展,同时在学校教育中积极推进中西哲学、历史、伦理学等通识必修课程的教学实践与改革,将中国青年培养成各行业专业水平高超的职业干将,并使其具备一流的眼界、格局和抱负,树立奉献社会、贡献国家的远大目标,无论在任何行业的舞台上,都敢与世界一流人才竞技争锋,最终成为能肩负国家重担、参与国际博弈竞争,具有文化交流、传承与创新能力的国家精英、国之栋梁。
参考文献
[1]陆一.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7.
[2]洪静怡.日本传统文化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3]南怀瑾.新旧教育的变与惑[M].北京:东方教育出版社,2015.
作者:陈璇 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