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闯将项南超前思想及发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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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改革开放之初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正是这样一位改革闯将。在1981—1986年主政福建期间，他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提出过许多超前性的设想，领导福建走在全国前列。习在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深情撰写纪念项南的文章《长者风范，公仆榜样》，称：“项南在福建任职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岁月。他提出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今日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大念‘山海经’的主张，关于‘以智取胜’发展战略，在今天的福建已经深入人心。许多构想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经济要起飞,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福建是中央批准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份。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福建对外开放一度进展缓慢。项南一到福建，就在省党代会上发表《谈解放思想》的讲话，提出“福建经济要起飞，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这个讲话令人耳目一新，促进了全省的思想解放，为福建改革开放大造了舆论。198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项南这篇讲话转发至全国省、军级，并加按语，“（这）是一篇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准备、不由秘书代劳的讲话。这篇讲话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简明、生动、活泼，绝少套话、空论”。项南思想解放，是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分不开的，也与他曾到世界各国考察、见多识广、善于学习分不开。通过对比，他加深了认识，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提出各种创新的观点和办法。他平时注重调查研究，总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相信群众的智慧，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一发现好经验，便及时加以总结提高，作为示范推而广之。经过调研，项南看到福建的条件不如广东，甚至也不如江苏、浙江，因此在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待侨商、外商“三个更加、三个要干”的原则，即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对双方有利的要干，我方利小的要干，即使暂时没利的，但对长远来说仍有利的也要干。这一政策出台后，深受广大侨商、外商的欢迎。福建是全国第二大侨乡，项南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闽籍华侨视为福建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大力打好“侨”牌。他要求各地负责同志一定要落实华侨政策，不仅抓紧从政治上平反，而且要保护其私产等不受侵犯，退还当初侵占的华侨私房。在号召弘扬陈嘉庚精神的同时，项南大胆给另一位著名侨领胡文虎平反，此举震惊海内外，大大调动了华侨的积极性。在引进人才、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项南有独到眼光。他提出，福建作为海防前线，基础设施太差，所以，基础设施不仅要迎头赶上，还要超前。1981年2月27日，他上任后首次下闽南回来，在省委常委“吹风会”上说：“改革开放，除了解放思想，就得老老实实搞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上来就招商引资。这点，福建同广东是很不相同的。广州、深圳毗邻港澳，条件比福建优越得多，它们的对外开放，一上来就可以招商引资，立竿见影。福建不能这么做，做也做不通。试想，一个能源、交通、电讯十分落后的省份，外商怎会有兴趣投资设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节省每一分钱来搞基础设施。”省委很快确定了改善福建基础设施、构建新投资环境的十大重点项目。其中，1982年11月27日零点，福州成为全国首个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的城市，直拨国际电话时间仅需20—30秒，成为中国通信史上的里程碑。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福建全省都陆续引进程控电话，福建邮电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航空港缺乏是制约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一个严重瓶颈。项南认为，厦门不修机场，就缺少搞特区的条件，建设厦门机场势在必行。但有人说，在四个特区中，深圳、珠海、汕头都比厦门强，它们都没机场。军方起初也以厦门地处海防前线、建机场不安全为由不予支持。项南在一片反对声中迎难而上，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立项，在四个特区中率先安上了“翅膀”，实现了飞出去的愿望，继而又在全国创办了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松绑”放权与“包”字进城

在国人对高速公路概念还相当模糊之时，项南就把修建福（州）厦（门）高速公路作为战略架构提出。1981年4月22日，他在省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向福建科学家提几个问题》的讲话，意气风发地介绍了高速公路。在他的大力鼓动下，省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可行性研究小组，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还请了香港合和集团董事长胡应湘到福建考察。习回忆，1985年受命奔赴厦门工作的他，在北京第一次见项南时，听他谈到了在福建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与设想，“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哪个省敢提出这样的计划”。谁料，修建高速公路作为口号一提出，就引来不少反对声，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国务院，说项南不实事求是，太过超前，搞天方夜谭。项南却一直没放弃，继续收集海内外的相关资料，直到离开福建前夕，日记上还记着高速公路这事。厦门经济特区是福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项南早就提出，厦门特区不能局限于湖里2.5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方，而应扩大到整个岛，并建成自由港。邓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厦门后，同意项南的建议。中央决定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实现自由港的部分政策。改革开放之初，举步维艰，整个国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项南很早就向中央各部门呼吁，一定要放权、放手，让地方去闯出一条路。改革开放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项南预见到其艰巨性：改革开放是新事物，需要探索和支持，福建在工作上恐怕难免犯点错误，出点纰漏，希望中央各部委给予指导，给予帮助，互相体谅。事实证明，项南的许多超前看法和做法都是对的。项南对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发展新工业极为重视。但他考虑得相当长远，引进是必要的，但并非引进来后就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吸收、消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会老是落在人家后面。他强调要引进人才，大学要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后备人才，把消化吸收工作搞好，这样才有竞争力。项南关心农村的改革、百姓的温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间，福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不力，长时间不加区别地反对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包干到户，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的发展。项南上任后，首先下大力抓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提出“责任制一抓就灵”，不仅农业要搞责任制，农村其他各业都要搞，促使责任制迅速发展，继而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等主张。大念“山海经”战略口号在全国特别是在周围省市产生了共鸣，大家纷纷仿效，也制定出开发山海的措施。项南还从根本上废除了“左”的一套做法，同时关注工厂企业的改革。他深切感到，旧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厂长、经理们的手脚，企业没权力，也就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1984年3月23日，福建55位厂长、经理写了呼吁“松绑”放权的信，请求省委把企业内部的干部任免权、奖励基金支配使用权等五项权力下放给企业。项南对此鼎力支持，不仅马上将此信批给《福建日报》，要求放在次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还提出55位厂长、经理的“松绑”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厅局都要支持他们的要求。他进一步阐述说：要使企业有活力、动力和压力，根本问题就是要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放权；必须使我们的厂长、经理有人权、财权和管理权，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3月30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转载了《福建日报》的呼吁信，以及省里有关部门支持呼吁的报道，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还说，福建省有关部门对55位厂长、经理的信，很快作出反应，值得赞赏。稍后，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予以转载和播发。一场推动国企改革的“松绑”大戏，就这样在福建率先拉开了帷幕。与此同时，鉴于企业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项南提出“包”字进城。他认为，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行业之所以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高、质量不好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把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的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就是没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弊端，所以要让“包”字进城。一个“包”字抓住了体制改革的关键。“松绑”放权和“包”字进城都触及了城市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在思想还较为保守、姓“资”姓“社”问题争论纷纷、“大锅饭”还非常盛行之时，项南敢于支持“松绑”放权，敢于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引进城市，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

福建经验影响全国

面对国家投资少、工业基础差的省情，如何实现经济腾飞？项南看到了农村中涌现出来的群众性集资办企业的强大生命力，并大力扶持，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认真总结晋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项南进一步提出“福建经济靠乡镇企业打头阵”的思想。福建乡镇企业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项南的心血，所取得的成绩都有他超前意识的反映。项南推动了福建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后来“晋江经验”的推广打下了基础。走以智取胜的发展路子，是项南又一个前瞻性的战略思考。福建既有优势，也存在很大弱项，要想起飞，就必须跳跃式发展，这就必须以智取胜。项南对科技、教育非常重视，在省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挤出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发展科教事业。省委还专门召开两次全委会，分别专门研究全省教育和科技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和各项措施。项南还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注意引进省外、国外的优秀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科技、教育界的问题，大力创办各类大中专学校，加强职业教育，改善教学条件，搞好基础教育等。这些远见卓识是20世纪90年代后提出的科教兴国、科教兴省战略的思想萌芽和最早表述，其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让福建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建”，是项南主政福建不久提出的口号，后来成为有名的“项南体”。项南大抓对台工作，提出要把福建建成祖国统一的基地，他指出：“台湾问题是福建干部每天都应该想的事情，地市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这项工作。”项南建议，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改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停止宣传弹和空漂、海漂，尽力营造两岸和谐气氛。台湾方面心照不宣，不久也有样学样。两岸一时出现了风平浪静的局面。之后，福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对台贸易，为日后“三通”奠定了基础。在莆田妈祖祖庙面临被拆毁时，项南毅然保下了这座祖庙，使得此后的台湾信众源源而来。他对在福建定居、工作和旅游的台胞“一枝一叶总关情”，由此被称为“最得台湾民心的大陆省委书记”。主管对台工作的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称赞说：“福建省委很重视对台工作，尤其是项南。省委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有的省抓得很紧，福建最突出。都像项南这样抓，（全国）对台工作的局面就大不一样了。”项南还是把武夷山推向世界、把长汀水土保持抓出成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功臣。在他任上，各个领域的“福建模式”“福建经验”不胫而走，影响全国。福建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更是耀眼夺目：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21位上升到第3位，电子工业从全国第18位上升到第6位，工业产值以18.8%的增速名列全国第2位，乡镇企业产值增速50%，农业产值增速第一次达到两位数……

长者风范，公仆榜样

项南主政福建那些年，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担当全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坚韧不拔中曲折巧妙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固围墙上革命性地打开一个个缺口，注入市场新活力，使得福建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即后来市场经济的重要发端地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爱拼敢赢的福建人出山赴海，把经济唱戏、文化出彩的舞台搭向世界，“全国首创”叠出，开启一时风气。1986年春项南卸职，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别了，项南！》的文章，称：“新旧交替，虽然也是常事，但福建人对项南的离去，却总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人们想念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想念他为改造八闽山河勤勤恳恳，昼夜辛劳；想念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想念他思想解放，谈笑风生；想念他单枪匹马，来到福建，不搞宗派，提倡五湖四海……”国内的《华声报》也以《福建百姓的好官，海外侨胞的知己》为题发表文章，少有地以“项公”敬称。那时，国内媒体对健在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公”相称的，除“廖公”（廖承志）外，鲜有他人。在项南任上，福建与世界的距离以“非常速度”缩短。在项南离开这片土地后，他的思想和领导作风依然在福建深入人心，影响着福建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他成为福建改革开放的奠基者、彪炳史册的中国“改革八贤”之一。2015年1月29日，习在《民族工作简报》上对福建省宁德市赤溪村的脱贫攻坚成效作了这样的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2016年2月19日，习在北京通

作者：钟兆云 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编辑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