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下的纪检监察传媒与宣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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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纪检监察传媒作为中央纪委的“喉舌”，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通过整合宣传资源，并着力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使传播效果得到显著提升，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创造了有利氛围。下阶段纪检监察传媒应进一步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提高政治营销意识，提高议程设置能力，不断开创纪检监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纪检监察；宣传；传媒；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或“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政治传播在政治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作用，关系到一个政权能否维持政治权威和统治合法性。尽管“政治传播”的概念形成于西方政治体制下，但“政治传播”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从未缺位，它以“政治宣传”的形态出现，并且无处不在。宣传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党历来高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实践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制度——纪检监察制度。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肩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长期以来，纪检监察传媒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喉舌”，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传播与政治是同时产生的，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或现象)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传播大致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1922年，李普曼(WalterLippmann)在《舆论》中阐述了舆论的重大社会功能。〔3〕1944年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提出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和“二级传播理论”(Two-StepFlowTheory)，1948年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提出的“5W理论”，1947年勒温(KurtLewin)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Theory)，1953年霍夫兰(CarlHovland)提出的“说服性传播”(CommunicationandPersuasion)为传播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施拉姆(WilburSchramm)在继承先驱们诸多观点的基础上，于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成为传播学产生的标志。1963年，多伊奇(KarlW.Deutsch)在《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与控制的模式》〔4〕首次提出“政治传播”的概念，并被公认为政治传播理论诞生的标志。1968年，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唐纳德·肖(DonaldShaw)开创性地提出“议程设置”，〔5〕从而证实了李普曼关于“脑海图景”的论述。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ICA)设立政治传播分会，并出版学术刊物《政治传播》(PoliticalCommunication)。〔6〕1981年，特威尔斯基(AmosTversky)、卡尼曼(DanielKahneman)首次提出“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7〕后，这一概念在传播学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84年，桑德斯(KeithR.Sanders)和尼谋(DanNimmo)在《政治传播手册》中梳理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渊源，指出其方法论的基础是行为主义。〔8〕1987年，艾英戈(ShantoIyengar)、金德(DonaldKinder)在《至关重要的新闻》中首次提出“启动效应”(PrimingEffect)。〔9〕1999年，布卢姆勒(JayG.Blumler)、卡瓦纳夫(DennisKavanagh)指出新媒体的崛起是第三代政治传播的重要标志。〔1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并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逐渐成了一股热潮。诸多学者推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呈现三大进路：一是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二是高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三是深度融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11〕形成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当前关于纪检监察传媒与宣传的相关研究很少。潘祥辉等(2016)分析了中央纪委网站的“去科层化”政治传播功能。〔12〕修波(2018)分析了《巡视利剑》的传播效应和艺术特色。何韬(2019)从《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的视角，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党报应如何讲好故事。这些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治传播在不同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形态和模式。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这些理论无法直接适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13〕关于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需要在扬弃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政治传播实践进行。首先，本研究从制度研究的视角切入，系统梳理了纪检监察传媒的制度建构与演进历程。制度研究是普适性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同样适用且有效。纪检监察传媒是纪检监察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存在与特征皆源于此。其次，根据研究对象的传媒属性，本研究基于拉斯韦尔5W理论分析了纪检监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并探讨和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纪检监察传媒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2—1989.6)

1978年1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后，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中央纪委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1979年，中央纪委创办机关刊《党风与党纪》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宣传载体。1983年，中央纪委成立教育室，创办了内部刊物《党风党纪教育参考资料》。〔14〕1987年2月，《关于印发纪检系统教育工作会议文件的通知》指出：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通过报刊、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戏剧、展览等形象化教育手段，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15〕此后相当长的时期，纪检机关实行宣传教育工作一体化的管理和发展模式。

198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挂牌办公。监察部对行政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1989年4月设立宣传教育司归口联系和指导《中国监察》杂志社〔16〕。1988年7月13日，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监察》杂志题写刊名。〔17〕彭真、薄一波、李鹏等中央领导先后为杂志题词。1988年12月21日，《中国监察》〔18〕杂志创刊并公开发行。〔19〕1989年7月，宣传教育司创办内刊《监察宣教通讯》，对全国行政监察宣传教育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初创时期，纪检机关、监察机关在各自领域，积极克服困难，努力开展宣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五大时期(1989.6—2002.11)

1993年1月，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后，宣传教育的对象扩展为全体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对开展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按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保留职能不同的部门，加强薄弱部门的原则，纪检监察机关整合了宣传口单位，〔20〕纪检监察媒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3年9月10日，成立中国方正出版社〔21〕。1994年3月，成立电化教育中心〔22〕。1994年10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为报纸题写报名。〔23〕为加大宣传工作力度，1999年12月，中央纪委决定由宣传教育室负责委部机关宣传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2001年3月，成立华方音像出版社〔24〕，与电化教育中心一班人员、两块牌子，负责出版党风党纪方面的音像制品。2001年，《中国监察》杂志被评为“双效期刊”。纪检监察机关合署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所属报、刊、内刊及图书、音像出版物质量不断提高，影响力越来越大，纪检监察宣传力量得到明显加强。

(三)十六大至十七大时期(2002.11—2012.11)

十六大至十七大时期，是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十六大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2005年1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要建立思想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要拓展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领域。新的工作思路为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纪检监察机关对宣传教育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所属各媒体都有长足发展。2005年，《中国监察》杂志被列为中央重点党刊。2005年1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扩为日报发行，〔25〕2006年，被列为中央重点党报，报刊发行量连续攀升。2007年，《党风与党纪》更名为《党风廉政建设》，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主办，党内发行。〔26〕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图书种类不断增多、发行码洋不断增长。电化教育中心拍摄制作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优秀党风廉政电教片，创办了《廉政中国》电视月刊，电教片发行品种、总量不断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的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2003年12月26日，监察部互联网网站开通。2004年2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互联网网站中国廉政报道网开通。2006年12月30日，国务院纠风工作互联网网站开通。2007年12月17日，国家预防腐败局互联网网站开通。〔27〕互联网网站的开通为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式与可能。

(四)十八大至时期(2012.11—)

十八大时期，中央纪委机关实施“三转”，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2013年，成立网络中心(电化教育中心并入)、网络技术中心，负责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运营。2014年3月，组建中央纪委宣传部，总体负责宣传相关工作。这一时期，中央纪委着重加强了对新媒体的建设和整合，构建起“一网一端一微”立体网媒格局。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8〕上线；2015年1月1日，网站推出新版并开通客户端(APP)；2016年1月1日，网站微信公众号开通。“一网一端一微”覆盖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标志着纪检监察机关走向开放透明，使得纪检监察干部、广大党员、人民群众能够随时随地随身关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最新动态。新时代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巡视利剑》《红色通缉》等一系列反腐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引发收视热潮，社会反响热烈。这一时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所属的“一报两刊”传统媒体与“一网一端一微”网络媒体由资源整合开始向深度融合发展。

三、纪检监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

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指出，描绘传播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5个问题：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说(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29〕并将5个问题归纳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传播效果分析。这一分析框架归纳了传播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涵盖了政治宣传的三个构成要素，〔30〕因而适用于分析纪检监察传媒与宣传。本研究以5W框架对纪检监察传媒的改革与绩效进行分析：1.传播主体，2.传播对象，3.传播方式，4.传播内容，5.传播效果。每个维度设若干观察点。“传播主体”是纪检监察媒体的主办人，此处将管理部门一并纳入讨论。“传播对象”是指纪检监察传媒的主要目标群体。“传播方式”主要观察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的形态决定传播方式，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宣传策略影响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主要分析历年来纪检监察传播内容的变化。“传播效果”主要分析纪检监察传媒在政治传播实践中的最明显的效果，包括：宣传教育、工作指导、议程设置等。

(一)传播主体

在中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传播生态中，政党(国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政治传播过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是纪检监察传媒的主办人，决定了其政治属性。长期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设置宣传教育室(司)负责宣传教育工作。1999年12月，中央纪委决定实行由中央纪委常委会统一领导、委部领导分工格局不变，一名分管宣传教育室工作的常委负责归口管理，宣传教育室统一规划、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具体实施的宣传工作领导体制。宣传教育室设立宣传处，负责承办有关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宜。〔31〕十八大时期，中央纪委机关实施“三转”，组建宣传部负责纪检监察媒体的管理。〔32〕当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以及廉洁文化建设工作；归口管理机关承担宣传教育职责的单位；负责机关的新闻事务和有关网络信息工作等。〔33〕201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34〕规定了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职责，为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35〕

(二)传播对象

作为细分类别的政治传媒，纪检监察传媒早期开展的宣传教育主要针对全体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36〕《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报、刊，在全国公开发行。《党风廉政建设》在党内发行，其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以及其他党政领导干部。〔37〕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发展，纪检监察宣传教育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是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党务政务门户网站。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系统的宣传范围不断延伸，目标对象进一步扩大至全体公众。近年来，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政治传媒能够将传播对象由普通大众细分为不同需求的分众。传播技术的提升要求政治传播向政治营销转变——像商业营销一样，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类型，制定适当的传播策略，从而实现纪检监察宣传的个性化定制，精准化生产、智能化推送。

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纪检监察机关更加注重对外宣传。全球清廉指数〔38〕的及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39〕，使得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纪委多次举办中央纪委开放日、走进中央纪委等活动，邀请国外政要、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到中央纪委机关实地走访、座谈，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三)传播方式

当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所属的传媒大致是“一报两刊一网”。纸媒“一报两刊”是《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党风廉政建设》。新媒体“一网”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十八大之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络媒体分属多个部门主办(管理)，专业水平不高，宣传力量分散。〔40〕“三转”后，中央纪委组建宣传部对网络宣传力量进行了整合，开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客户端(APP)、微信公众号等，形成了“一网一端一微”的布局。

宣传策略包括宣传工作的方针、机制和方式等。在各个时期，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始终紧密配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心工作(见表2)。纪检监察传媒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有很强的喉舌观念和阵地意识。

作者：王冠 任建明 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