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逻辑中国发现之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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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严复再三强调对于翻译三原则的尊崇，但是他对欧洲经典的现代改编很难被看做是可靠的翻译。严复很少逐字逐句翻译文本。相反，他改编或者概述原文以求“达旨”，旨在放大他在其中找到的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略去他认为可疑或者多余的东西。有时他会清楚地将自己的评注与译文区分开来，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他直接将自己的东西插入到译文中。《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可能是严复在其所有翻译中最为严格遵守译文规则的一次。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遵守穆勒与耶方斯论证的严格顺序和句法标准。因此，有必要仔细审查严复对于术语的改编以及所作出的评注，以还原严复在欧洲逻辑中国发现之旅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所存在的不足。

一、严复翻译使用的术语

饶宗颐曾经把严复的翻译作为现代中文文本中跨文化误读的经典案例，不过他似乎过高估计了这一单一的隐喻性承担转移的重要性。严复对于术语的任意使用，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作为中国救赎基石的科学的术语规范化与严格化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从自己所讨厌的国度———日本那里借用了很多词汇。尽管心存讨厌，严复在翻译过程中依然从日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语。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对于读者的让步，特别是对那些曾在日本留过学的，或者在中国的现代高等学术研究机构里面研读过相应学科的人来说可能会更为熟悉这些术语。曾经有人作过这种假设，即严复太过于自信或者自负，以至于不再考虑其他翻译家的作品。不过，如果仔细研读严复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术语运用表明他不仅熟悉来自日本的语词，同样还有其他讨论逻辑问题的著作，只要发现有用，他就毫不迟疑地祭出“拿来主义”大旗。因此，他从不以在耶稣会那里拿东西为耻，比如“伦”译为“category”，“界说”译为“definition”，“端”译为“term”;他甚至还从艾约瑟(JosephEdkins)那里拿来了“即物穷理”来翻译“induction”。除了借用之外，严复还发现了足够的造词空间，特别是在《穆勒名学》当中。他同时也从别的翻译家那里以及古典书籍中借用了大量的词语。为了响应桐城派的简洁理念，他找寻到许多单音节词语。

比如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谓词时，他将“kind”翻译为“类”，“species”译为“别”，“difference”译为“差”，“property”译为“撰”，“accident”译为“寓”;在《名学浅说》中将“majorpremise”译为“例”，“minorpremise”译为“案”，“conclusion”译为“断”。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为了保证可理解性，严复只能放弃这种简洁性。他的大多数复音词的创造是基于他想要传达的词项的定义，比如，“predicate”译为“所谓”，“intension”译为“内涵”，“extension”译为“外举”，“subject”译为“词主”。严复使用的术语最后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在于他把大量音译文字引入自己的翻译文本中。在某些情况下，严复使用英文词语的音译不仅表明翻译的特定意义，并且作为独立的词语具有借义作用，比如“萨布斯坦思阿”表示“substance”，“斯毕稀”表示“species”(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此处与前面的差别)，“逻辑”表示“logic”，“希卜梯西”表示“hypothesis”。在这些情况中，他只是单纯地引入了音译副本，但却明显忽略了它应有的涵义。另外，从有些选择看，需要怀疑他发音的可靠性，即考虑到严复的方言问题。但把“attribute”译为“鄂卜捷”，“concept”译为“恭什布脱”，也很难看做是典型的语音替代。这些外来词语，由于极难处理的长度违反了古典散文的美感，并且对他人而言无法考究它们的准确性，我们只能设想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他那不太流利的英文，严复只能有意识地依靠文体上的自由度来满足他的那些单一语言的听众。

二、严复翻译加入的评注

除了术语，第二个彰显严复逻辑翻译特质的是他极具个性的评论与注释。在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中，几乎有一半是注释。不过，严复在翻译穆勒和耶方斯著作的时候则相对较少使用这一工具。分散在《穆勒名学》里的42条评注分属于不同的目的，并且讨论了不同的主题。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是在帮助解释《穆勒名学》中的术语涵义，有些是意在澄清他发现很难翻译清楚的文本的意思，有些是在提供额外的历史性或者文化性的信息。比如，在讨论有关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重要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关于逻辑问题的评注主题出现。在其中一个评注中，严复在解释如果它的前提错误则形式有效的三段论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时列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示例可能会引起那些热衷于效仿欧洲国家的人士的共鸣———财富与权力。

在进一步的评注过程中，严复告诉他的读者说，现代西方逻辑的发展是建立在扩充或者纠正穆勒观点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继续说道，穆勒的坚定支持者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Bain)系统地描述了他的导师关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的评论;德摩根(AugustusDeMorgan)的《法名学》则讨论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明确用数字构造的三段论中词项的量化问题(比如，如果大多数的B是C，并且大多数B是A，那么毫无疑问有些A是C)，不过，严复相当省略地用“稽‘或’之术”将之介绍给他的读者。严复在《穆勒名学》的评注里面讨论最多的是认识论、形而上学以及科学。在他的认识论评注中，严复引用洛克的观点重复了他对于先天知识的攻击，并且他还加强了对于书本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以及中国三千年来文教所产生的问题的抨击。最能引起严复兴趣的形而上学问题可能是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严复对笛卡尔的“我思”的含义进行了再三的反思，并将之与孔子的中庸和佛教的具体理论联系起来。同样的商榷也出现在关于运动规律的思考和数学在各个科学中的地位当中，他甚至在《易经》与西方科学之间找到了某些相似之处。严复认为，如同科学，《易经》将定性知识与基于数字的演绎推理区分开来，它同样也着重关注原因与结果。在对它们感兴趣的同时，或许出于一种对于古典文献怀旧的情愫，严复也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毫无顾忌地批判着它们。他的反应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他将这些关于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的以及科学的中心问题与中国古典思想联系起来的闲适感，不过他没有仅在逻辑领域进行任何比较，除了我们将要在下面讨论的部分。严复在耶方斯《名学浅说》中的评论关注点与《穆勒名学》稍有不同，这可能和穆勒与耶方斯进入逻辑的方式的不同有关。与穆勒不同，耶方斯没有给予形而上学思考以任何机会。尽管如此，严复还是找到很多机会来评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翻译丐题谬误的时候，严复突然插入道，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哲学文本都存在这种谬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成就不值得一提的原因。

在另外一个段落中，严复说道，直到最近三百多年，欧洲的学者也在《旧约》和《新约》中寻求真理，但是自从找寻到“事理”之后，他们就毅然从这些书本中转身离开;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人认为四书之外皆无书，甚至在四书之外也没有所谓的“事理”存在。依照同样的方式，严复又一次严厉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些不负责任的字义含混。依照他的观点，“气”、“心”、“天”、“道”、“仁”、“义”等中国传统思想最基本的学术概念词汇的含义都是令人绝望的模糊不清，只能等待后来者几乎不可能的救赎。在长篇累牍地为“三段论”译作“联珠”辩护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严复似乎无法找到一个经典的论证能够切合三段论的结构。他给出苏轼《武王论》中一段话来作为论证“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的依据，并改变了它以适应三段论的结构。“二语仅列一案一断，若将其全叙，当云:圣人不以臣伐君(例)，今武王以臣伐君(案)，故武王非圣人也(判)。略举此三式，学者可悟。凡有论断，莫不皆然。”严复对于耶方斯示例的改变类似于艾约瑟的解决方案，他把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替换为韩愈。而严复则是加入了庆亲王、醇亲王、张之洞等;在另一个地方，严复将中国人替换为日本人。事实上，严复并不讳言对于时事的评论。比如，他列举了几个示例来论证并以之支持宪政。他甚至批评中国电报过高的费用，并认为这是国家发展的障碍。

三、结论

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严复的欧洲逻辑的中国发现之旅呢?事实上，他即使作为单纯的翻译家有时也会显示出其复杂的一面，他行文的古典气质与文本的易读性背道而驰。尽管他一再强调翻译与推介逻辑的目的在于逻辑本身的明晰性，当阅读严复译《天演论》手稿的时候，即使他的好友吴汝纶(1840－1903)也在犹豫鉴于中西语言差距是如此之大，是否应该创造一种崭新的语言来专门应对欧洲的逻辑，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学科可以与欧洲逻辑相对应，就像当初翻译佛教经典的时候。严复在编辑逻辑词典时所展现出来的折衷主义对于他所传达的明晰性是相当有害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严复在逻辑传播方面与李之藻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另一方面，严复作为欧洲逻辑播种者的评价也是很难被高估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一学科的无休止的推崇，无论是在他的大量论文中，还是从他作为演说家、教育家以及政府顾问的各项活动中;其次，我们几乎立即可以看到，严复几乎是在孤独地担保逻辑在中国知识地图上的一席地位，人们在他身上得到共鸣的根本不是纯粹的学术，不是逻辑，而是其他。很多读者都被劝说去研究他那任性的“名学”，但是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被严复在外的名声吸引过来的。

尽管现实可能令人沮丧，但是严复的逻辑翻译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失败的。首先，他一再坚持应该奉献给读者唯一的、最为纯粹的翻译文本，这一翻译文本必须能够展现出欧洲逻辑的精妙之处，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这一看上去最为难懂的科学的声誉。其次，严复的说明与注解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穆勒和耶方斯所勾勒出的逻辑理论的他异性，即使他很少在评注中论述专门的逻辑问题。最后，严复也没有依照自己的意图去故意歪曲或者混合他所新发现的欧洲教条，而是以一种忠实的态度，尽其所能地按照原貌去描述它们。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他很明确地意识到了他作为“名家”的限制。如同他在《名学浅说》里面所论述的:“而穆勒书精深博大，非澄心渺虑，无以将事……朋友或訾不佞不自为书，而独拾人牙后慧为译，非卓然能自树者所为。”

事实上，严复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搭建了一座足以支撑起文化交流的概念之桥，通过这座大桥，人们最终能够方便地跨越欧洲逻辑与当代中国论述，并最终将二者结合起来。严复不断地鼓吹欧洲逻辑是新的推理方式的关键，它能够纠正中国传统推理中的坏习惯，这种坏习惯已经阻碍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进程，甚至让整个帝国濒临亡国与绝种。他对训诂毫无怜悯的诋毁是建立在荒诞的过分吹嘘的期望值之上的。不过，通过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推理类型与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直觉主义基础并置起来，严复将归纳的教规插入到中国传统文本中，最终把单纯的逻辑概念转变成为学术研究以及思想辩论的流行词。通过促进逻辑作为新推理方法的钥匙，“可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者”。最终，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严复基本成功地把逻辑学科放置在了新兴概念空间的中心位置，在那里，正统古典文本已经不再枝繁叶茂，也无法建构现时代的推理规则。

作者：王建鲁 单位：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