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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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文物犯罪的情况，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预防、惩罚文物犯罪，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相关刑事对策，即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我国当前对文物犯罪的打击比较严厉，立法规定较为详尽，罪名也逐步细化，文物犯罪死刑的规定已经废除。然而还存在法定刑的设置不平衡，量刑情节不够具体，罚金刑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不够，存在重处罚、轻预防的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文物犯罪法定刑的设置，具体规定量刑情节，完善法定刑的适用，综合治理文物犯罪，才能有效的打击文物犯罪。

关键词：文物；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

“文物犯罪”是对刑法中一类犯罪的统称，而非具体的罪名。“文物犯罪”的对象是文物，是对与文物有关的犯罪的总称，这类犯罪具有一定的内在独立性和外在统一性。

一、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

从当前的刑法规定来看，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物犯罪的罪名逐步细化，规定较为详尽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与文物犯罪相关的罪名共有11个，妨害文物管理的罪名一共有8个，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另外还有三个罪名，走私文物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盗窃文物构成的盗窃罪分别规定在《刑法》分则稍微第三章、第九章、第五章。这种“集中+分散”的立法模式对文物犯罪规定得较为详细。同时，文物犯罪的法律渊源多样，不仅有专门的刑法典，又有附属的刑法规范，相比于国外刑法对文物犯罪的规定较为详尽。

（二）附加刑的适用比较普遍从我国刑法对文物犯罪的相关规定来看，文物犯罪的11个罪名中有9个都规定了附加刑，且普遍规定了并处或单处罚金、没收财产。文物犯罪属于贪利性犯罪，行为人实施此类犯罪的目的主要是牟取利益，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对犯罪人予以经济处罚，可以遏制行为人再犯罪的念头，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同时实现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

（三）废除了文物犯罪的死刑规定其他国家对文物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中，并没有规定死刑。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两个文物犯罪的罪名（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最高刑并没有规定为死刑。然而，随着近些年文物犯罪的屡屡发生，我国珍贵的文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更有力的打击犯罪，1982年3月8日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将盗运文物出口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死刑。后来制定的1997年刑法，规定了11个文物犯罪罪名，其中有四个罪名将最高刑规定为死刑。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文物犯罪属于贪利性犯罪，行为人实施文物犯罪的根本动机在于获取巨额利益，适用死刑并不能有效的遏制此类犯罪。同时，文物犯罪不同于暴力性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小，适用死刑并不合理。因此，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文物犯罪法定刑中的死刑，将此类犯罪的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从将文物犯罪的法定刑升格为死刑，到死刑的废除，可以看出，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正趋于合理化、科学化。

（四）从严打击的刑事立法政策西班牙刑法对文物犯罪的处罚，最高为3年徒刑；俄罗斯刑法对文物犯罪的处罚，最高为5年剥夺自由而我国刑法对文物犯罪的规定，最高为无期徒刑，相比于其他国家，处罚较重，体现了我国对文物犯罪从严打击的刑事立法政策。

二、对我国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反思

从1979年刑法规定文物犯罪，到《刑法修正案（八）》将文物犯罪的死刑规定废除，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经历了从不完善到日趋合理的过程。然而由于文物犯罪的复杂多样，以及我国文物犯罪研究方面的薄弱，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定刑设置不均衡第一，故意损毁文物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有可能重于故意损毁文物罪，此二罪法定刑的设置是不平衡的。第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损毁文物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事实上，故意损毁文物造成的危害有时可能还要重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这两个罪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也存在不平衡，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定罪量刑的情节模糊通过《刑法》分则对文物犯罪11个罪名定罪量刑的规定可以看出，此类犯罪将“情节较轻”、“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比如，构成倒卖文物罪须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须“造成严重后果”等。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对“情节严重”等情节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类案件进行定罪量刑，同类案件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同，造成了定罪量刑的不均衡。

（三）罚金刑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如前所述，文物犯罪属于贪利性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主要是牟取巨额的利益，对犯罪人予以经济处罚可以有效的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对犯罪人适用罚金刑，既能达到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又能适当的弥补一部分经济损失，所以，罚金刑在文物犯罪中得到了普遍的适用，但目前我国刑法对文物犯罪的犯罪人的处罚仍是以自由刑为主，罚金刑只是附加适用。并且当前的刑法典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文物犯罪适用罚金刑的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的适用流于形式，没有有效的发挥其作用。

（四）重事后处罚，轻罪前预防当前我国对文物犯罪的打击，存在重视事后处罚，轻视罪前预防的问题。我国文物资源的分布呈现出分布点多、涉及面广的特点，且大多分布在野外，比较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防范难度较大，由于人力、经费投入少，再加上相关部门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不够，监管力度欠缺，导致文物犯罪屡屡发生。

三、完善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的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完善文物犯罪的法定刑设置1.过失损毁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为拘役，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为罚金，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设置竟高于故意犯罪，该规定明显的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可以将过失损毁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改为罚金刑。2.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的法定刑设置的不够细致。该罪的最低法定刑为拘役而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虽然基本可以把本罪归为较轻的犯罪,但对其刑罚的配置仍需细化,以实现罪刑均衡。同时,拘役刑与短期有期徒刑(如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搭配在一起是恰当、合适的,但与中长期有期徒刑组合配置则不利于司法把握,容易引起量刑不公、司法不统一的问题。此外,该罪只规定了一个量刑档次,最高只能判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能同样会出现“刑不压罪”的问题。建议规定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法定最低刑设置得过高。这几个犯罪属于行为犯，即行为人一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则构成犯罪，对此类犯罪法定刑的设置应当慎之又慎。而司法实践中，文物犯罪案件复杂多样，如果基本的法定刑设置得过高，则可能会出现对较轻的情节予以重罚的情形。因此，应先设置适当的基本法定刑，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设置加重法定刑和减轻法定刑。而我国刑法对其规定了3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基本法定刑，处罚较重且法定刑幅度过宽。因此,应该适当降低该类罪的基本法定刑,同时调整其幅度。

（二）文物犯罪定罪量刑的情节应具体明确可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等定罪量刑的情节作出具体的规定。对情节的判断可以参考以下几种因素：（1）文物价值的大小。文物有等级和类型不同价值也不同，一般来看，侵害的文物等级高，价值也就比较大，造成的危害就较大，情节也比较严重；相反造成的危害就比较小，情节较轻。（2）文物受侵害的程度。可以从文物是否能被追回、是否能复原来判断。如果文物能够被追回，或者虽然受损害，但程度较轻，能够复原，那么情节就比较轻；相反，如果文物不能被追回，或者受到了不能弥补的损坏，那么情节就比较重。（3）受侵害文物的数量。犯罪行为破坏的文物数量越多，社会危害的程度就越高，情节也就越严重。（4）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次数。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次数越多，主观恶性越大，社会危害程度越高，情节也就越严重。

（三）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对文物犯罪的犯罪人处以罚金刑，可以剥夺犯罪人再犯罪的条件，起到教育和惩戒犯罪人的作用。罚金刑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以及过失造成此类犯罪的犯罪人。同时对于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较轻，可以不适用主刑的犯罪人，可以单处罚金刑。比如过失损毁文物罪,犯罪人的主观方面是过失，相比于故意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对犯罪人予以自由刑的处罚过重，可以单处罚金。至于罚金刑的标准，还应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等犯罪情节来认定，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情况，作案动机，犯罪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来决定罚金的额度。同时还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能力，既要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又要避免因考虑犯罪人的经济能力，而导致罪不当罚的情形。总之，应合理的使用刑罚，有效的发挥罚金刑的功能，使运用刑罚的成本降到最低。

（四）综合治理文物犯罪如前所述，巨额利益的驱使是文物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对文物保护不够重视，文物监管的力度不够，相关文物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文物保护的经费、人力、技术投入不足，海关监管存在疏漏，这些都是文物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刑法是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仅靠刑罚手段并不能有效的遏制犯罪。要改变文物犯罪屡禁不止的现状，不仅要完善刑法规定，还应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健全现有的文物保护机制，加大对文物保护的经费、人力、技术投入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应当将教育、预防、打击手段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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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光伟．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

作者：赵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