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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党校学报》2016年第三期
摘要: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始终不渝的自信,这种自信有着鲜明的特征。这种自信观与中国未来发展,与“三步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及其实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和把握这些自信的基本特点,对于当代和未来坚定并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深凝聚着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全部精力、心血和智慧。而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自信,则激励着他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并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分析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观,对于当代和未来坚定和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理性的自信
自信,说到底是认识主体对自身实力的正向的认同与确认。也就是说,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不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自身实力的虚幻放大而做出的过高评估。恰恰相反,自信是根据自身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对自身实力做出的实事求是的评判。并在此基础上,相信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心理预期。可见,作为人的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自信之所以不同于自大,就在于它离不开认识主体对自己和对客观事物自身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与评判。也因为如此,自信才不同于自我认同中的狂热与偏执。由此可以看出,自信固有的基本属性是理性。邓小平社会主义自信观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自信,突出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持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这既是邓小平所表现出的谦虚谨慎的态度,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达到的一种理性自觉。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一再强调要认清当代中国国情。他指出,无论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建设,都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P163-164)。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中,有两个最突出问题:其一是底子薄,基础差。在中国现代化新征途中,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2](P183)。另外,“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2](P183)。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越落后,其社会主义建设就越艰巨、越复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就越应该保持一种谨慎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其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不够熟知。当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刚刚走出现代化的建设顿挫与困境之时,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
邓小平曾坦率地承认:怎么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的苏联吹不起牛皮,中国自己也“确实还缺乏经验。”[2](P250-251)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还不够熟知的情况下,就必须保持一种谨慎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基于上述基本国情,邓小平在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时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一是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强调,“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P225)。他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并将其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问题。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求必须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坚定不移的长期坚持下去,“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2](P371)。二是在发展成就面前,他更多看到的是前进中的困难,在探索道路上表现出如履薄冰的谦虚谨慎。从1986年10月底到1987年6月期间,邓小平曾6次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又反复指明了前进中的困难。1986年10月18日,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1987年1月13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强调,“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容易,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3]同年1月20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他又再次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几次失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P202)同年2月28日,他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的谈话中表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2](P206)同年4月26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客人时他再次指出,“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2](P225)。同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工人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时,邓小平再次坦率地说,“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2](P227-229)。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以及从一个历史阶段转变到另一个历史阶段要求过急,这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些成就时就头脑发热,没有踏踏实实干上几年就要向更高阶段过渡,这种超阶段冒进的错误,究其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不够冷静和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重要的就在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持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态度,避免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
二、坚定的自信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重大历史关头和危难时刻是检验主体信念的试金石。主体所持有的信念是否真实,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危难时刻往往能够最直接地展现出来。因此,真正的自信,意味着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危难时刻,能够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唯有此,自信才不是认识主体叶公好龙式的虚假的自我陶醉。自信,意味着不因困难和挫折而浅尝辄止,朝令夕改。可以说,只有坚定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也正是因为自信的坚定性,才带来了自信作为精神支柱的持久性。唯有此,自信才能有利于外部环境的改造和困难的解决,才能增强认识主体的努力程度和延长持续时间。这种自信的精神状态,也才能化作理性的认知、饱满的感情、不懈的意志和积极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不断地重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1987年1月中旬他反复重申,改革开放八年来,国家取得明显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明显改善。成就的取得在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2](P202)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更加证明我们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4](P1219)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遭受重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去何从,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他坚定指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民群众能够从国际共运的严重曲折中接受教训而得到成长,社会主义也将因此而更加健康地前进。“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P383)!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他言简意赅而又科学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拨开迷雾重见晴空,更在实践上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将其推向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巨大挑战之时,邓小平挺身而出,驳斥谬论,力挽狂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既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信,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取得的初步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的十三大召开之时,中国温饱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市场供应基本告别短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也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1992年春在切身感受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的巨变后他说:“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2](P202)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能够乘风破浪,排除万难,驶向胜利彼岸的根本保证。同时,它也转化为一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的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征途中,我们仍然需要确立这种坚定的自信,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地应对新危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三、实践的自信
自信来自实力,实力来自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实力,当然就无法构建起自信。社会主义自信是以发展为基础的。没有社会主义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实力,就无法构建起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无法构建和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自信,甚至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信仰,从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自信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社会主义越发展,实力愈强大,社会主义优势就越凸显,社会主义自信就越容易实现和增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建立在实践发展基础上的。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发展对于实现和增强社会主义自信的重要意义。1980年5月,邓小平曾对外宾说,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因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P312-313)。“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更快地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更好,国家强盛,才更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P211),从而构建和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自信。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八年来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注意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问题就会逐步获得解决。”[4](P1219)20世纪80年代末期不少国家社会问题丛生。对此,邓小平认为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发展或者没有发展好。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没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中国就面临严峻挑战。他反复重申,之所以我们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就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太慢,就会出现问题。能不能快速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P354)。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坚信社会主义的人也会多起来,但这种坚信主要要靠事实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逐步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他说:“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2](P204)他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他反复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P265)用发展来统领一切,在发展中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变困难为成就。如果中国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越来越大,人民就会越来越不相信社会主义。只有发展才能赢得优势、赢得群众,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自信。
四、前瞻的自信
社会主义要经历若干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实力不同。总的来看,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其实力得到不断夯实。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还在由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变之中,尚未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因此,他对社会主义自信更多地与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与他提出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实现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即使到20世纪末中国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随着“三步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的最终实现,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4-225)。1986年底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强调,如果未来中国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实现共同富裕,届时就能够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为占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P95-196)。1987年2月28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表示,“对于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而言,如果中国在20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进一步地说服他们。”[5](P1717)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强调,看来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2](P22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与发展成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自信具有前瞻性。展望未来,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逐步发展,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等重要目标和战略的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实力正在不断地夯实,社会主义自信必将得到极大地增进。因此,继续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此外,还应该看到,对于自己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邓小平自己曾估计需要再过30年才会成熟定型[5](P1853)。虽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自信观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具有前瞻性,而且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处于探索时期,还不是成熟定型的,需要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对于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道路更漫长,任务更艰巨,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同样应该具有前瞻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194.
[4]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焦金波 单位:南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