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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孜孜以求的人类平等
在革命战争年代,着重于变革农村的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生产方式,以解放农民、满足农民的均等拥有土地的要求;在革命队伍中,经济上采取供给制的分配方式,政治上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平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制度上铲除了不平等的社会根基,消除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晚年发动了,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要创造出最“纯洁”、最“完全的社会主义”。中的“五七指示”,就是早年的“新家庭”欲望的回光返照,1974年的“理论指示”所批资产阶级权利,一再表明在他有生之年追求平等的夙愿。为了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平等,他设计了严密的保障制度。五八年的、文化革命中的全国学解放军,各行各业实施军事化管理,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曾对平等观念做过许多的论述,所有这些论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上,社会物资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现彻底决裂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当然是科学真理,但是离开了马克思设想的两个前提,企图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力量加以解决。这里,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具有一些非理性因素,但在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当时反对特权、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全国人民各得其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当前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社会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国家法律基础上的政治自由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人的自由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神灵天使。则从人的社会性特点,把人的自由看作人的实践本性的内在规定。在看来,人的自由是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外在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变必然王国为自由王国。这是指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即主体化的自然和社会。人们实践活动具有对象化的特征,其本质在于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客观对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人的实践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克服主观的片面性,使自己符合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使自己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得到扬弃;二是使客观事物符合人的需要,不符合人的需要部分得到改造(这就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黑格尔认为: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人这样做,目的在于他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自由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动物在自然界面前是没有自由的,只是改变自身去适应自然界。而人则可通过实践活动改变自然超越动物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将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变成人的内在必然性,这就是所说的变必然王国为自由王国。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伊壁鸠鲁最早把自由理解为“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这就把自由与必然联系起来,然后斯宾诺莎明确地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显然,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在看来,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文化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如果只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只有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实践进行改造,才能满足人的需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显而易见,在这里只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的外在自由。更看重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的内在自由。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人民头上顶着三座大山的压迫,民族积弱积贫,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仅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政治自由。在他刚刚投身社会时,就发出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呐喊,以毕生的精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改造,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人民的翻身解放,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自由。在建立人民政权以后,如何保障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参与国家的管理,强调国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彻底巅覆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君臣官民的等级关系,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实践层面的操控手段。
3.民主是走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新路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考察与交谈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说,我们已经找到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看来,只有让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政治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参与政府的管理事务,政府才会不致松懈,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国家政权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活力。他指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西方政治哲学所鼓吹的“民主”的“普世价值”思潮。这与列宁的“民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曾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具有特定的内涵。其一,民主,作为人的自主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我肯定性评价,即对自我存在和价值的积极认可,是人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主体性观念表现,民主是人源于对象化活动的自主性本质,通过一定社会调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其二,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形式,首先是政治的概念。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隶属关系,表现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又必须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并由这种经济关系所派生、所制约。其三,民主必然表达国家政权中居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只能是统治阶级行使政治统治的手段,毫不隐讳地强调包含着专政,它的专政构成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只承认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而不对国家的敌对势力讲仁慈。超越阶级、纯粹民主、抽象民主、普遍民主是从来没有的。其四,民主是与专政相对立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不允许少数独裁,强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对敌对势力是不平等的。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针对匈牙利事件指出:我们主张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西方政治哲学所鼓吹的民主,从而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以多数人的认识、选择为前提,多数人的意志是唯一的最高权威。“公意”的确立,不是某种抽象、虚幻的原则,也不是取决于某种居于特殊、显赫地位的个人的主观任意,是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经由民主主体严格按照一定程序的表决和选举来完成的。是通过“公意”物化表现的权力机构,即委托少数人和由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去决定,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国的人民代表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就是中国特色政治民主的具体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所称道的普选制,看起来公平合理,但是在普选背后的竞选,由财团支付高昂的竞选经费,成为了有钱人的把戏,是一种欺骗人民的虚伪民主形式。
4.社会秩序的独特建构旧中国,由于各帝国主义的入侵,营造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造成了军阀的混战,形成了广大民众“一盘散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利用人民政权的力量,重构社会基层组织,铁碗整治社会的各种毒瘤,着力改善民生,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改造成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康乐业的新家园,形成了时代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其一,建构社会新秩序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安排就业,改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解放伊始,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扩大就业,就成为新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生,强调指出:“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需要人的岗位去。”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根据的指示,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对改善民生、安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改善民生的着力点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指出,“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解决救济问题”,“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之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在关注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解决缺医少药的状况,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过去西方国家把中国人民辱称为“东亚病夫”。当时病魔肆虐,缺医少药,健康水平很低。
对此,及时指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看,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少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965年针对医疗资源集中城市的情况,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此后国家在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和基层医疗工作人员,建立了系统医疗治防网络,开创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崭新道路,大大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其二,创新社会管理,为构建社会秩序井然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建设,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实行有效管理。针对旧中国一盘散沙,混乱无序的状况指出:“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
为此,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城市单位制,农村制,完成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在城市单位体制下,政府通过把就业场所转为国家单位,将所有劳动者纳入到单位体制中,由单位提供就业住房、公费医疗等“从摇篮致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实现了对城市基层组织的改造和管理。在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了防止新的贫富差别,经过互助组、合作社,直到,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集中在跨家庭的集中组织当中。认为,实现了政社合一,从制度层面上建立了国家力量直达基层的网络体系,历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民被整合到集权体系之中。其三,提供社会保障,是建设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是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重大措施。强调,“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要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为此,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社会救济的对象、救济办法、救济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措施,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注重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这些指示下,逐步形成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的民政社会福利和单位体制下的集体福利。国家通过“高就业、低工资、高福利”等方式,对城市职工提供劳动保险,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和福利补贴等单位福利,在国家财力有限、社会公共服务不发达的条件下,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福利要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5.革命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革命的普遍意义。甚至把革命喻为历史的火车头。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把革命看成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甚至把革命视为判断个人、集团、政党性质的标准。他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的“革命”具有多方面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强调的是暴力革命;二是夺取政权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三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在思想上与旧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政治哲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根本就是把革命看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崇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社会必须在正常秩序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平等,反对人为设计的革命。当然,早期也信奉过改良主义。经过多次改良的试尝,结果都失败了,教训使他懂得“改良一途,绝无希望”,才不顾一切,另辟了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不必要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革命胜利,取得了人民政权,及时告诫全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这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原则。正是在这一理论原则指导下,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革命结束了,我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但是,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政治特点是革命的彻底性,实现共产主义,除了先进的生产力,使社会财富不断地涌流之外,无产阶级本身还要在思想上,与旧的传统观念实现彻底的决裂,抛弃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基于此,总是从战略的高度,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在1960年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要进行社会革命,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的革命,既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的革命,更有思想观念上的革命,重点是从革他人的命到革自身的命。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灵魂深处进行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思想,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伟大意义,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得到了证明。
二、政治哲学的特点
政治哲学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理想社会秩序安排的反思,由于作者不同的文化性格、精神气质和思想境界,所呈现出它的理论形态具有不同的特点。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以救国救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从事政治革命实践活动,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时代精神的流变性,反思中的哲学之维的深度和广度独具匠心,别开生面。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理想与空想不同,它是现实性的一种超越,是一种尚未实现的“现实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萦绕心中至死不渝的理想。这种理想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决定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不是外力强加社会,而是社会自身内部产生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推动前行的,只是一种尚未实现的“现实性”而己。它始终躁动着的超越情怀,触动他那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旨趣。当他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实实在在诉诸革命实践的时候,必须分析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寻求一条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当他在解放的中国大地上绘制最新最美图画的时候,又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现实,不断地调整经济建设的部署,找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种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更表现在他设计中国社会制度和安排社会秩序的时候,既始终保持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在前进中,尽管碰到了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迎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庆典。
2.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群体)的关系问题,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古代政治哲学都把国家利益推于至高无尚的地位,个人只能承受国家、上帝赋予的惩戒,吞食“禁欲主义的苦果”。上帝万能,我不能。只能屈服国家,压抑牺牲个人,不能言及个人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兴起,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个人利益至高无尚,利己主义横行,享乐主义泛滥。中国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皇士,黎民百姓,莫非皇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推崇国家利益,无人民利益可言。只有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辩证统一的制度保障。在社会秩序安排上,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协调统一;但是在这三者统一的天平上,他在实践中,却总是向人民群众倾斜。始终坚持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要求党员干部和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在这一前提下,又经常教育人民群众,要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以“老三篇”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魅力,倡导雷锋的奉献精神,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时代特有的国家政权形象,人们大众的艰苦奋斗,克己奉献、关心集体和同志般的团结互助,友好、诚信的社会风尚。
3.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洛克、霍布斯等人把自由看成是对自我利益的永恒追求,是人的一切活动的主要根源,是人的真正本性。后来形成为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实,“自然状态的人”只是他们的一种假设。当自然状态的人即“本身”从事生产满足自己需求的物质资料的同时,就产生了两个东西,一是生产了物质生活资料,二是生产了“生产关系”,即与他人的关系。也就开始了“本我”到“自我”、“超我”的过程。自由主义者所吹捧的普世价值的“自由”,一开始就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就有了阶级的属性。而所追求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就从“超我”即具有能动性的层面,界定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任性,它蕴含了必然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即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革命积极性,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同吃同住同战斗;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古田“决议”中,反对革命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错误倾向,这种自由与纪律的统一,形成了一支众志诚城,战无不胜的铁军,夺取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成果。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在国家政权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正是这个统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国称霸世界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以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已逐步深入人心。国内以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迎来了社会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陷入了社会矛盾的突显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观念多元,各种思潮叠起,社会建设滞后。的政治哲学,对于化解当前这些社会矛盾,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别提供了现实指导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一些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奋力拼搏、抢抓发展的生机,实现了先富,也有一些人凭借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优势,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实现了一夜暴富,而另一些人,由于职业、地域的不同,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待岗、失业,再加天灾人祸病痛交加,则温饱难求,住所无着,贫困潦倒。由于占有社会财富的不同,带来了种种不平等现象。棚户区与别墅群的鲜明对照,贵族学校与贫困山区学校强烈反差,蕴含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乏。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应该以强有力的手段,调控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公共资源的管理,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人民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
2.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一再强调要建设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他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构想,是如何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驾驶矛盾、化解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政治体制、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模式。但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等西化思潮的躁音、杂音时而雀起,对改革方向的误导,对改革进程的曲解、对改革前景的质疑等“僵化”思想也不时沉渣泛起,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时国家政权政治民主制度的建设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一言堂”,台上、台下的两张脸,官气、匪气、秀气(作秀)的“三性人”,他们民主决策走过场,暗箱操作尽名堂,好做表面文章,政绩工程,批评建议、群众呼声置若罔闻。我们要在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建设好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清廉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仅要赋“代表”、“委员”以举手权、鼓掌权,更要赋于他们的批评质疑权、建言献策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对于保障、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启迪我国遵循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规律,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把市场经济合理置于资源优势与社会主义政治优势有机的结合,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但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低化,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却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就业难,待遇低,社会福利保险无着落,形成了一批就医难,子女上学难、住房难的弱势群体。国家应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城乡居民低保、医疗、教育、法律等救助制度,要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教育问题既是一个迫切的民生问题,也是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能力问题。
更是人才强国战略的基础。民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习强调,关注民生问题没有终点,我们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需要全社会的协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使全国人民各得其所,让各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民族复兴的梦想变成现实。
作者:范湘涛范贤超单位: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