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完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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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理性主义哲学范式到人本主义哲学范式

恩格斯对待国家与社会也是持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根据“人的本性的需要”和“人类唯一应有的情况”而做出的一种安排。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唯一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自觉，让所有的人都“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信奉着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是理性和伦理的体现，因此，理所当然地要维护穷人的利益。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得符合于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的手段，而且也有把事情办得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然而，现实的真实情况是国家政权沦落为林木占有者私人利益的工具，只维护富人的利益，不考虑穷人的生死，为了保证林木占有者有限的私人利益，即使因此毁灭了永恒不灭的国家法律也在所不惜。马克思为此对“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的问题产生了困惑，苦恼的核心关键是国家政权观的问题。

为此，马克思再次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权观点——法哲学，研究的结果是得出：不是国家政权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权的观点，从而彻底地颠倒了黑格尔在国家政权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观点，这预示着马克思的政权思想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团体、行业、宗教等各种特殊利益的聚合，而国家应当与这些利益集团相分离，通过自由民主主义的立法和制度安排体现社会普遍的和共同的利益，不应只为某一特殊集团利益服务。他认为走向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应该有一部体现这些原则的理性主义的法律。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显然已经从理性主义方法论站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了，他认为批判的任务是要从现存的非理性的现实中引出理性的东西作为“理想使命”和“最终目的”。但这里所说的理性已经不是抽象的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而是自觉的人类意识。马克思仍然赋予“理性”、“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然而他在具体分析各种政治问题时却又得出了近似唯物主义的结论，并且大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同时，由于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家政权问题，显然出现一些具有发展趋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范围内。

离开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很大。可以讲，对黑格尔哲学批判最深入、最彻底、影响最大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费尔巴哈沿着施特劳斯、鲍威尔开辟的宗教批判之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人本为核心批判了宗教与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哲学的王座，为当时正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二、从人本主义哲学范式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然人本身，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不是上帝赋予的，是人创造了上帝，上帝的本质反倒是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把对人的研究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认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的类本质，上帝的本质正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人把自己的类本质赋予了自己的创造物。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异化物，反过来受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奴役，这就是人在宗教上的异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宗教异化及其克服的历史。为了同过去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本主义”。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以人的类本质为标准，以唯物主义为方法，运用异化理论武器，彻底倒转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思辨本质，把黑格尔天国的绝对观念拉近到了人的类本质，人本主义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无法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影响的阴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理性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中介和桥梁。马克思说：“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正是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和赫斯的经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和现实道路。1844年，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赞扬他给共产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这些思想也体现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则集中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由于受费尔巴哈思想影响，这些著作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诸多痕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在吸取费尔巴哈有益思想滋养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试图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从而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次作了历史的论证。他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在他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自我诞生的历史。因此，无论是私有制或共产主义都是从人类劳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符合规律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像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致力于创建一种哲学体系，满足于在思辨的理论天空把握真理的快意。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虽以批判著称，但是他们只把批判的火焰喷向宗教和政治领域，对政治的批判只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曲折地表达，所以他们批判的特点是理论对理论的批判，词句对词句的战斗，并没有涉及如何去解决社会深层次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践。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始，恩格斯就指出，他们写几部块头比较大的书，为无产阶级中想革命而一知半解的人，提供一个理论支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传道，而是革命，“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三、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

“实践唯物主义”一词始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提出。旧唯物主义的任务主要在于解释世界，而实践唯物主义强调改造世界。“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称呼，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统一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单纯地诉诸感性直观，不理解实践对历史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因而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和认识的发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够“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所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写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已经获得了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科学的实践观点是实践唯物主义区别于直观唯物主义的基本标志。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人类历史就是由人的实践（它的最基本形式是生产活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其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使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

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有两大理论成就，一是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命题；一是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虽然这两个理论还带有抽象的性质，但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从人本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关于“心与脑”的比喻，形象地把无产阶级喻为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比为“头脑”。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新的解放，意味着同时带来新的剥削和奴役，而无产阶级的解放，由于自身的性质，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初步阐释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等，这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私有制，并断言“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表述为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他们的政权思想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与世界观基础。他们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标志着恩格斯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恩格斯通过对十八世纪英国工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他把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叫做“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以及德国的“哲学革命”相比，在实践上一定会更快地达到目的。“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就这样，一个政权思想研究的路径：由理性主义哲学范式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逻辑就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基于理性主义哲学范式的政治哲学的批判，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科学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权革命、政治解放的限度，提出了进行不停顿的政权革命、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找到了克服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未来将完成人类解放的主体承担者——无产阶级。综上分析可知，集中于政权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从初创到成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理性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到人本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从人本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三次转折。理性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每个阶段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发展的内在有机环节，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真理、思想探索的真实历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阶段的特点，才能科学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思想的本质内容。

作者：李红亮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