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总理的政治哲学述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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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光耀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

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是以中西文化传统中实用主义的交汇结合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超越与建构，他以人为目的，提出以理性为指导、社群优先、包纳个体自由的政治价值体系;所设计的未来国家是对内对外肩负道义与责任的现性国家，以输入公民的忠诚、法纪规制为前提，向公民与环境可持续地输出安全、福利、自由、参与、法制、秩序、公平、正义等产品，即是公民的“物质需求”、“精神家园”和灵魂安宁的终极归宿。他设想:用传统儒家思想修正现存的社会体制，克服当代西方道德危机和“合法化”危机，重建社会政治、道德秩序;用西方科技和管理体制来克服传统亚洲东方社会的散庸和低效，不断创造丰裕的社会物质财富，给人民带来物质享受。也可看出，他所设计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按照阶层(级)－权威和资本－市场逻辑演进的政治国家有点近似于现代西方政治发展中的“第三条道路”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多元种族和谐共生的国家至上观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公民与社会共生共荣的稳固共同体，以发挥国民的主观能动性，消弭内部分歧，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向现代国家推进和发展，创造美好的社会。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种族多元，每个族群的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利益等方面各不相同。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社会改造、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等艰巨任务。他曾在一次讲演会上说:“新加坡是一个从殖民地统治下的移民社会，突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缺乏一般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与历史传统，缺少爱国思想与效忠意识。我们过去的社会与教育制度，从来深切注意如何教育人民做，培养集体观念，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发展集体的利益……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我们必须从头教育人民，重视共同利益与集体的自下而上，并力图加以发展……一个新建立的国家，要生存于这个世界格局多变的时代，上层需要坚强的领导，下层需要团结的精神。我们必须好好教育下一代社会的中坚，他们就是现在的学生。我们认为将于未来社会属于领导地位的大学毕业生，必须要有学术的修养，坚强的毅力，忍耐能奋斗，更重要的是对于共同社会的爱护，也就是协力同心，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效忠的精神，简言之，爱国精神。”

“共同利益”、“坚强领导”、“下层团结”等是他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培育新国家、新族群的认同意识和进取精神是他政治哲学的最高伦理。他在新加坡的“效忠周”的演讲中说:“假如新加坡人民要作为一个团结一致、有志的民族向前迈进的话，忠于新加坡，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义不容辞的，没有这种品质，我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他说:“无论走向国家效忠和民族统一的道路怎样困难、怎样缓慢，我们都必须继续勇往直前。”“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好好地培养他们，使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同时也对我们正在建立的各种族和平共处的新国家而感到光荣。”为了实现民族团结这一目的，他指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推行共同的语言，培养共同的感情。”他以自己人生经历为例，强调文化价值的思想体系对一个人的巨大作用，“谁失去了文化根基……，谁就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他从社会改革的角度为多元民族的和谐共处进行了精心设计，如建设“组屋”，让不同种族的人按比例混居在一个社区里，增加了解，友好互助，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在宗教信仰方面，提倡信仰自由，互不干涉，相互尊重;主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他执政后颁布的第一个大政方针是实现种族平等与团结，反对狭隘的“华人主义”和“马来主义”。同时，采取发展经济和公平分配措施，减少不同种族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他说:“我们不是华人，不是马来人，不是印度人，我们是新加坡人。”其次，强调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国家至上、社群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社会第一，个人第二”。在引用中国的传统“八德”概念与思想时，不断地向国家的责任延伸，进行了深刻发挥和系统诠释，努力完成个体从“小我”到“大我”社群共同体，从“市民社会”到“现代国家”的政治主题的升华。他说:“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有的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的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出生命。”

(二)政治意识的历史旨归:国家意志至上首先，新兴独立的国家面临生存危机，要走上富强繁荣文明之路，必须培育民族精神，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他反对西方自由主义，主张政府权威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政府、政治、国家在组织、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权威作用，“政府可以在作风方面，如给予更多参与方面让步，但不是在原则上让步”。“人力至上”、“精英政治”，他把“一个稳定的政治局势”、“一批有干劲，愿意付出代价，又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训练有素的人”和“具有吸引高度工艺水准的能力”分别列为国家成功的第一、二、三位因素，即新加坡的成功依靠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人才。他说:“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或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选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的能力。”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领袖意见的实践者的公务员，他认为，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社会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他对公务员提出了许多具体、严格的要求，制订了系统完备的管理制度，保证其高效廉洁。他把东方儒家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与西方现代化大生产和先进技术较为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体用”有机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他认为，市场及其机制是手段，而政府与人才是这种手段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者、掌控者，经济发展的与否取决于政府和人才，发展成果应由政府分配。

(三)政治社会的路径依赖:公正严明的法制律令建国初期，面对千疮百孔、一盘散沙的新加坡，李光耀认为，“响鼓必用重锤，乱世必用重典，”新加坡若吸收了英美法系判例法和欧洲大陆成文法的长处，法官比门外汉更能明辨是非。为防止所谓的“民意”“参与”干扰司法公正，曾饱学英国法律制度的他一反常规地废除了西方传统的陪审制。在论述“秩序与法律”关系时，他说:“在一个稳定即成的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长生良好的秩序，这正好是你们所要懂得的一种形式。但是如果把这个短语改成‘秩序与法律’，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维护和平安宁的严酷现实，就可以作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在秩序已经确立，条规能够施行的时候，才有可能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条规，制订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原则。当现行的条规不能制止日益混乱和违抗政府的情况发生时，就有必要制订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护秩序，使法律能够继续治理人际关系。否则，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就会取代秩序了。”

从道德政治化出发，他努力把法纪的外在规训逐步变为道德的内在自觉，倡导并制订了世界现代国家中最为严厉的法律法规，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习俗等，并在实际中予以严格执行。对于现代法制的理念与精神，他作了与众不同的解读，对于世人推崇、渊源于狂飙激进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身保护、自由结社和表达、机会、和平示威等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然权利，他认为:“今天，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不能毫无限制地行使这些权利，因为盲目地运用这些概念，可能造成有组织社会的松懈。任何司法制度的严峻考验并不在于其理想概念的伟大或崇高，在于它是否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意义。”“殖民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巧妙之处不在于他直截了当地采用英国法院和法律协会所详细列明的形式条款，而在于确保这些条款的采用，能够保证维持良好的政府以及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一切法律秩序的目的都是国家利益、社会秩序、个人自由，目标在于公平和正义的确立，这是李光耀政治哲学的价值旨归，他说:“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条款，只要我们的目标纯正，而且善于寻求符合社会需求和行得通的形式，那么，正义和公平便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确立起来。”“我们必须时时应用我们的技能资料，来适应我们的形式和前例。我们的职责是使人相信我们所面对的真正迫切问题，是确保容忍和奖励的品德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保存下去。”其次，法律面前官民一律平等。公务员是为公民服务的人员，严明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普通百姓，更要适用于政府等国家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公职人员，这是他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法律适用于对公职人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提出整饬纲纪、赌塞漏洞的措施，他说，宪法、国会、议会、社会组织、政治人物和政党，“他们的作用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确保人民的生存和福利。”

在社会生活方面，他强调“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上向善发展的社会，也是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立法、执法、公职人员要深入民间，与人民打成一片，加大透明度，增强其合法性等。针对西方兜售的民主价值观，他从本质上指出了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和权衡政治制度价值的标准:“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要的是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与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度的个人自由。”

(四)公民社会的价值目标:保障完备的经济民生首先，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是他政治哲学的现实目标。他强调:发展经济、实行法治的目的是切实落实和保障人民的生存、发展、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合理公平分配经济成就，解决人民的教育、就业等问题是执政者施政艺术的重要方针，要“满足广大人民大众对改变社会各阶层关系的热望”。为此，新加坡政府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培育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发挥政府权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制订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建设独立、完备而又超前的各种产业体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发展转口贸易、金融产业等。为了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他借鉴英国社会福利政策，提出实行“酬劳与工作表现挂钩”政策、“花红”等分配激励制度，使每个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调动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采取扶持措施，大力鼓励中小企业主到海外投资发展;实行“人尽其才”政策，政府为人才全面发展提供各种条件与机会，给予人民技术训练的机会，使他们变得多才多艺，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还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为人民的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他把“具有较美好生活的水准，而又具有更清洁、更清澈、更优雅的环境作为成功国家的要素(条件)”。其次，保证民生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新加坡政府在基层社区建立民情反应系统“人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管理机构，收集民情民意，组织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改进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行使自治权利。巩固人民行动党执政基础，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执政能力。他还摒弃西方议员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办法，立足本国实际，从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实际出发制定选举规则。为减少反对党政治带来的政治资源的损耗，他提出对在大选中落选，但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的候选人予以委托为候选人(即设立“非选区议席”)的制度，目的是把精英吸收到国家队伍中来，不迁就平庸和民粹。改进劳工纠纷协调机制，明确双方的权责并要求不断落实。

(五)特定政治范畴的概念:宽容有序的自由平等首先，强调国家、政府的权威是为了保障公民行使正当权利，维护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宽容的秩序，营造宽松的心理环境，而不是西方媒体所歪曲的新加坡那样只“强调权威、没有人权”。他寻求的是立足现实物质条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的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活，而不是抽象、虚伪的，这样的自由、平等才是彻底的、完整的正义。他说:“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上向善发展的社会，也是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规范和秩序的。”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一定政治规制内才能得到保障、得以实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政府，甚至是最民主的政府，都对自己的社会做某种程度的监视，以确保没有人破坏国家安全。可是任何尝试在宪制领域内，恫吓政治对手的行为是行不通的”。

其次，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为公民自由全面发展尽可能公平公正地提供保障和条件。他把新加坡自由平等价值观分解为公民劳动按比例平等取酬的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政治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学习母语的机会平等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7个方面的内容。他要求“政府的责任，是确保经济成长和全体人民都享有良好安定的生活……我们应朝向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迈进，使每一个人对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取得一份公平和应有的酬劳”。再次，民主自由的前提与基础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他说:民主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一个国家必然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

20世纪末期的欧美的民主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亚洲国家决不能照搬照抄它们。他说，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预设是“人人平等而且都有能力为共同利益做出相应贡献的假定是错误的”。他提出亚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不应该允许照搬照抄欧美代议制政府模式，否则，适得其反。他说:“对亚洲国家来说，问题并不单单是该怎么样或要怎么样才能模仿美国或西欧的宪法，来制定一种制度。亚洲国家的人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并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希望的生活方式、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方面，在合乎社会利益的范围内，尽量享受个人的选择机会。在教育和工业经过了某一发展阶段后，人民可能需要一个代议制政府，不论这个政府是以什么方式选出，以调和社会中互相冲突的集团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代议制政府也是让人民建立一种新的共识，一种社会契约的方法之一，是他们对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两者之间的权衡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第四，真正的自由民主要理性地使用大众媒体。现代社会媒体在新兴国家营造有序的社会环境、维护人民自由平等权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美国的报章自由模式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制度、国民素质和大众心理不同，因而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他坚决反对西方大众媒体宣传的所谓新闻报道的自由，他说:“大众传播媒介的效力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毫无疑问地，只要经过一段持续不歇的时间，它便能影响人们的概念与信仰的政策与纲领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西方所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它的影响，对已经发展的国家，已经足够坏了。”“以美国报道所扮演的角色为模式对美国虽有好处，但是作为全世界的一般准则，他的适用性至今还没有得到明证。”

(六)地缘政治的文化特质:亚洲价值观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民族精神就是他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它包括五大原则:(1)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2)国之本在家;(3)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护社会秩序;(5)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该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即“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他认为，新加坡的华人具有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经验和历史，新加坡的华人不同于中国人，“新加坡社会的引力中心，无论是价值观，思想态度或偏好，仍然是以传统亚洲的人为主……”。他注重培育共同的社群情感和整体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找出最大公约数。他说:“国家的利益，一定要优于民族间的对立感情。我们是新加坡人，我们的意识完全归属新加坡。”“我相信大多数新加坡人已了解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全靠我们认清我们集体利益的能力和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东亚的勤劳、为未来的牺牲、好学和重视教育以及企业家的精神，都能协助东亚人民度过眼前危机，重新恢复经济对东亚的信心。”

二、李光耀政治哲学的特征

斯宾格勒曾说过:“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能够透彻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不会被时代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如种种当下的舆论、夸夸其谈和虚幻的理想，而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他所处时代的最隐秘的力量，并且感受有某种伟大使命在驱使他向前。杰出的政治人物既不耽于从过去中寻找度量现在的尺度，也不应根据任何体系去选择现实成功的捷径。”李光耀堪称这样“真正的政治家”和“杰出的政治人物”，个人特质和所处时代特征赋予他政治哲学以下特征:第一，客观现实性。他既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又不因袭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但又吸收其精髓，求真于新加坡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务实于新加坡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作为政治家，他是务实、理性的，心理上的华人情节和知识上的西方习染无不服从于国家发展客观规律，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落脚点。第二，开放包容性。李光耀的政治哲学范式既有近现代西方的烙印，又有东方儒学的色彩，他看到东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分配、意识形态等诸要素及其功能方面与本国有“异曲同工”或“异工同曲”之处，探索运动的规律，他的理论充满着辩证法的内在逻辑使他摒弃了东西方的政治教条和先验独断。他反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中心论”，客观上破解了西方政治哲学“普世价值”之谜，较早在第三世界中打破西方政治哲学的规制，构建立足本国实际、适用本国国情的政治哲学图景。第三，功能灵活性。政治哲学既有其内在的运动逻辑与规律，又有现实的合乎人的目的价值，才能在市民社会进程中得到持久实践和发展，具有生命力。按照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政治哲学大体上可分为两大范畴，主体范畴如政府、政党、国家、社群、工会、团体等，具有能动性、利益本位特征;客体范畴如产品、服务、需要、满足、法制、秩序、安全、稳定、民主、权利、幸福、自由、平等等，具有被动性、价值客体特征。当主体持续地向社会客体输入各种要素、保持其平衡时，社会的政治体系才具有强大的功能，但前提是社会必须向政治主体输入各种要素“原料”，使政治主体能够提纯、加工这些“原料”，输出“产品”，二者如果失去平衡，政府、政权就会失去合法性，导致政治危机。

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具有这种灵活多变、持续强大的功能。他高度重视国家内各政治要素的配置、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府综合作用的发挥，增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维护政治体系平衡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在政治范畴和政治价值主体之间寻找平衡的“支撑点”。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粹与国粹、社群与个人、秩序与自由、内部国家与外部世界、自力更生和利用外援等各对范畴之间，李光耀努力寻找其内在逻辑关系、价值的“支撑点”，保持各对政治概念范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彰显其政治哲学的智慧价值。

作者：岳世洲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