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思想及当代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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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2016年第1期

摘要:在批判继承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其丰富内涵主要体现于对意识形态本质、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的创造性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意识形态思想;当代启示

党的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确立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经过等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问题之的,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思想,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思想也在此时得以形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等社会思潮也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时,梳理总结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对于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溯源

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与马列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渊源上来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原理,同时又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西方学者大多认为,现代意识形态学说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的“四假相说冶,这是把虚假意识归结为社会环境影响的最初历史尝试,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冶概念,但已经包含了后来马克思论述的虚假观念及其原因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意识形态冶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关于观念的科学冶,主要任务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程度等。虽然马克思不是第一个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人,但他在整个意识形态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关于意识形态的探讨都必须回到马克思。据俄罗斯哲学家奥伊泽尔曼考证,马克思最早使用“意识形态冶一词是在其博士论文中:“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冶[1]57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思想较为集中和系统的阐述则是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著名学者莱蒙德•格斯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性的即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贬义的即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以及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2]129。

国内外学者历来就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众说纷纭。但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历史解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将意识形态定位在支配性的阶级意识上,这样意识形态就具有三种表现形式:虚假意识,即掩盖真相的纯粹辩护伎俩;统治意识,即在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革命意识,即借以冲破思想牢笼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3]237。具体来说:第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在虚假意识这一含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实质是颠倒性,就是说它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思维、现实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第二,统治意识指统治阶级的思想,它构成了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冶[4]52。也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它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中性的客观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第三,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因而又必定是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意识形态,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毫无疑问地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冶。

正是基于上述第三种意义,列宁首次明确指出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意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冶。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而且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了新的说明。列宁提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冶概念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革命的需要与时代的必然。当然,列宁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事实上,列宁始终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具有不可避免性。列宁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爷意识形态,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冶[5]256。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俄国十月革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意识形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最早提出“意识形态冶概念是在1937年5月至8月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其中共四处提及“意识形态冶概念。但当时的“意识形态冶还只是指人类特有的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的具有鲜明阶级性的人类意识,这与其后来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就文献考证而言,初次使用“意识形态冶这一概念是在1937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之中,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此时的意识形态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就文本解读而言,真正成熟系统的意识形态思想则是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得以完整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

2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涵

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意识形态本质、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具体来说:

2.1意识形态本质

马克思主义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提出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论的基础上,又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冶[6]663-664。由此可见,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冶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冶的关系具有同构性,二者所指一致,只是能指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时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则认为,经济对政治、文化具有决定作用,但同时政治、文化对经济又有能动的反作用。进一步对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即新文化的性质、功能、基础和特点进行了明确界定。他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冶,“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冶[6]695。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当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在看来,这种新文化具有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根本特点: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思想同样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指出哲学、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形式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对于哲学这个意识形态形式,早在1939年的《读艾思奇编掖哲学选辑业一书的批注》中就说:“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冶[7]310他在《实践论》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阶级性,它“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冶[8]284。关于文学艺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2.2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冶这一概念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的,这对于西方乃至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仅需要使用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更需要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文化霸权来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即“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确实必须行使‘领导权爷(这确实是为赢得这样一种权利的主要条件);它以后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那时它将行使权力,但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它也必须继续‘领导爷冶[10]317。毋庸置疑,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一贯非常关注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问题即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把无产阶级作为领导意识形态的主体,把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认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冶[6]705。而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中之重,强调:“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冶[6]501为充分发挥党对意识形态领导作用,要求全党抓紧学习并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作为“关键少数冶的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冶[11]193。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鉴于国内虽然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存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阶级斗争的判断,认为应该尤为重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他提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冶[12]282。

2.3意识形态斗争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对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对立,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形成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种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冶[13]583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他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总体性革命。文化革命是总体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观念形态反映、服务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冶[6]708。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双重任务:一是批判旧文化,即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二是建立新文化,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经济、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相比,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其特殊性。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不仅分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还提出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2.4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建设是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创见性思想观点具体表现在人、物、制度三个层面,即培养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建设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制定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其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就主体而言,必须培养一批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指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是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冶[6]708。在这里,不仅论证了文化工作者即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在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提出“文化军队冶概念,确认了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其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就机构而言,必须有自己的新闻、广播、出版等机构。曾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冶[6]701。由此可见,极为重视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宣传,而这种宣传的实现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密不可分,正是以广播、报纸等出版机构和媒体为阵地,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才得以在人民大众中广泛贯彻。其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就制度而言,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冶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冶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批判了那种割断历史、闭关自守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还批判了那种全盘西化的无批判态度。不仅对外国文化这样,对中国古代文化更是如此,即“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冶[6]707-708。

3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巨大冲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冶,还是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冶,抑或近年来有关“普世价值冶的争论,都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动向和新挑战,意识形态思想为新时代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启发,是解答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四个维度上均有深刻体现,具有无与伦比的当代价值冶[14]。诚然,意识形态思想形成和发展于建国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丝毫不损害其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

3.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冶[13]98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形态、任何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不回避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且具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的意识。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以其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断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有效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功破解思想、政治和组织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难题。可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保障和基本经验。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思想领域仍然存在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从意识形态的内部挑战来看,思想理论领域学派纷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冶“无用论冶不无市场;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呈现弱化趋势。就意识形态的外部斗争而言,西方意识形态通过非政府组织、媒体、宗教、外交等途径,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不断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渗透。形势越是严峻,思潮越是多元,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会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会破灭。因此,更加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诚如所言:“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冶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就在于广大党员干部应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积极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潮开展斗争。

3.2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既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早在抗战时期,就提出,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文化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新的时代条件下,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为此,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以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我们必须明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旧意识形态的力量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加以克服的,只有从根本上摧毁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消灭它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冶[15]34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还要按照当年提出的“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冶的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者队伍。

3.3高度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要从各个方面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在此形势下,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群众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斗争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必然存在长期的斗争。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面对“西强我弱冶的国际舆论境况,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冶。当前,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冶等为幌子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的大力渗透,一定要向广大干群讲清楚诸如“非毛化冶思潮的本质是,其背后更大的政治企图是为了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16],讲清楚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巩固“红色地带冶、压缩“黑色地带冶、争取“灰色地带冶的原则和策略,凝聚我们的自信心和向心力。

3.4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需要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极为重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建设问题,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成为各种冲突、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更应该重视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党的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新时代提高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力,就是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思想多样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元主导地位是多样发展基础上的一元主导,多样化发展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下的多样化发展,以多样发展体现并推动一元主导;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宣传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冶,对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领导干部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冶,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做的是政治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冶[17];要切实强化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考核,考察识别干部必须看是否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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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