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的三重维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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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十八大以来，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观关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学说发展的时代应因，在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中拓展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探索中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三重维度

建设纪律严明、高效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贯穿了马列主义党建思想体系，而党内政治生活的秩序建设则是这一思想的题中之义。这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在革命与社会建设生涯中，将理论认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作出的经验总结。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建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客观环境的需要，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一、历史维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的逻辑源起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其诞生以来就指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大工业推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矛盾、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并且逐渐超出了国家、民族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若要促进解放自身与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政权，而领导这一切行动的核心便是建立起一个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继承发扬了马恩经典学说，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广泛的、无原则的政治生活不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凝聚力，会削弱了其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力，尤其是“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严密的政治生活是无产阶级队伍稳固的重要保证，松散的组织形式有利于投机分子和敌特分子的活动，这就威胁到党的生存和信息安全，并且也容易造成党的权力中心多极化，在一定意义上减弱中央权威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党内意识形态的混乱，降低了党组织预防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破坏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列宁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应该凝聚在统一领导之下，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从而保证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但是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后的小农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并非易事，旧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弊病侵袭着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沙皇时代的官僚主义渐渐的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2］相较于外部公开的敌人，这种堕落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性更大。这容易使党员干部将国家权力变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无法正确执行党的既定方针，破坏了党的集中领导，弱化了党组织的纪律原则，为苏维埃政权带来了负面影响，影响到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因此，不断提升党员质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针。列宁在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3］为此，列宁着手用组织手段净化党组织的政治环境，以确保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据统计，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半年内，共有169748人(占全体党员的24．8%)因思想问题或生活腐化等原因被开除出党。”［4］剔除堕落的落后分子，在为其他思想动摇的党员干部敲响警钟的同时，也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变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维护工人政权在俄国的执政威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仍旧留有小农意识的烙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党内政治生活的纯洁性，以保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1945年就提出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胜利，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建设一个纪律严明，思想纯洁的党，保证党组织的质量与战斗精神，防止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中吃败仗。1948年，针对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应在各单位中健全党委会议制，而这一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办法，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主要内容确立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依托组织手段、社会监督等开展“三反”，“五反”等整治运动，并以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止党内政治生态的腐化。随着时代的推移，在1980年2月23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将党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推向制度化，是为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做出的重要改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完善自身建设的历史探索。

二、理论维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的时代内涵

在2016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从严治党前提的主旨思想:“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保证完成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5］这是新形势下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提上新高度，使得净化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良性互动，并作为理论发展建设的基石。在发扬无产阶级党建学说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对党内政治提出增强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新要求，拓宽发展了党建思想的理论维度。

(一)政治性:理论建设的重要起点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就是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并作为理论建设能动作用于党员主体，指导开展相应的社会实践，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他的生产任务问题。”［6］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与方向，特别是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新的斗争特点的情况下，更要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向党的理论路线与方针政策看齐，将实践工作放在政治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在政治上做到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明确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时，成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政治基石与思想保证，进而成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纯洁性思想建设、发展与创新的理论出发点。

(二)时代性:理论建设的生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生产力的代表，要想在竞争中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需要党在理论发展中凸显时代性的重要性，而对于时代性特征的科学认识，是唯物辩证法中运动普遍性的灵活应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升华。“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在瞬息万变的客观环境发展中，针对历史演进中出现的新矛盾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也要切合时代的现实特点，不断完善理论体系建设，以应对思想发展中的新挑战，进而在理论建设中注入时代灵魂，使党建思想与时俱进。同时，在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就要求全党树立的时代紧迫感和学习精神，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自我修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与组织纯洁性，这将加深党对于社会发展中客观问题的认知水平，进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与自身的历史定位，在思想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并在实践行动中开拓创新，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理论发展的前沿，增强党的思想话语权。这不但强调了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责任担当，同时也是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客观发展环境里的生命力保证。

(三)原则性:理论建设的参考依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明的纪律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价值体现。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发展中，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组织建设也因形势需要而改革，但是改革中决策处置与资源分配都需要恪守纪律原则底线，防止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党员干部无据可依、无规可循，导致党的路线方针发生偏移，进而造成意识混乱的状况和事与愿违的结局。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风险考验更多，历史使命的责任感促使党在思想理论的架构中，对党员干部的原则性意识的要求更加突出，党员干部应该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自觉站在党的立场上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同时对党内出现违背原则性的问题应予以矫正，惩处故意背离原则性的主体责任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7］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一种对党员干部的鞭策与教育手段，旨在提高党员个人的原则性意识，从内心深处划清纪律红线，规范行事准则，满足党组织在实践中的纯洁性要求，进而为党在指导思想层面的理论更迭建立标准参考系，使之成为完善党的指导思想理论的参考依据。

(四)战斗性:理论建设的任务目标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永远为真理与理想而斗争。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解放世界，更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就要求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时刻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去改造世界。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以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斗精神夺取了解放全国的历史使命;而邓小平同志则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的思想方针，保证工作作风的不骄不躁，成为党的战斗力提升的外部助力;现今，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必须强化党员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斗意志。治国必先治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只有强化党的战斗性，才能将这种拼搏精神付诸于社会实践当中。但是究其根本，其解决途径只有加强党组织的纯洁性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进而动员全党共识与行动力，使全体党员干部团结一心，保持党在新时期仍旧旺盛的战斗精神，在积极完善自身建设的同时实现价值诉求。

三、实践维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的行动路径

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建设不是自发形成的，任何理论体系如果想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就应符合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观和客观要求，并在实践中得到相应的检验。因此，新的思想不能只将其视为一种静止的理论，更要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提出一种切实可行实践方法。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新时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而从实践论的角度出发，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新阶段出现的社会矛盾的应对之策。

第一，用法律党规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保障。“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无产阶级的党建思想中特别强调党员的严于律己，加强自我学习、自我革新的能力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组织的建设质量。而对于思想变质的共产党员则采取严惩态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历史的实践经验来看，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整治行动中，“人治”化思想的影响仍旧比较严重，具体负责领导个人决断对于相应案件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但是也增加了主观因素对于事件影响的不可控性。因此新时期，强调治党要思想、制度两手抓，“形式发展需要我们对条例进行修订……做到责任清晰，主题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10］完善党内制度建设，是法治思想在党组织建设中的灵活运用，依托规范化的制度模式，解决党在治理工作中的常态化问题，使之成为党的纯洁性思想建设的发展原则，并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第二，将“关键少数”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所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贯彻中央政策的践行者，代表着国家政权履行公共权力，在用权过程中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如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减弱了主体责任意识，不仅在人民群众心中造成了消极影响，对党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伤害，而且这种不良工作习气也传染腐蚀下级党员干部，从而严重影响党的纯洁性。列宁在《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中就明确指出党组织建设要加强党建质量。在新时期，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到“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8］突出了抓好党员领导干部是党队伍建设的关键议题，强化党员领导干部主体责任意识的同时，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党组织管理模式来看，着力于“关键少数”使得党的组织管理资源做到集中优化使用，进而以“集约型”的管理模式推进理论建设的深度，树立起模范标杆并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能动作用，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向先进个体学习看齐，进而达到组织纯洁性建设的需要。因此，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9］此外，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作用，就要正确认识到主要矛盾与客观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把握引导事物的演进过程中，正确分析主次矛盾的相互作用，明确“关键少数”处在影响矛盾变化的支配地位。因此，在端正政治生活风气中应聚焦“关键少数”，使其在平行结构与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力，从而达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的。

第三、依托人民监督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外部助力。“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而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行动力则来源于党员干部个人，如果党组织脱离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势必导致党行动组织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党内政治环境被污染，也会使党的不正之风由下而上蔓延，破坏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10］而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方面离不开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依托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评判。列宁就曾经改组工农兵检查院，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来监督和惩治党员干部，旨在通过人民监督的力量来保障党组织的纯洁性。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将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并将人民的监督视作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法宝。邓小平认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1］

新时期，也指出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中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自觉的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社会监督。”［12］从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建设，净化党内的不正之风。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客观事物的发展是因为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广大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原因，也是影响执政党生死存亡与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石。因此，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必须重视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意见，“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13］因此，新时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是以内外监督为前提条件下，通过对党员个人的环境影响，进而产生一种从下到上的“内源性”改革，进而在根本上转变党组织的工作作风。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思想方法论体系的完善，也是提高党执政水平和纯洁性建设的思想工具。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3．

［2］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4．

［3］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5．

［4］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下册［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2:958．

［5］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N］．人民日报，2016－11－03(05)．

［6］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8．

［7］．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50．

［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6－10－28(01)．

［10］．关于《关(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8．

［13］．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02)．

作者：王暾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