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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商学院学报》2015年第二期
一、主要研究领域已有研究分析
(一)主要研究领域文献综述1.文化利用研究。红山文化的历史与民俗研究可从区域文化遗迹、区域自然地理概貌等视角切入。大地湾遗址周边民俗体育主要形式有蜡花舞、打毛猴等,应在整理与挖掘其内涵中加以传承[1]。蒙城尉迟寺遗址聚落形态与文化面貌颇具审美价值,是大汶口文化的拓展;河套文化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河套文化品牌建设是巴彦淖尔努力的方向[2]。城头山遗址文化启示新型城镇化构建要采用“以人为本”理念、体现出“休闲文化”特征;从罗家坝遗址等可知巴人农耕文化、社会形态及民族个性文化,从喇家遗址可追溯史前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及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3]。借助趋势面法可知屈家岭文化遗址沿汉江干流、涢水呈向上游扩散状态,石家河文化遗址呈收缩状态;采用GIS手段分析可清晰看出裴李岗文化聚落具有向阳和与阿岗寺遗址的双中心集聚结构[4]。2.资源评价研究。古人类遗址旅游资源的评估总体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匼河背冰遗产蕴含了勇敢无畏、人际和谐、公平团结的体育文化价值[5]。基于AHP法,通过增加体验系数构建“奇石画布”评价体系,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实为二级画布型旅游资源,较符合其实际价值;水洞沟遗址旅游区景观资源评价则结合了景观阈值法与景观敏感度分析法,大遗址旅游资源评价应结合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6]。3.区域规划研究。大地湾文化居于天水旅游业的中心地位,确立“伏羲———大地湾文化旅游中心”,通过优先发展,引起轰动效应;但其遗址本体保护需处理好与周边村镇的关系[7]。新疆古人类遗址、岩画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应统筹开发,而周口店古遗址则应纳入北京岩溶国家公园的构建中。赤峰旅游业发展在三足鼎立格局下重点开发红山文化部落园,牛河梁遗址、查海遗址作为古人类文化节点支撑辽西走廊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洛阳25处古人类遗址在古文化旅游开发统筹下化无形为有形,而城背溪文化等地下文化遗址作为三峡考古文化资源应因地制宜开发。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较多,级别高、影响大,河姆渡遗址决定余姚形象定位于华夏源头、人杰地灵[12]。泰山与大汶口遗址的整合实现叠加效应,大汶河流域开发结合生态旅游与大汶口文化旅游,文化空间理论应用到涵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曲阜片区大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旅游利用,相关者要用共生机制来调节,鸿山遗址、青墩遗址与遗址公园及新农村农业园区相结合,尊重民生要求[15]。4.遗址开发研究。大遗址旅游有遗址博物馆、遗址旅游区、遗址公园、创意产业、考古活动参与等五种模式,河姆渡遗址开启“4+4”时空成长模式与LAMP文化体验模式。大窑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分为人文、自然与综合风景型。三星堆遗址做好规划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并构建三星堆文化产业园。昙石山遗址结合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具体划分为遗址核心展示区、古人生活场景复原雕塑区等8个功能区。牛河梁森林公园、三星村人类文化遗址、两城镇遗址博物馆应实现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区。良渚文化遗产旅游应拓展体验型产品,而半坡博物馆在体验视角下应做好休闲游憩情境创建、深度体验项目设计。考古遗址公园产品设计以旅游产品的主题化与系列化、再现遗址地景观等为主要策略,广西白莲洞遗址旅游项目设计为识古、探古、乐古、思古之旅。考古遗址公园文化旅游的场所应注重精神塑造、游憩功能提升、创意元素活化遗产,扩展及完善其共享平台。5.解说展示研究。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区别于一般博物馆,体现在是以遗址为中心的讲解、传播与遗址有关的多学科知识、强烈的临场性、灵活性与主动性。大地湾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由解说内容、解说媒介、解说受众构成。良渚文化博物馆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出土器物,形成自由组合的条状建筑物。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采用3DSMAX与VRML语言实现三维漫游系统,而城头山遗址保护区展示系统,其设计从功能分区、结构设计、流线设计、展示棚设计展现其核心价值。大遗址展示效果以游客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群体选择不同展示策略[27]。6.遗址保护研究。良渚遗址群保护主题是自然环境与文化内涵,其修复保护工程以科学原则为基础,而考古学研究则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一手资料、学术支持及其科学展示提供依据。河姆渡文化突出重点遗址本身及其环境保护,完善管理体制、加大经费投入,而对金沙江岩画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考察十分必要,城子崖遗址、西河遗址等地通过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规划来保护。半坡遗址的博物馆建设可保护原址与文物,半坡母系氏族村建设集科考、教学、旅游为一体,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则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建立监测体系,庙底沟遗址依照遗址本体研究程度、环境受破坏速度、遗址核心文化内涵等划分保护区[31]。7.其他方面研究。半坡鱼纹、庙底沟鸟纹、马家窑水纹等彩陶图案引入到现代旅游饰品设计中是旅游纪念品的创新。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尤为关键,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自然与人文因素,如风化剥蚀、地下水渗漏、城镇发展及农耕。水洞沟遗址公园应落实文物环保政策、坚持生态旅游形式、扩展文化教育环境等环境建设意见[33]。
(二)研究特征分析1.起步早、发展慢,文献质量有待于提高。现可查的第一篇相关论文为收纳在《山西专辑》中吴华祥的“丁村规划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一文,发表于1985年,而现代旅游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传入中国。基于文献研究,可将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址旅游研究分为三阶段,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零星的分散研究期、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4年共6年的连续性探索研究期、2005年之后以两位数出现的文献数量螺旋式上升期。高层次论文占全部文献的28.29%,高层次刊物介入古人类遗址旅游领域普遍在2005年以后,其他刊物对此类内容的涉及则较为多样化。由此可看出,中国古人类遗址旅游的总体研究水平不高,文献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2.以区域规划和遗址专项开发为主体,理论创新亟待加强。从表1可知,区域规划与遗址开发两方面研究比例为56.02%,作为本研究的主体之一,区域规划研究主要把古人类文化及其遗址纳入到地方或区域旅游规划体系中,往往是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被提及,目标是提升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效益;遗址专项开发研究则针对实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功能分区、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经营等,实则也是如何利用遗产资源。但二者均是文化旅游研究的常见形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类遗址旅游研究多流于总体性宏观规划,且以应用型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体系尚未形成,且理论创新动力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3.研究者学科背景不一,交叉性研究趋势明显。基于文献分析可知,具有旅游学科背景的研究文献共62篇,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学归入此项)背景的共37篇,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归入此项)背景的共33篇,地理学(地质学、地球学及环境学归入此项)背景的共23篇,建筑学(规划学、景观学归入此项)背景的共19篇,艺术学(艺术学、美学、传播学、体育学归入此项)背景的共15篇,还有少量的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科介入该类遗址旅游研究中。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看出,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复杂。这与旅游发展程度、遗址旅游发展特点等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充分体现了旅游科学命题研究的交叉性研究趋势,顺应了学术研究潮流。4.遗址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突出,同时受地方科研实力影响大。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旅游研究多立足于地方资源,古人类遗址相对丰富的省份其文献数量也相对较多,如山东19篇、陕西19篇、内蒙古13篇、江苏13篇、甘肃11篇、浙江10篇;也有资源相对较少,但文献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发生,如北京16篇、辽宁10篇。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古人类文化遗址旅游的地域性研究较为明显。而通过文献分析也可以发现,地方都有自己研究的主要案例地,比如北京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福建的昙石山遗址、陕西的半坡遗址、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与河套文化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遗址或流域、甘肃的大地湾遗址、浙江的良渚文化及其遗址、辽宁的牛河梁文化遗址。同时,地方的科研实力对学术论文的发表乃至遗址文化的宣传至关重要,文献中硕士论文以陕西与四川为主;而关于学术期刊支持,陕西有西北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内蒙古有河套大学学报、赤峰学院学报;辽宁有辽宁师专学报、大连民族学院学报,它们对古人类遗址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遗址文化的宣传范围还是相对有限,需进一步加强。
二、研究展望
古人类文化及其遗址是中华古文化旅游的载体。目前的情况是,遗址博物馆模式已无法满足游客需求,尽管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新形式,但遗产活化仍然是一个重点问题,它关系到古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与旅游的开拓创新。因此,把握古人类遗址旅游研究的特点及内在规律,并指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有利于推动中国古人类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第一,古人类遗产活化研究。古人类文化遗产活化,是全盘系统的活化。遗产本体的活化路径研究在于如何把考古或历史文化价值高的资源转化为可观赏且有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观赏者活动活化研究可着重关注通过项目设计如何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刺激其感官神经。古人类遗址旅游可统筹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旅游形式,开发出合适的旅游产品类型,并进行体系构建。其他还可从遗址发展模式创新、古人类文化遗址活化理论等视角切入。第二,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旅游区构建研究核心在于如何统筹规划、选择什么样的旅游合作形式与发展模式,突出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质性开展。再者,旅游合作机制的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研究也是未来古人类遗址实现区域旅游合作的关键性难题。其他方面也可从区域旅游交通问题研究、区域旅游知识管理研究、区域旅游整体形象及整合营销传播研究出发,完善古人类文化遗址区域旅游合作相关理论研究。第三,资源评价定量化研究。定量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可从GIS技术、多层次灰色评价模型、层次熵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评价法、原真性估值法等方法寻找突破口。评价因子的选择或评价指标的设置问题也是研究重点。古人类遗址旅游价值评估可选择景观价值、开发条件及环境氛围为重要的评价因子,或者设置可观赏度、体验系数、可转化度、创新度为关键性指标。其他可从评价体系或模型构建研究、评价方法比较研究等方面着手。第四,古人类遗址地管理研究。遗址与周边村镇关系的研究尤为关键,特别是遗址社区关系方面,可通过社区参与内容和参与机制研究、社区利益分配形式研究、社区参与活力影响因素分析、社区文化环境构建研究等角度加以展开。遗址的生态环境构建研究可从区域地质地貌环境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研究、遗址地时空变化研究、生态效用与效果评价等方面着手。其他研究还可从遗址地交通结构优化、遗址地低碳化发展、遗址地跨区域捆绑型申报、遗址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等方面考虑。第五,遗址文化有形展示研究。古人类遗址的解说系统以科学考古为基础,研究者可从学习型解说组织建设、模拟型互动解说方式、解说的原真性讨论等方面加以探讨。借助现代高新技术优势,可进行虚拟旅游体验研究、隔空对话影像技术应用研究、远古意境创新性研究等。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元素植入研究、旅游装饰品设计研究、遗址地形象的标识设计研究、遗址文化的教学课程设计研究等方面也可加以摸索。其他研究可从遗址文化有效传播评价研究、遗址文物动画设计研究、遗址民俗表演研究等方面开展。第六,古人类遗址目标市场研究。通过客源市场特征分析、营销策略的选择、宣传效果的评估等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其市场需求的把握。通过对游客的消费动机与行为、游客的游览心理及特征、游客的文化感知程度、游客的消费理念与态度、游客的体验效果与反馈、游客的忠诚度培育等问题的研究了解目标群体。其他还可从个性化市场需求满足研究、市场战略决策与规划研究、重点需求的文化品牌化构建研究、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渠道拓展研究、目标市场动态性变化与对策选择研究、国际视野下的市场扩张性研究等方面探讨。
作者:刘敬华王辉单位:渤海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