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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楚萍文化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廉政资源,传统社会中在萍乡为官和萍乡籍官员的“操守清白”“大著廉声”的古色廉政文化,家训族规中“作官清正、倡廉拒腐”的土色廉政文化,近代工业文明中“诸艰历试,一尘不染”的铁色廉政文化,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红色廉政文化,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廉政资源;廉政文化;楚萍文化
本土的文化遗产,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廉政资源,给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深刻的历史镜鉴。在这方面,楚萍文化廉政遗产与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发达”的地方的廉政遗产相比并不逊色。此处所说的楚萍文化所涉地域范围涵盖了1992年并入萍乡市的莲花县,但主体和核心仍然是指这之前的萍乡市,即古称为楚萍的区域。因而楚萍文化遗产就是指产生并繁衍传承在萍乡和莲花区域的历史文化。据考证,萍乡地区在几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的痕迹。新石器时期,大约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很多出土文物证明萍乡地区就有人类开始在此居住休养生息,当时称为“三苗土著”。在西周时萍乡属扬州,春秋属吴国,战国为楚地。如果自三国吴宝鼎二年(267)萍乡正式设县算起,迄今楚萍文化也有1700多年深厚的历史积淀,历史文化底蕴也极为厚重。期间先人们殚精竭虑,不断开拓,在廉政文化领域也颇有建树,遗留下大量宝贵的丰厚且独具特色的廉政遗产,可以说楚萍文化的文化血脉中也同样流淌着廉政文化的血液。楚萍文化廉政遗产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构成上的多姿多彩、多元共存,笔者将其概括为古色的廉政文化、土色的廉政文化、铁色的廉政文化和红色的廉政文化等四个方面。
一、古色的廉政文化
古色的廉政文化即记载在古代官方修订的文献档案中的廉政文化。据萍乡县志记载,古代萍乡“士力学而知廉耻,民乐善而好俭啬”、“好尚儒风,有豪杰之士”[1]。历史上萍乡也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廉吏,如宋代萍乡便有“为民知县”郑强、“禁赌知县”张希颜。许多在萍乡有过官宦经历的官吏任职期间不贪不沾,一身清白,离任后被老百姓“思之”“颂之”、立祠、立碑祭祀和敬仰。如明朝董三畏在萍期间“耿介自持”“有廉名”“以艰去,民众夹道哀送”。清初孙大春“操守清白”,“大著廉声”,调任后“士民思之”。杨际华“慈惠廉明,猛宽相济,严于稽察,勤于听断”,在任四年后离开萍乡时“门下士襄助之乃得行”。晚晴时浙江人顾家相在萍乡任知县10余年,赈灾济民,革新教育,创办了萍乡中学堂我国近代最早的公立学校之一,尤其是在萍乡兴办铁路购地过程中,他“於力顾公事之中仍曲尽保全桑梓之意”,极力维护地方和百姓的切身利益。由于政绩斐然,后升任河南彰德知府。离任后萍乡人士为他立“去思碑”,以示怀念。萍乡本籍人在外为官也是如此,据史志记载,晚清萍乡湘东人黄爱堂在江苏东台任知县期间“德清明,慈惠照人”,离任时东台民众“如失慈父母”,后设“爱堂公东台德政碑”,并将他带领民众修建的一处根治水患的长堤命名为“黄公堤”,他后来做上海知县又在上海街道上留下了一条“爱堂路”。湘东人颜培天在外为官三十余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死后嘉庆帝闻之惋惜异常,特御赐一正堂匾,题曰:“清廉正直,两袖清风”。此匾现存放在颜培天后人家中。芦溪人王景澄历任清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主考、山西道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温州知府、温处道兵备道、杭嘉湖道、两浙江南盐运使等职,因清慎勤劳,奉公廉洁,受到当地百姓称赞,为晚清知名的能吏廉吏。因公殉职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李鸿章对他为官以来的评价是“清慎、勤劳、廉奉,外无他取”。清末代帝师莲花人朱益藩,不仅“一片孤忠”,具民族大义,而且勤政廉明,刚正不阿。他曾多次主持考政,虽是肥差但洁身自好,时称“红翰林”;他任都察院御史期间,面对两个权势显赫的大贪官,领衔者畏惧权势犹豫不决,他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独上奏章,终使贪官受到惩处[2]。
二、土色的廉政文化
土色的廉政文化即传承在现今仍遗存的民间民俗中的廉政文化。首先是各种民间规范,如家训族规、乡规民约。这里重点介绍萍乡的家训族规。事实上,许多族训宗规也带有乡约性质。据费成康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的家规族法最早只限于大姓望族,自明后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到清代普及性越来越强,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3]。故萍乡现可见许多编制于清朝时期的家训族规文本资料。如现存的上栗县清溪喻氏的族谱,最早便是在清朝修订的,共有族规八条:务职业、敦伦纪、习礼文、修祠宇、保坟茔、均财用、勉学修、供赋役。由于族规八条的约束,喻氏人才辈出,晚清有“公孙三代两翰林”喻兆藩及其祖父喻曾高,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有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著名地质学家喻德渊等。从内容上看,制定家规族法首先是对家族子弟的约束和教化,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从而由修身到齐家,振兴整个家族,因此不难发现,大多家训族规把对子弟道德品行的培养放在首位,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其基本格调。如清湘东荷尧肖氏家学深厚,连出“翰林父子”肖若峰、肖立炎两人,其家祖训便有“睦宗族,凡人衣食窘迫,生计无聊,量力周济,不必望报”。同时,家训族规中还有许多惩罚和奖劝的手段,以对家族成员的好的行为进行强化,不好的行为进行训诫。一般来讲奖励的是:读书仕进、美德懿行、以及忠孝节烈等道德楷模;惩罚的重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孝不弟、犯奸作科等。当然对宗法制度下的家训族规要加以辩证的分析和整理,它在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中,既含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同时又包含崇尚权威、维护封建等级压迫,维护封建礼教的糟粕。当前所见的萍乡许多家训族规也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了转化和创新,如何凯丰家族1996年修订的家规族约中,便出现了“继祖德,树新风,勇为人先,夫妻恩爱,男女平等,生好育优,作官清正,倡廉拒腐”等新条款。湘东白竺培养出陈作师、陈述彭、陈述武等的陈氏家族的现行族规中,也有“立志向,有理想,敬本业,勇创新”等新规定。萍乡土色的廉政文化资源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宗庙祠堂、民间祭祀等民间信仰。在萍乡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保留了许多较为完整的庙宇寺观、宗庙祠堂,其数目远远多于学校和国家认可的祠庙。萍乡佛教、道教文化甚为发达,是佛教杨岐宗的起源地。佛道两教,虽然属于神秘主义的宗教,但也蕴含着廉洁文化的因子,如道教推崇的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慈爱和同的处世方式,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以及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无疑与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廉政文化存在暗合之处,对于涵养一种廉洁的社会风尚不无裨益。至于萍乡民间的宗庙祠堂,也承载了廉政文化的精神内涵,如许多宗族祠堂刻有大量的楹联匾额,其中不乏祖先对清正廉洁的道德追求和为政清廉行为实践所受到的崇敬和表彰,这些是历史上廉政文化得以传承的实物见证,不仅彰显了润泽后人的文化影响力,更应成为当代廉洁教育的生动教材。在萍乡的民间信仰中,受楚文化巫傩信仰影响形成的萍乡傩神信仰最具特色。傩庙、傩面具、傩舞“三宝俱全,全国少有”[4]。作为一种驱鬼逐疫、酬神还愿的文化仪式,萍乡傩事活动除了满足乡民们祈福消灾的愿望,又以娱神娱人、自娱自乐的群众活动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心理调适等多种功能[5]。其中也不乏渗透着真善美追求的重要形式和具体内容,并在乡村的节庆、祭祀、社戏娱乐和民间禁忌中体现出来。如萍乡傩舞《钟馗驱邪》就表现了“邪不压正”的主题,《十月怀胎》使人们知道了父母的艰辛,懂得了孝悌的可贵。在傩事表演中,傩神是正义和道义的化身,它在慰藉人们心灵的同时,也在教人做人、与人为善,规范、教化并约束着人们的现实行为,可以说通过这种民俗性很强的傩仪表演,人们不但能够了解到本土的历史文化,还能够从中感受到了人间真善美的精神内涵。
三、铁色的廉政文化
所谓铁色的廉政文化,这主要是指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中蕴藏的廉政文化遗产。在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成长史上,萍乡也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采煤、制瓷和鞭炮烟花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手工业,萍乡在近代以前就有所发展。据考证,发明爆竹的祖师爷唐朝贞观时期的李畋就是萍乡上栗人。清末民初,萍乡的鞭炮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上栗县和芦溪县一带从事鞭炮生产、销售的厂家和作坊就有二、三百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萍乡绅士喻兆藩集资创办了萍乡瓷业有限公司,在上埠设窑生产日用瓷和工艺瓷,引进了安徽祁门的果釉技术,并聘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较高的工人40余人。当然萍乡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主要还是萍乡煤矿的兴建和融入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自1898年开矿,并始建了一条萍安铁路。后为解决煤炭外运问题,又修建了株萍铁路,1907年萍乡煤矿基本建成,采用机器开采、运输、洗煤、炼焦,成为当时中国十大矿厂之一,“萃西欧各名厂之新机,开东亚数千年之宿蕴”,被誉为“中国第一之实业”“东亚有数之大煤矿”。1908年盛宣怀将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萍乡遂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业文明发祥地之一。当前萍乡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原生态的汉冶萍遗址遗存,如总平巷、盛公祠、张公祠、萍安铁路等,是见证和再现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活化石”。在萍乡近代工业文明的成长过程中,也可见廉政治理的足迹,留下了企业管理方面的最早的廉政文化遗产。这首先表现为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如汉冶萍公司便设立了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和查账人,还订立了旨在规范企业管理和员工行为的极为详细的厂规、厂训。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套企业管理制度还只是与封建官僚制度并存,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执行。其次是产生了一批引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管理者,这些人无论是经世理财,还是个人修养,都堪称一时精英。有学者考察过汉冶萍历任的CEO或总经理,发现还没有很差的或腐败贪婪不当的口碑[6]。尤为值得借鉴的是,他们中许多人不仅没有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下被击倒,而且还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廉政理想的追求。如萍乡煤矿建矿功勋张赞宸,虽然后来在汉冶萍公司经营投资方面有重大失误,但一生勤政廉洁。当年清廷派人来安源考察他的政绩廉能情况,结果发现他在建立萍矿过程中,不仅功勋突出,而且人品为官清廉,“语不及私”,为建成萍矿甚至积劳成疾。作为二品顶戴湖北候补道的总办官员,治病费用本来完全可以由矿局负担,但张赞宸却自掏腰包去上海治病,以致耗尽积蓄,后不幸病逝,享年仅45岁。他积劳病故后,政府想将其事迹付诸史馆,让他在安源和原籍江苏武进自行建馆纪念,可是张赞宸生前并未留有为自己建馆的资金,最后还是萍矿员工自行集资为他建立了今天的张公祠,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又如曾在萍矿工作二十六年,担任矿长十二年的李寿铨,在任期间“诸艰历试,一尘不染”,“向不及私”[7],汉冶萍总公司稽核处对其进行离职审计时也发现,其任期内账目手续清楚,做事公私分明。再如曾出资积极修筑株萍铁路,担任过萍乡瓷业有限公司总办的喻兆藩,早年在任宁波知府期间,即为人正直,心系百姓,受到当地百姓拥戴,离开时为他立有“去思碑”,辞官后在家行医,宅心仁厚,对于穷苦乡亲,治病从不收诊费,还免费赠送药品。再如被誉为“江西早期铁路建设的先驱”的上栗人李有棻,“器宇英毅,自少通训诂,习宋儒者书,好治掌故,尤以能文名一时”。
四、红色的廉政文化
红色的廉政文化,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廉政文化遗产。萍乡是一块较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和影响的红色沃土,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在近百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孕育和生成了十分丰富且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资源。首先是数量众多、分布密集。以莲花为例,“全县有13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红色资源,现在遗留下来的红色旧址有40多个,密布在全县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红色景点到临近的另一个红色景点之间,车程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8]据初步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萍乡烈士英名在册者达7900余人;从萍乡本地还走出了一大批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凯丰、宋侃夫、刘型、孔原、王鹿水等,仅莲花县走出的将军就达13名,其中就包括原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当前就红色文化遗产来说,萍乡就拥有4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就达53件,二级文物62件,三级文物247件,该纪念馆还被国家定为“百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萍乡秋收起义纪念碑也被评定“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次是资源极为厚重和纯正,萍乡经历过多次红色革命的洗礼,红色文化传承从未间断,一脉相成。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当时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同时它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在这里中共首次打出自己的旗帜独立领导军队,可以说安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摇篮之一。莲花则是引兵井岗的决策地,在这里迈出了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可以说莲花是中共道路自信的成长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莲花是三个“全红县”之一,后来又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之一,新四军整编的一个重要地点。尤其是中共的许多领袖和高级干部如、刘少奇、、李立三、、、、等,都曾在萍乡工作过、战斗过,是其中不少人最初成长的地方,可以说萍乡是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提供经验的重要基地。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红色文化,是一种最为纯正和先进的廉政文化,它代表了我国廉政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我国廉政文化的根本特征,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萍乡也曾留下了许许多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动人事迹。从安源工人运动时期的工人领袖们“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力,把自己心里洗刷得干干净净,然后不敢做违反主义的事”的安源廉政风范,到“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不当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将军精神,都生动和充分的展示了红色文化内在的廉政精神风貌,是楚萍文化中最弥足珍贵、最值得挖掘和传承的廉政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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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哲,杨庆.汉冶萍由盛及衰: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历史拐点[C]//.第二届汉冶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
[7]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煤炭发展史略[M].1987.
[8]莲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林俊江在接受新华网的专访:莲花县: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优势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DB/OL].(2017-08-28).
作者:江惺俊 刘杰 单位:萍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