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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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导刊杂志》2016年第一期

摘要:

在新兴媒体的推动下，“火箭提拔”以网络热词的形式从违规、造假、裙带关系等方面对年轻干部快速升迁进行负向推测、解读，反映了公众强烈的社会情绪。“火箭提拔”现象的污名化解读，直面当前干部选任工作中的病灶，是社会公信力危机的现实表现、公共权力失衡的必然反映。党和政府应建立舆情研判机制、强化监督制衡机制、健全社会疏导机制，规范干部选任行为、培育公民理性精神、正确引导网络舆论，以消弭“火箭提拔”引发的公信危机，增强网上凝心聚力的正能量，实现政风清新、吏治清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

“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读;干部选任;舆情研判

时下，年轻干部“火箭提拔”的消息频现于网络，暴露出干部破格提拔的种种问题，引起网民大量围观。在网络媒体持续关注报道中，很多网民并没有用包容、理性的心态对待年轻干部的职务升迁，而时常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吐槽、拍砖，从违规、裙带关系等负性方面进行推测、解读，反映了网民对“火箭提拔”现象的强烈不满情绪。探析“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读的成因，及时对存在问题进行查处，引导网民理性地对社会现象进行推理和判断，自觉调整不良情绪的任性宣泄，缓解阶层对立和社会冲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一、“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读

顾名思义，“火箭提拔”是指干部的快速提拔。这本是一个中性词汇，但经网络炒作，已成为搅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网络热词，主要“用来讽刺‘官二代’或‘富二代’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他们从工作到身居要职时间很短，每次被提拔或‘重用’时间也很短，理由都是破格、年轻化或内部选拔等种种不合理的理由，被火箭提拔的官员中多数父母或者亲属也都是身居要职的官员，火箭提拔中大都存在违规提拔”，［1］表达了网民对“火箭提拔”现象的污名化解读。

1.岗位提拔的定向性。网民首先对“火箭提拔”提出质疑的是定向选拔。“火箭提拔”对象一般都是“破格”，往往通过公开竞聘的形式来实现。在网民的推想中，这些公开选拔事先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为减少竞争，确保让定向人选入围。组织者通过干部选任的条件、规则、程序等方面的设计，对参与者的年龄、学历、职称、经历、党派甚至性别等竞聘条件进行限制，为少数人量身打造种种框框，以过滤淘汰其他参与竞争者。网民质疑的此类典型案例是2012年的扬州团市委副书记选拔。在同时面向社会公开竞聘的18个职位中，团市委副书记职位的竞聘条件在学历、任职年限及年龄要求等方面，与其它职位要求有显著不同。尤其在年龄要求上，一方面明确要求是“30周岁及以下”，另一方面又加上“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说明。从当时组织选聘的具体时间看，这个“说明”与前面具体年龄要求不对应，却与参加竞争的袁某的出生日期极其接近，让网民产生无限遐想，因而推断这是“量身招聘”“萝卜招聘”。另一特别让网民愤慨的事例是湖南省郴州市2012年县处级领导干部公选。徐某只是参与了笔试和面试，甚至没有进入最后差额票选环节，却转身成了湘潭县副县长任职人选，网民因此推断徐某是一种“内定提拔”。

2.主体材料的欺诈性。个人履历包含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和个人业绩等个人信息，代表的是个人信用。党政干部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个人信用如果不能保证，担任社会公职能否诚信履职自然会引起民众怀疑。本身素质不高、能力不足，主要通过“弄虚作假”的欺诈手段，谋取提拔机会，是网民眼中“火箭提拔”干部的第二个特质。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判断，网民主要是从他们参与竞争性选拔时提供的个人简历的真实性进行判断。一是学历造假。有的学历没有经过认证，如湖南湘潭的王某;有的是学历还没有获得，如辽宁东港的董某。二是任职履历造假。有的任职年限偏短，如湖南湘潭的王某;有的甚至还是在籍学生，违规挂名履职，却能得到破格提拔，如安徽望江的常某，隐瞒在校专升本学习事实，挂名“三支一扶”工作人员。三是年龄造假。这方面网民质疑最多的是浙江温州的24岁女副镇长王某，个人简历反映其是15岁入读大学，网民认为就现行教育体制看，这种状况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因而推断其个人履历明显造假。

3.组织程序的违规性。“火箭”干部得以升空，是组织部门最后“按下的电钮”。因而，网民往往将质疑目标对准组织部门的工作程序。从近期“火箭提拔”舆情出现的源头看，引发社会和公众广泛关注的导火线主要指向干部选拔过程中制度执行的严重偏差。尤其在后期的考察、使用过程中，组织部门对“火箭干部”资格审查不严，网民最集中的曝料反映是“权力干预下的组织考察，暗箱操作的工作过程，领导意志主导的任命”等。如对于广东揭阳江某的任职问题，按照中组部《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第20条(七)关于“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的规定，江某的科员任职即构成违规;对于湖南湘潭徐某的任职，“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同样，还有山东金乡鸡黍镇镇长韩某、湖南醴陵团市委书记易某、湖南石门县委副书记刘某等的任职，都存在类似的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网民因此将组织程序上的违规推断到所有快速提拔的干部身上。

4.提拔结果的世袭性。“火箭提拔”现象备受网民诟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拔结果的偏颇。从网民陆续披露及实际查处的情况看，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借“破格”之名，谋子女亲属晋升之实，将干部竞争演变为“权力世袭”的游戏。“子承父业”几乎与其父“无缝对接”的揭东县江某;父母均是当地重要领导的湘潭县干部徐某;21岁就担任湘潭市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的王某;27岁、刚毕业三年就升任副处官员的侯某;本科在读就转正的安徽省望江县的90后干部常某等，都是在职领导干部的子女。有媒体盘点称，近期经网友曝光、媒体报道并引发公众质疑的18个“火箭提拔”官员中，有11人被指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在当地担任领导职务。尤其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的扬州市处级干部公选，网友微博爆料“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凡是“火箭提拔”的年轻干部，其背后都是拥有公共权力和资源的“爹”，“儿女晋升，老子助力”的近亲禅让、权力世袭自然成为网民对“火箭提拔”干部的习惯性解读。

二、“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读的缘起

“火箭提拔”现象的污名化解读，直面当前干部选任工作中的生态和病灶，对于遏制投机、保障公平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按照“特殊个案普遍化”和“具体事实想像化”的基本策略，［2］对所有“火箭提拔”干部都进行贪腐和私利的“违规假设”，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将其负面特征刻板化，也从另一层面加剧了阶层矛盾和社会不安，必须予以理性剖析。

1.社会公信力危机的客观表现。社会公信力是指国家机关或公共服务部门在处理社会公共关系事务中所具备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信任的影响能力，也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组织体系、社会政策实施以及其他社会性活动的普遍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程度，是公民对社会组织及其政策的一种评价。［3］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反映的是公众相互之间、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认同、合作、支持的社会心理状态，表现为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趋同性，是社会合作、和谐的基础性要素。社会一旦丧失公信力，政府将失去号召力，社会将没有凝聚力，公众将陷于无端猜忌和指责中。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结构变化给社会公众的社会信任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遭受严重侵害。“昔日权威声音如今难获信任，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特别是‘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4］近期多起破格提拔年轻干部舆情的急骤暴发，网民的大量围观和广泛热议，反映了公民“逢官必疑”的思维定势。而这正是社会公信力缺失的现实表现。

2.公共权力失衡的极化反映。公共权力是维护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关乎公众的生存质量、状态及社会的稳定。公共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客观上交由政府或由其委托政府机关公务人员掌握、行使，主要用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及增进社会公众利益。因此，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增进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如果公共权力代行者在公共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借助执行权力的有利地位将其演变成为私人服务的工具，便会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失衡。干部选拔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传递着用人导向，反映着干部选任风气，关系我们党事业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近期，网络媒体曝出的部分地区干部“火箭提拔”中，一些事件的主角并不是公众期待的“品质卓越、政绩突出”。相反，相当一部分提拔经不起深入推敲，在媒体曝光下不得不迫于压力而主动请辞或者是被提拔他们的有关部门“打回原形”。这些非正常的“火箭提拔”无不是以干部年轻化、培养接班人为借口，行暗箱操作、降格以求、任人唯亲之实，为家属、子女、亲友谋求制度和法律以外的特殊晋升通道，将公共权力递延化。这种合法程序掩盖下的“公权世袭”，暴露出官本位思想下的公共权力失衡，给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危害，必然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

3.弱势阶层抗争的宣泄表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权力、市场和关系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推动力。［5］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加之不完善的社会体制制度，导致权力阶层不可避免地拥有较多的政策资源，成为社会分配过程中最重要的主宰者。正是权力的魔力与贪婪，使得一些领导干部试图将公共权力递延到家庭，甚至将其变成家庭的私有财产传递给子孙，将权力演变成“利益格局的凝固剂”。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中间阶层总体比例明显偏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日趋困难，抑制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于阶层固化的趋势充满焦虑与愤恨。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走向“火箭提拔”前台的主角背后往往有现职官员的身影，让人们感受到强势阶层的身份利益企图与控制力量。基于对阶层利益冲突的感知，弱势阶层则试图借助网络媒体进行情绪宣泄，甚至采取某种极端化表达去损害权力阶层的利益，以对特权阶层权力家庭递延化进行坚决抵制，促进现行政治体系的关系状态改革，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

4.新兴媒体监督的力量彰显。“火箭提拔”一词，最早源自于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当时，针对“”期间一些帮派分子利用提拔年轻干部的名义，违规、越级破格提拔他们的党羽而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6］其后，直到2010年5月，“火箭提拔”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与讨论。梳理“火箭提拔”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火箭提拔”现象在网络媒体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2012年，相关舆情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污名标签。这反映出我国干部选任制度正逐步公开透明，特别是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使得公民知情权得到了较好尊重和保障，干部的个人情况已经成为公民了解政治信息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为网民发表意见建议，实现信息共享，行使民主监督权利提供了新的话语平台，构建了草根话语表达的新机制，使虚拟的网络变成关照社会现实的强大舆论武器。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利用网络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特别是社会弱势阶层，生长在传统监督机制堵塞的土壤之上，突然感受到冲出传统信息关卡、强行舆论引导控制带来的自由与愉悦，往往更多地愿意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批评，以促进社会利益的均衡与整合。“火箭提拔”作为一个污名标签的出现，正是公众借助网络对当前干部人事工作参与的产物，标志着我国公民主动参与的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来临。

三、“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读的回应

通过对网络媒体相关内容的系统分析，可以判断网络媒介对“火箭提拔”主要以污名化方式进行解读，定向、欺诈、违规、世袭是反复出现、相对集中的描述年轻干部快速提拔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许多网民的共鸣，反映了网民郁结已久的社会情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当高度关注呈现于网络舆情之中的民意和民愿，从网络媒体的观念视角、表达方式和推断逻辑等方面研判网络舆情，着力干部选任程序的严格规范、社会监督力量的介入制衡，以消弭“火箭提拔”引发的公信危机，增强网上凝心聚力的正能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建立舆情研判机制，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切实发挥网络正面宣传效应。伴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传播由最初的边缘渠道演变成信息传播的主阵地;网络舆论也由最初的“少数呻吟”演变成反映社情民意的“众声喧哗”，能量深不可测。从现实情况看，网络已经搭起各种利益群体反映诉求的平台，是社会问题集聚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骤变，网络群体性事件随之不时发生。“火箭提拔”这一污名标签的形成，正是在这个生态环境之中发展、演化的。然而，网络舆论的信度、效度究竟如何把握?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现实民意?回答这些问题至少需要从三个角度考虑:明确网络发声的人群构成，掌握舆论焦点揭示问题的真相，理清网络舆论掌控者的社会心态。就中国网民的结构而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有权威的数据呈现:“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其中，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月收入500元以下及无收入人群占比为20.8%。”［7］此数据表明，网民并不能等同于公民，社会低阶层的人民尚未具备在网络舆论中发声的条件。而即便是网络的固定公民，也更多的是“沉默的他者”。从这个角度对网络舆论生态格局进行科学研判，就能够透过网络舆情的表象，全面把握背后真实的社情民意，发挥其信息参考价值，促进国家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否善于发现、培养、选拔、使用年轻干部，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的根本大计，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公认。“火箭提拔”污名标签现象并不是否定大胆使用年轻干部本身，而是更多地引导人们关注年轻干部选任中的社会不公问题。客观事实表明，年轻干部的选任给不同阶层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如焦三牛、周森锋等农村娃的“火箭提拔”，通过网上交锋否定了人们的揣度和猜测。因此，政府应根据网络舆情的生成、演化特征构建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对其中的舆情趋势进行深刻的洞察和研判，就事件本身的利弊问题、信息的真伪问题等向公众及时澄清，还原事件真相，以增强网民的辨析能力和思考能力，促进舆论生态向积极、正确的轨道发展，切实发挥网络正面引导效应。

2.强化监督制衡机制，规范干部选任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火箭提拔”污名化解读中的媒体深挖、公众质疑，固然反映了我国干部选任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网民的片面理解。然而，火箭干部背后一定的现实状态，是造成这一网络舆情不断发酵的关键要素。首要的原因，还在于“火箭干部”升迁过程中的“权力异化”现象以及相关监管处置措施的乏力，使得作为社会公信体系支撑力量的政府信用出现严重危机。消除网络流言，回应民众诉求，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科学设计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公开透明，真正实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形成多元融合的干部选任路径，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干部选任之权公开、公平、公正地阳光运行。本着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重新修订并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十个严禁、四个不得、五个一律、责任倒查、常态监督检查、明确组工干部纪律六个方面强化了干部选任工作的法纪要求，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及社会对干部选任工作的关切。当前，必须一以贯之严格贯彻落实新《条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在考察、公示、问责三个层面，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真正选准人、用对人、用好人，切实维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公权信用。一是干部考察要切实发扬民主，真正听取民众意见，听取民众真正意见。“选人用人，注重社会公论”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然而，时下的一些考察者，不是“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而是“匡定目标考察人，划定范围听意见，装上‘过滤软件’写考察汇报”，形成注水的群众公认，造成不少干部带病提拔，失去了干部考察的公信度。一些“群众公认”的火箭干部毁于网报，大都因于其形式主义考察环节中的“失真”。因此，干部的考察选拔，必须真心实意听取公众意见，尤其要善于捕捉隐藏在平常话语背后的蛛丝马迹，发现考察对象的客观真貌，真正得到“社会公论”，避免流于形式。二是公示信息要全面真实，避免公众猜疑。在干部选任上，“任前公示”虽已是普遍实行的制度，然而公示信息却因过于简单，一般只有出生年月、学历、民族、党派、现任职务、拟任职务等，人民群众实际上无可置喙，从而导致其对简历背后的神秘信息进行猜测。组工部门应当增进变革意识，充实干部公示内容，真正让人民群众知情，减少民间猜忌和疑虑。三是对用人不察、失察、失误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追究责任。“‘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8］维护干部选任的公平正义，必须强化责任，唤醒领导干部选人用人的责任意识，增强领导干部对权力的敬畏之心，从源头上割断权力与市场的交易，从根本上纯洁用人风气，以实际行动打消民众的猜测和疑虑。

3.健全社会治理机制，推动公民理性表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如前所述，“火箭提拔”的污名化解读是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的推动生成的，表达了公众对阶层通道阻滞的怨恨，揭示了网络舆论批判背后的阶层博弈。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急剧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的范围扩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与之相伴，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迅速加大，但社会结构调整的速度却放缓。总体上看，社会阶层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社会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使得阶层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弱势阶层向上流动受阻，阶层之间的界限加剧，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不少社会成员陷入心理失衡状态中，进而表现为网络上的夸大其词、以讹传讹、跟风起哄等非理性情绪宣泄。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良好的社会疏导机制，构筑各阶层协商共治的现实基础，推动整个社会和谐进步。一是要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疏通弱势阶层的进位通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进一步加大社会领域相关改革的力度，打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藩篱，优化资源结构配置，缩小阶层收入差距，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提升政府社会综合治理的效能，形成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合作互动的良好局面，从源头上消减阶层矛盾和冲突，有效弥补社会裂痕。二是要畅通网络民意表达渠道，尊重和保障民意表达权利。网络虽将阶层博弈的空间扩大，一度造成了阶层之间的紧张，但由于情绪得到表达和释放，不会积累起来不定时地突然剧烈爆发，客观也增加了阶层缓解的因素。“社会得益于二阶多样性尤其是因为各种实验的范围广泛，以及相反的立场的异彩纷呈”，［9］因此，不必将网络表达视为“洪水猛兽”，要通过制度化渠道的建立，让人民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出来，让人民群众的紧张焦虑情绪得到释放，发挥社会风险早期预警作用，防止民意堵塞造成沟通失灵，进而避免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三是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引导人民正确认识阶层流动。网络媒体由于缺乏必要的、有效的信息“把关人”，表现出信息处理机制的局限性，其后果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公信力。相反，这正是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所在。因此，主流媒体要主动发挥其资源优势、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正面舆论引导，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现实，使人民群众能够真实全面了解到现实生活中阶层差异的客观原因，理性分析和评判当前我国不同阶层相异的发展空间和路径，以开放、包容、理性的心态全面分析年轻干部升迁过程中阶层流动机会、条件和结果，客观看待干部快速升迁问题，促进各阶层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为年轻干部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四是要依法治理网络，切实维护网络生态平衡。网络为公民提供了平等参与的话语平台，有助于民意在政府决策中的展现，促进了社会民主进步，本身应当是一个中性的表达工具。但是网络的开放和虚拟性，也易降低网民法律、道德约束力，容易被各种力量左右和利用，为舆论暴力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造成网络话语在大众情绪的波动中走样，给公民个人人身权利、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冲击。“火箭提拔”这一污名标签的生成、传播过程中，虚假信息乃至造谣诽谤大量存在，表现出追求精神刺激和宣泄愤青情绪的极端化倾向，必须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加以监督、治理，切实将网络言行纳入法治的框架之内，防止避免极化的情绪表达引发“网络暴力”;要通过法制教育和必要的法律惩戒，不断增强网民的守法意识，负责发表言论，达成阶层共识，促进各阶层网络和谐共生局面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火箭提拔［EB10L］．百度百科

［2］王建民．“逆向标签化”背后的社会心态［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K］．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陈仁泽．公信力缘何被削弱［N］．人民日报，2011－09－08．

［5］薛深．“官二代”的身份利益歧途及其解构［J］．理论导刊，2012，(7)．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4－01－16．

［8］人民日报评论部．强化问责严防用人失察———三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N］．人民日报，2014－01－22(05)．

［9］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新华出版社，2010∶203．

作者：薛深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