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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导报》2014年第七期
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必要性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本质属性及其任务出发的,他以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时代的锻造,一切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为时代服务。首先,李达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解释人的认识不只是被动地感知外界事物,像镜子一样,完全是受动不变的。“人是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以维持其生存的动物,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动物。人们实践的物质的能动性,在观念的形式上反映出来,就成为认识的能动性。所以人在认识的反映外界事物的那种反映,是能动的反映。那认识的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主体的创造力,能够把感觉和印象实行论理的加工,把感性认识提高到论理的认识。”[5]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其实就是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资本主义现实出发,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思想,本身就具有时代性特征。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需要哲学时代化。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为了改造世界。在辩证唯物论看来,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一定社会中的人,是属于特定阶级的人,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主体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这一实在的、具体的主体去认识客体就不单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感觉的源泉,并且看做是人的行动的对象,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的任务,不单是说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6]。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这一历史任务决定了它必须紧密联系时代,指导无产阶级完成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任务。
二、李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路径
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解释为辩证法贯彻于唯物自然观的结果,这种唯物自然观又是以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突破了旧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这观点成为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独特思想路径。怎么才能让理论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发展呢?李达提出了几点要求:
1.从社会实际出发正确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从实际出发,联系社会现实,用辩证唯物主义眼光来对待哲学的发展。例如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还应认识到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历史是发展的,没有什么“永恒观念”,想要理解和应用马克思的学说,就必须从“中国的社会物质条件中去探求”。“在现在,中国人民正在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然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新问题。我们为着要向前看,为要使主观不落后于客观,为要使思想不落后于实际,为要使思想与实际相结合,必然要勇于正确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不能让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而开倒车,不自觉地堕落为顽固派。”
2.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使实践继续发展,理论也能保持其时代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政治斗争实践中完善了辩证唯物论。列宁也是在长期指导俄国革命的实践及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的哲学的斗争和他的革命的政治斗争联系着,他之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与他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形势的分析,与他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指导相联系,并且他还摄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了唯物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了新的高级的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哲学上的列宁阶段”[8]。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继续发展,等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思想。李达高度赞扬的两本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认为“《实践论》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想脱离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9]。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于不同的国家,但思想核心一脉相承,即一切正确的思想都来自具体实践。因而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就必须与时俱进,深入革命和社会实践,提取时代精神内核,这才是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路径。
3.坚持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李达在1956年科学讨论会提出了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想法,认为当时的科学界缺乏独立钻研的、大胆创造的学风。在学习苏联经验和欧美先进技术时生搬硬套,出现了教条主义,这些都值得深思。缺乏独立探索精神,缺乏创见的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抵触的,所以他极力鼓励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他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科学,也和人类的一般认识一样,决不是个别伟大的人物独建的奇勋,而是实践着和思考着的全人类的集体创作。不管多么聪明的人物,若不批判地接受前人的思想成果,若不与同时代的人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切磋,他就不能获得起码的科学知识,更不用说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了。”[10]他还举例说明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是科学思想昌盛的时代都是百家并出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如此,中国的春秋战国也是如此。另外,李达还提出要防止哲学理论超前和落后于社会实际。“思想落后于实际会陷于机会主义,若远远超过实际,超过于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就会陷于左翼空谈主义。”[11]在我党历史上出现的这些思想上的问题都是要不得的。机会主义和冒进的“左”倾思想远远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时李达强调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三、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现时代化
1.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目的都具有时代性。李达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一再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提出“哲学是离开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之一。……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的具体形式都要受到先行的哲学思想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思想的影响,还要受到当时的生产规模和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12]。他认为哲学总是与时代相关并受到所处时代的条件影响的,所以哲学也只有不断地总结和概括所处时代的各门科学的成就才能获得日益丰富的内容和日以坚固的基础。
2.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实际紧密联系。李达的文章著作都来源于平时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他一直认为哲学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他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找到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他一直关注时代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完成了《社会学大纲》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本书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至于中国社会,却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人,必先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为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实现民主的统一,发展国民经济,改良农工生活。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必须是现代全中国人的第一目的。”[13]他充分说明了自己编著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到了1939年第四次出版,作者在序言中再次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跃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14]新中国成立后,邀请李达再次出版《社会学大纲》,李达认为时代条件改变了,书中原来的一些说法的提法都应该相应改变,适应社会主义时期的要求,于是重新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即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可见在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最基本的原则,保证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发展。
四、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实践性哲学,把实践作为哲学的时代化的思想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发展极为重要。因为他把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事业的实际需要作为哲学发展的动力,适应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工作的时代性要求,所以在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取得胜利,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用实践的唯物观点考察中国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他强调不能用这些基本理论代替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和把握,需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李达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注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作出深入、具体的研究,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时代化发展。李达所主张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思想,提出的实践唯物论的哲学发展思想路径,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品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忽略。当今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怎样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成为新的历史课题,研究和继承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马爱净周太山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