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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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101.98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国民人均收入从“下中等收入”跨入为“上中等收入”①，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拉美国家在亚非拉国家中最早获得独立，也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同时更是城市化进程最发展迅速的国家群体。因此研究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先分析拉美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一系列隐忧，然后讨论拉美国家深陷“陷阱”的必然性，最后给出结论。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中等收入陷阱”的涵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之后，国民经济就一直处于波动中缓慢上升的趋势，在这一阶段中，人民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各种矛盾一再激化，政局更迭，社会混乱。直到21世纪初，部分拉美国家才缓慢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二、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概述

在20世纪初，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的拉美国家只有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四个。2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进入50年代，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城镇人口比例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在1950年、1975年、200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1.4%、61.2%和77.2%。①[1]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却呈现出波动中缓慢增长的趋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徘徊在2000美元~6000美元的的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难以向前迈进。直到2010年，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智利四国在平均历时26.4年（见图1）之后，才逐渐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过渡，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原因

推动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原因较多，但本文认为政府选择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是最重要的因素。拉美国家在解放之后一直实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大地产制农业生产方式，为了打破这种农业模式，拉美国家纷纷进行，采取在保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机械化程度的农业现代化模式。由于改革最终没能触动拉美国家大地主的利益，反而使中小农户在与大地主的竞争过程中更加不占优势，使农民逐步与自己的生产工具相分离，逐步失去依靠土地生存的可能性，只能去城市寻找生机。据统计，1950—1960年，拉美国家农村新增人口中的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8%；1950—1976年，流入城市的农民超过4000万。

四、拉美国家快速城市化下的隐忧

（一）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迅速流入城市，城市缺乏相应的规划，无法提供足够的住房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交通、电力、自来水等），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面积不断扩大，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由于城市发展速度与农民涌入城市的速度不相匹配，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职位，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的转移中长期处于一种自发无序的状态，导致城市人口无节制的膨胀，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为日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等社会经济问题埋下了种子。

（二）过于膨胀的低端服务业在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0%~60%之间②，但由这种低端服务业推动的城市化充满了隐患。被剥夺生产资料被迫涌入城市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只能进入低端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等对技能要求不高的简单的生活服务业。从本质上来说，这只是将农民的就业压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低端的第三产业就业通常是临时的就业，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由于在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传统第三产业过早地成为推动拉美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后来拉美国家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并非源自城市生产基础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务业不成比例膨胀所推动的城市化，很难形成对产业经济的良性促进。

（三）与城市化进程脱节的资本形成为了适应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拉美国家需要有庞大的资本形成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然而其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却与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脱节，从图2可以看出，在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最迅速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其产业没有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只是单纯的城市化，资本并没有从城市化中得到积累，产业发展乏力。反观东亚，我国和韩国资本存量在80年代就一直高于拉美各国，这说明了我国和韩国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产业升级。

（四）处于低位的国民储蓄率资本存量的形成与国民储蓄率的高低息息相关。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其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低位，这为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要同步发展的经济社会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同时也为拉美国家过度借入外债埋下了隐患的种子。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要想提高储蓄率，必须首先促进收入的公平性，然而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涌入城市的人们无法获得正式有保障的工作，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根据拉美经委会对拉美七个主要国家的调查，20世纪70年代中，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47%，而40%贫困家庭的收入所得仅占社会总收入的8%。在80年代进行改革之后，社会两极分化继续加深。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是导致储蓄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最终成为了人均资本存量低、城市化率极高、第二产业从未真正发展健全的国家。

五、“矛盾”的爆发及其必然性分析

事物的发展都会经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所隐藏的矛盾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爆发了出来。在70年代，油价暴涨使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增加，在低利率的诱惑下，拉美国家借入了大量外债。但是随着美联储货币紧缩，国际资本发生逆转，拉美国家的货币发生贬值，最终拉美的负债率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以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为肇始，拉美各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实际上，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的必然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就已经表露出来，经济的不健康发展，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度依赖外部经济形势。在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比如说资源价格走低的时候，这些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拉美民主国家，必然引发政府财政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受到重创。

当资源价格走势偏低、外部经济形势不好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拉美国家通常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补贴居民，而同时政府的主要财源即能源矿产相关税收却大幅减少，致使财政赤字增加，为了刺激国民经济，拉美政府中央银行通常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压低利率、促进投资，然而宽松货币会加大本币贬值的幅度，推动通货膨胀。正如图3所示，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就已经到了很难抑制的程度，其中巴西和智利的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达百分之几千，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总之，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没有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配合，使得人均资本无法积累，难以真正实现工业化。而且由于缺乏储蓄，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外资。如此一来，拉美国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始终得不到成长，全球经济繁荣时，国内增加的是资产泡沫，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泡沫破裂，国外投资匆匆撤出资本市场，潮水退去，资本市场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隐藏的诸多弊端导致了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财政软约束导致外债压力较大、过低的国民储蓄率等。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实践者和先行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失误值得其他国家去借鉴和学习，我国现在已进入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需要认真反思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做到未雨绸缪，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吴寒 单位：南昌大学 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