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经济基本情况及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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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地区是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脱贫攻坚背景下加快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显得尤为重要、艰巨又紧迫。通过近年来经济数据资料的横向比较，可知湖南各民族地区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都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也具有某些特色和潜在优势。对照《湖南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约束性指标，2017年民族地区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未达标。通过前后两个15年（1985～2000年、2000～2015年）的横向比较，可知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发展差距总体呈现扩大趋势，新世纪以来民族地区在全省内发展相对滞后的趋势明显。针对此种现状，可进一步分析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脱贫攻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定。湖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战略部署，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明确到2019年贫困县全部摘帽，到2020年贫困村全部退出，从2017年开始将逐步批准部分贫困县摘帽。“湖南民族地区”指湖南省内各民族自治地方，包括1州7县，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步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自治县和通道侗族自治县，2017年前都属于贫困县。2017年12月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布了11个县为深度贫困县，除了张家界市的桑植县（原属湘西州，2016年少数民族人口占92.%）外，都是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是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脱贫攻坚背景下加快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艰巨、紧迫。

一、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也显示出其特色和优势。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特别是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该地区加快了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化趋势总体有所扭转。但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率、财政自给能力等数据的横向比较来看，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仍明显滞后。

（一）近年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重要经济发展指标，对2015年以来湖南民族地区1州7县及全国、湖南省的数据进行比较，既可看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也可分析发展的不平衡性。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是反映地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重要指标。如表1所示，在人均GDP方面，2017年湖南省人均GDP约为5056元，与全国平均水平59660元存在一定差距，而同期湖南民族地区人均GDP都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均值，最高的靖州县仅有约1956元，最低的城步县仅有约1551元。民族地区的中位数为麻阳县、湘西州的平均值，即22098元，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全省水平的%。

2、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湖南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总体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改变。由表2可看出，2017年全国和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约为696元、98元，湖南民族地区的1州7县均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位数为城步县和麻阳县的均值，即约21665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全省平均水平的6%。同年，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约为12元、1296元，而湖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样无一例外地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位数约为7875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全省平均水平的61%。《湖南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约束性规定，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要达到8000元，2020年要达到10000元。从2017年的实际数据来看，年增速湘西州低于全省，人均收入方面7个自治县中有个县未达标。2017年湖南民族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的中位数约1:0.7，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相当。民族地区的城镇规模较小、缺乏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其城乡差距实际上是很大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分工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如表所示，湖南民族地区的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普遍偏高，1州7县的第一产业比重均超过全国和全省的均值，这与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有关，也说明工业化程度整体较低。湖南民族地区第二产业的中位数为%，远低于全国和全省1%的水平，但个别县（新晃）的第二产业比重达到6%，目前矿产品加工占比较大。

作为省级贫困县，新晃县矿产资源丰富，被誉为“中国钡都”，近年来大力发展工业园区，矿产品深加工是其特色。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比重方面湘西州明显高于全省和全国均值，江华县、通道县也高于全省水平，这是湖南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潜在优势。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整体欠发达地区第三产业比重却较高，并非经济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向商业、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所造成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低水平产业转移。但湖南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以异军突起的旅游业促进市场化，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期待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区域内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中国城市化是与市场化改革同步的，或言之市场化带来城市化，但这一过程在中国不同地区并非同幅同速。从表可知，2016年湖南民族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大幅度低于全国和全省均值，其中位数为麻阳县和城步县的均值，即5.05%，远低于全国的57.5%和湖南省的52.875%。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与区域内缺乏大城市有一定关系，区域性中心城镇首位度低，犹如“小马拉大车”，难以承载拉动区域经济成长的重任。

（二）前后两个15年的横向比较选取1985至2015年的0年中前后两个15年，即1985～2000年（前15年）与2000～2015年（后15年），对湖南民族地区及全国、全省人均GDP和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进行横向比较，可大致看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湖南湘西州比照西部政策实施开发开放；2007年国务院部署中部六省部分县市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湖南7个自治县全部纳入。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表5可看出，从1985到2015年的0年间，是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期，取得的成就值得充分肯定。1985年的统计数据未有GDP，只有国民收入，不过差别不大，而且口径统一，主要看比值，所以并不影响结论。不扣除物价因素，增幅最大的芷江县2015年人均GDP是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65.27倍，增幅最小的通道县2015年人均GDP是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6.19倍。1985～2000年的前15年，从湖南全省到省内各民族地区均无例外地拉大了与全国的差距。1985年民族地区与全国差距最大的城步县人均国民收入为全国的.5%，经过15年的发展，到2000年该县人均GDP仅为全国的1.%，扩大了12个百分点。市场经济加速区域间发展差距的作用十分明显。2000～2015年的后15年，湖南全省与全国发展差距缩小了16.77个百分点，说明湖南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成效显著。在后15年中，民族地区与全国发展差距缩小的有芷江县、江华县、湘西州和麻阳县，但缩小的幅度明显低于全省均值，其中芷江县与全国发展差距缩小了7.82个百分点，发展相对最快。与全国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靖州县、新晃县、城步县和通道县，其中靖州县与全国发展差距扩大了9.52个百分点，不过与前15年相比，差距扩大的幅度总体上有所减小。这说明在湖南省内，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趋势明显。

2、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财政自给能力指在不依赖高层级政府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独立地为本级支出筹措收入的能力。[1]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可以财政自给率或财政自给系数来衡量，地方财政自给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财政自给率大于1，说明该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能满足本级支出外，还有结余或能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财政自给率等于1，说明收支恰好平衡。财政自给率小于1，说明该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一般需要其他级别政府向其提供转移支付，或举借债务。从表6来看，1985年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大于1，湖南省的财政自给率也差不多能量入而出，自给率接近1，湖南民族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参差不齐，最高的靖州县达到112.%，而最低的麻阳县为28.68%。到2000年，从全国、湖南全省到省内各民族地区的财政自给率都大幅度降低，这与199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在后15年，全国、湖南省均有小幅下降，而湖南民族地区却普遍大幅下降，2015年只有江华县的财政自给率超过20%，其余民族地区的财政自给率都在10%～20%之间，财政自给能力相当不足。湖南民族地区财政自给能力普遍很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源不够充足。而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又会反过来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影响

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复杂的。历史上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较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经济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民族地区与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发展起点上就存在明显差距，这是必须正视而又不能改变的事实。下面主要从自然地理条件、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民族政策等几个变量，来探讨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差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湖南民族地区都是偏远山区，山多田少，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高寒气候、灌溉困难、坡陡谷深、土薄石多等多种原因使粮食产量较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较高，传统农业比较落后。由于地形地貌复杂，也不利于机械化规模经营。有的处于岩溶干旱区、板页岩干旱区或水库淹没区，生态环境脆弱，部分地区水土流失、石漠化现象严重。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较丰富，但转化率低，矿业开发靠卖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过日子，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从地理区位条件来看，民族地区远离大城市、大港口、大机场，远离现代交通要道，远离省市经济文化中心，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

（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市场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通过价格、竞争、供求等机制，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效率的最大化。由于地理区位的封闭性边缘性、人们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薄弱性等原因，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在当地占有一定的比重。市场化程度低是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其难点重点在农村。2001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提出，基于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于促使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同期实现。[2]

（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长期以来，湖南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在落实脱贫攻坚和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政策中有了了不起的改观，但要实现2020年基础设施主要领域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的目标确实相当艰难。近年来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很大。公路是民族地区发展较快的基础设施，但各地参差不齐，湘西州发展比较好，部分自治县差距较大。2016年，全省公路282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080公里；湘西州公路1278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96公里，分别为全省的5.6%和6.51%，而湘西州当年年末常住人口为全省的.86%，面积为全省的7.2%。尽管民族地区在公路交通方面发展较快，但不少山区公路路窄、坡陡、弯多、未硬化的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根本改变。其他方面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表7），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差距更大。

（四）人力资源匮乏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湖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现状问题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力资源总量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村，文化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农村空心化现象在别的地区也存在，而民族地区尤甚。其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受“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影响，人才聚集在党政机关，优秀企业家非常稀缺。其三，难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基础薄弱，人才来源严重不足。缺乏待遇优势和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不仅难以吸引外来人才，而且会使现存的优秀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大量流失。根据对湖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人们普遍认为现在邻省的待遇更好，所以想办法人往高处走。其四，优质教育资源奇缺。人力资源主要源于本地基础教育，湖南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办学质量上跟不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一些乡村学校多年招聘不到合格的年轻教师，师资队伍严重老化，由于待遇较差，教师中通过读书看报、进修培训等途径不断更新知识者并不多。有些学校长期缺乏合格的英语教师。

（五）民族优惠政策实效性减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演进，原来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一些优惠政策的实际意义逐步减弱，有的甚至名存实亡。比如199年实行分税制后，税收照顾政策的优惠性几乎显示不出来；比如面向民族地区的农业税减免、屠宰税免征、免费或低价定购粮、民贸企业亏损补贴退库等优惠政策，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湖南民族地区大多集中于武陵山区，发展水平长期高于相邻的黔桂渝地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周边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中获得发展优势，已经逐渐落后，逐步沦为“中部塌陷”的“锅底”。这些民族地区都享有“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实起来却很不容易。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过于原则性，缺乏强度和力度，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十二五”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虽然持续壮大，但五年总额只有675万元，资金规模太小，而使用范围涉及6个市（州）和2个民族县（市、区），投入的领域也相当广泛，难以突出重点，加上使用管理上存在某些问题，其实效性是很有限的。[]

三、加快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针对湖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我们提出加快发展、实现超越的几点思考。

（一）巩固民族团结，保障经济跨越式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空间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活动既与自然空间相关，也受到政治整合程度和共同体大小的直接影响，政治共同体的大小与该空间内社会管理水平、贸易条件及经济运行空间有着莫大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贵的智慧。促进、维护民族地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是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民族关系和谐，才能激发创造创新，才能迸发共同奋斗热情，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活跃经济、形成统一市场、发挥区域功能，是经济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和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湖南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各种庆典活动、节日文化都会带来商机。当前，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增多，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显得更加复杂和重要。比如，族际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利益格局的失衡；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但服务管理滞后，都可能引起认同冲突。在国际化进程加快背景下，某些分裂势力加紧渗透，如伊斯兰“达洼”宣教团、“世维会”都曾在湖南民族地区进行活动，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推进市场化改革，培育现代特色优势产业20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要完善和实施好差别化政策。要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坚持民族和区域相结合，要重在培育自我发展能力”。[5]只有坚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培育自我发展能力”。产业化是市场化的基础。传统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直接干预和挑选赢家来扶持产业发展，往往关注产业供给能力；而现代产业政策以能力建设和创新为核心，从纯粹的供给推动转向供需双向式发展。培育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要注重“由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市场化产业政策转型，以维护公平竞争和激励自主创新为基本导向。”[6]湖南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产业，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某些优势，如旅游、矿产、生物技术等等，推进农村集体资产、集体所有土地等资源资产入股分红受益前景广阔，可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农业。随着比照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推进，对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将持续加大投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产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后，要注意过渡到市场友好型的现代产业政策，转变政府职能，遵循市场机制作用规律，使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协调平衡。市场化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后发优势的必由之路。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自然条件劣势前文关于制约因素是将自然条件作为变量来分析的，就是说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化不利为有利，转劣为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部分改变自然地理区位的劣势。《湖南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湖南省“十三五”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指标都是约束性的，预期可以实现，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不利状况。从长远来看，要特别注意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注意保护好生态环境，注意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规划、城镇规划统筹兼顾。比如，有的民族地区的山地不适合发展水稻种植业，不必盲目建设水利灌溉设施；有的城镇建筑发展很快也很乱，乱建了后再规划成本就增大了，而呆板简单的整齐划一其实与自然环境并不和谐。

（四）坚持教育优先，积极培训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党的报告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7]这是对人才问题非常深刻、非常高远、非常真诚的认识。坚持教育优先，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应巩固提升、合理布局、全面改善。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不能停留在“不低于”城镇教师工资水准，不能借口乡村生活成本低而“相对降低”实际待遇，而应真诚地考虑到“逆市场机制”人才流动的补偿力度，建议探索试行“绝对高于”较发达地区平均待遇的政策。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充分利用省内外教育资源培养培训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加强人才库建设，注重发挥新乡贤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五）落实差别化区域政策，为实现追赶梦想提供动力落实差别化政策，是后发地区实现追赶战略的第一驱动力。总理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把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到民族地区。”[8]党的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是湖南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牢牢抓住。必须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过低，如果缺乏足够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就会扭曲其决策行为。面对沉重的支出压力和严厉的举债限制，缺乏财政自给能力的地方政府只得大量寻求制度外的财政来源，以致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非正规财政征课盛行，挖中央财政的墙脚（如收入截留）和财政寻租（如“跑部钱进”）盛行。[9]落实差别化政策要多管齐下，协调推进，保障有力。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湖南省“一核三极四带多点”战略布局正着力实施，湖南民族地区恰逢脱贫攻坚、西部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等多种政策叠加时期，要协调落实这些有利于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注意建立长效机制，有的政策举措应先试点后改进推广。要协调民族地区与省级、中央的行动，积极主动与国家有关部委搞好对接，坚持不懈地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到全省民族地区。要建立差别化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建立政策实施监督、追责机制，制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细则，并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作者：侯德泉；薛南 单位：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