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法干预工具的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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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的根源:生产能力的过剩

当谈及如何应对危机时，中国的经济法学者“自然地把危机的起点定在银行部门和证券市场崩溃的那一刻，就像是确定地震震中一样。”这一点上，他们同大部分国外学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中国的经济法学者明显感地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但是他们也理所应当地把危机的起因孤立在金融部门之内。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当作相关经济法论述的应然背景，而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有鉴于此，在讨论如何应对危机之前，有必要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的进一步阐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指出，当前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展开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是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本次危机“不仅体现为一场战后时期规模罕见的金融危机，更体现出实体经济并未解决的严重问题，而过去几十年这一问题实际上被债务所掩盖。正是日渐衰弱的资本积累与金融部门崩溃之间越来越强的相互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面对经济下滑趋势无能为力，从而必然引发灾难性的危机。”“美国至今的危机应对政策，仍是保护金融寡头，回避经济改革，同时输出金融危机”，针对金融市场投机的财政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这导致了美国经济至今低迷，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

1993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呈现出一个持续下降趋势。资本积累与总需求长期的衰弱，源于整个经济体系回报率的明显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持续过剩，即供给过剩。为了避免危机发生，经济管理者通过加大政府与私人借贷人为制造了市场需求，试图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但是这种尝试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经济对于刺激的反应变得迟钝。为了戒除对借贷的依赖，从1993年起，美国开始致力于平衡预算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税收、停发补贴、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政府被激发出一种“去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决心”，因而平衡预算的政策卓有成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挽救局面保证增长，美国转向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此后，企业和家庭也通过巨额借贷和赤字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并逐步替代了公共赤字，一步步地使金融资本膨胀到了“债务人无法支付的地步。”同股价上涨的方式类似，房价激增造成了借贷大规模的泛滥。家庭通过住房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从中提取现金，使支出前所未有地增长。然而，房价增长有着不可持续性，家庭实际上是预支财富以维持当前的消费，当预支的财富远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时，危机便可能产生。

尽管依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政策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有效内需的膨胀;但是其后果是，投资一旦衰弱，企业、个人的信贷需求必然随之回落。当供给远超过需求时，企业受益就会减少，经济面临衰退。收益骤减，使得企业削减投资、辞退雇员;同时，为了削减成本维持利润率，企业想方设法压低工资并迫使工人干更多的工作。由此对需求的打击又导致企业削减成本，结果进一步削弱需求从而破坏赢利能力。美国市场接下来的崩溃，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布伦纳对当前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不再局限于金融部门本身，而是以“实体经济利润率低迷与泡沫经济膨胀”之间的相互作用为考察对象。从二者的互动来看，本次危机与股市泡沫的破裂导致的大萧条实质上是相同的———在经济泡沫的拉动下，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走低的势头并未有所改善，相反则导致了泡沫的破裂，而泡沫的破裂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颓势。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由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所导致，其根源实质在于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将危机的起因孤立在金融部门之内，是导致许多国家出台的救市政策，如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向金融机构注入巨额融资金、强化监管等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原因。这些政策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引导其经济走出危机。因此，针对危机的真正根源，即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提出合理的对策或许更具有实际意义。

二、经济法干预工具的选择:重庆实践的启示

解决生产能力过剩，关键在于扩大需求。然而，当前不断加深的金融危机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分依赖信贷，凭借赤字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终究只是泡沫，是对未来财富的预支。发达国家的高额债务难以化解，从本质体现为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内生性危机，实际上是用预期的经济收益来维持实体性的消费，而这种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消耗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次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大体一致，但其宏观政策的效果却远不如中国，原因何在?以重庆这一“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发展势头”的地区为例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这些启示的意义不在于模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成因，以便于得出一个统一的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注意，在针对金融部门的防控作用平平的情况下，不妨重新审视危机的根源，并从有所成效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12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最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

其一，重庆实施土地指标交易制度，即地票交易制度，是对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的成功实践。土地价值的上涨完全取决于街道、供水和管道设施以及公共枢纽等公共投资。基于这一预设，亨利•乔治提出的“单一土地税”理论指出，全部土地价值的单一税收具有改善社会状况和支付所有公共开支两方面的作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体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重庆通过地票交易制度，将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需求的对象。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联动，大幅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从而实现城市反哺农村。重庆通过地票交易获得的大量土地财政收入，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远距离置换，让偏远地区的农民得以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实现了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所说把土地当作公有财产，真正做到了“涨价归公”。地票交易制度把重点放在由“普遍繁荣造成的不断上涨的土地价值”上，避免了因“财政紧缩而导致的经济放缓，进而造成的国内市场萎缩、投资和税收的减少。”这似乎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利用不断上升的土地价值充实公共资本、保障民生的方式很可能帮助危机中的经济重新获得活力。

其二，重庆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是国有资产发挥“第三财政”作用的体现，而这又恰恰与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不谋而合。所谓“第三财政”，最早源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在重庆国资委工作会上的讲话，即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涵盖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等体系;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具体来说，“第三财政”就是政府组建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等八大投资公司，市场运作，供给民生投资。“第三财政”供给民生，用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缓解地方政府对于税收的依赖性，这是重庆的民营企业之所以持续享受优惠税率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开始，中央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收的所得税率为15%。①目前，重庆仍然在使用15%的税率，而全国企业所得税率则为25%。2010年，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庆又出台政策，规定居民可以首套房贷款抵扣地方个人所得税。②此项政策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鼓励居民改善居住条件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重庆地方财政中的“第三财政”，就类似于詹姆斯•米德所论述的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它可以起到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渡依赖，进而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的作用。相反，如果国家只依靠税收，就很有可能因为税率过高而导致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降低。这样的国家就会转向依赖发行国债，但是公共赤字推高又会太高利率，给生产性投资造成障碍。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而生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重庆超越普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危机有了成功的应对———“地票”的发明以及试行真正实现了“涨价归公”，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用于民生事业实践了“第三财政”积极作用。从这一层面上看，重庆的实践为化解危机提供了至少两种干预工具———其一，合理利用土地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状况，支付社会开支;其二，运用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缓解政府对于税收和借贷的过分依赖———这对于扩大需求、消化债务均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作者：王珏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