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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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之后，关于中国青年政策的内容、价值、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竞相追逐的热点。但相关的论述和著作缺少对青年政策正确评价标准的探讨，国内主要的研究集中在旁征博引的内容解读式和高屋建瓴的结果预见式两条路径，且因为政治、社会、学术环境而趋于观点的微妙一致。少数关于青年政策评价标准的讨论则没有弄清楚青年政策评价和公共政策评价的区别。基于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缺位，研究提出青年政策与时代的契合度是重要标准，青年政策的程序正义是重要评判维度，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是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有益于推动社会进步则是根本性准则，是否具备科学的保障和风险预测机制亦是重要考量，助力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则是深层的价值评价，以期确立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基点。

［关键词］青年;政策正确;评价标准;发展规划

近年来，青年政策的研究和解读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之后，会议频频，课题林立，论著纷繁，对中国青年政策的内容、价值、实践等方面皆有广泛探讨。但是，基于学术研究的理性省察，无可讳言存在一个重要盲点———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换而言之，中国青年政策是对的吗?研究者何以判断青年政策带来了诸多效益，其价值尺度在哪里，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论证分析。人云亦云无疑会误导研究的主流走向，也会对青年政策的制定、传播和践行带来负面效应，需要正面予以回应。

一、中国青年政策的内容解读式和结果预见式理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指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是指“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同时，这里提出的“政策正确”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正确”，“政策正确”可理解为从客观、公正、中立的角度，抛开意识形态影响，认为政策在制定的程序上符合法规、内容上契合社会需求，实施上方法科学合理，并具有风险预测防范机制和保护措施。那么，学术界到底是在怎么评价中国青年政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先把这些政策从浩瀚的文本中拎出来，因为“经典社会政策研究内容的划分往往以政策领域如社会保障、医疗、社会救助为限，而很少以社会群体如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为依据。”［1］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出台有关青年的政策，大多数融入在各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文本当中，很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这类具有独立性特征的青年政策。所以，在评价青年政策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旁征博引的内容解读式，二是高屋建瓴的结果预见式。内容解读式，通常是追赶热度，把最新出台的有关青年的政策罗列出来，在文本上进行解读。比如，将G市政府报告中提出有关青年发展的计划单列出来，将S市“十三五规划”中关于鼓励创业政策中有关青年的部分加上引号，随后大量引用经典的学术理论予以佐证，主流的学术观点予以呼应，甚至将重要的领导讲话套进来作为论据，通过对这些或相对完整，或零星散碎的政策进行罗列、分解、整合和解读，最终的结论大多数是倾向正面和正确的。在内容解读式的表述框架中，有的学者从政策学解读，认为中国青年政策出台顺应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大背景，是执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顺应了青年工作政策转向的趋势，是中国青年政策的标志性文本。［2］也有学者更宏观地指出，中国青年政策的制定反映出当今世界和各国社会发展对青年发展和青年事务管理的内在要求，反映出国家为适应这些变化和要求而力求将青年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希望和行动。［3］当然，也不乏学者或借鉴或创新了一些模型来进行分析佐证，比如张良驯从多源流域理论阐述了青年政策的内容形成，认为“社会快速变迁中青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构成了青年发展规划的问题溪流;青年发展政策的实践和建议，构成了青年发展规划的政策溪流;国民意愿、执政党意志构成了青年发展规划的政治溪流;国家治理现代化、共青团改革把问题、政策、政治溪流连接起来，开启了青年发展规划的政策之窗”［4］。还有学者直指青年政策的本质属性，指出青年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的一部分，其所有文本内容最终的指向是对青年利益的诉求。不过，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的是，将青年政策的内容概括为青年地位和作用、青年思想引导、青年学习成长、青年生活和健康、青年就业和职业发展、青年参与、青年司法保护、扶持弱势青年群体八个方面。［5］在当代中国，由于每一项官方政策的出台背后都包含着主流价值的方向，至少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具有深厚的政治土壤，所以，学术界对政策的解读便大多显得循规蹈矩，学术的政治规范也注定大多数论述只能在有限的框架内完成，无论这些解读有多么庞杂和多元。总之，基于中国青年政策内容解读的既有成果而言，学术界在整体的方向上基本没有争议，主要在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和不同方法的论证。不过，这种整体的一致性也掩盖着学术界对青年政策论述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既没有明确提出并诠释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尺度，更没有依据客观的尺度进行评价。与内容解读式的阐释相辅而行，对于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结果预见式分析，可谓繁花似锦。

基于目前主要研究论述成果看，结果预见式分析显得更有深度而具参考意义，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例如，吴庆在《国家青年发展规划执行过程中的青年因素分析》中，强调青年发展规划的特殊性在于青年发展和青年充权。［6］通过对最新的青年政策分析，他认为带来的结果一是会促进青年在各个方面有益发展，二是将赋予青年更多的参与决策权和享受更多社会权益。楚国清则提出，青年政策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而青年优先发展，一是资源分配上的优先，一是次序安排上的优先。换言之，青年优先发展首先会基于教育优先，其次才是促进青年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福利向青年倾斜。［7］张良驯则从青年政策制定的过程上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青年政策的价值基点是“党管青年”原则，价值标准是“青年优先发展”战略思想，价值机制是“联席会议”。［8］张梅等则对中国青年政策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认为广大青年在多元价值文化的冲击中长大，在青年政策的制定中，势必会坚持对青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导向，动员和吸纳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将朝着法制化、时代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9］值得注意的是，与研究中国青年政策的论文遥相呼应的，是如雨后竹笋般与青年政策相关著作的出版。各大出版社纷纷围绕社会热点推出大量青年政策类论文集或个人专著。这些著作涉及的主题和讨论的范畴与主要的内容高度契合，虽然论点上并没有太大瑕疵，但绝大多数缺乏学术含量。关键的问题是，缺少对于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衡量标准的正面阐释。不过，围绕中国青年政策的内容解读式和结果预见式表述，对我们正确把握中国青年政策的内涵与外延、特殊性和普适性、效果和趋势，具有积极的研判作用。内容解读式论述能够让我们足够细致地去了解中国青年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内容的形成是基于何种政治、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政策所针对的青年问题是什么，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于青年政策报以何种态度。结果预见式分析能够从具体而细微的角度阐述政策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与历史上的青年政策对比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发展战略及青年所处的环境地位。通过与海外青年政策对比能够避免中国青年政策走错路、走弯路，可以尽量减少政策推进过程中的阻碍。通过模型的构建、逻辑的推理确实可以看到中国青年政策的问题与走向，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参与者和享受者带来益处。就中国目前的政策环境而言，无论是内容解读式还是结果预见式，都展示了中国青年政策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具分量的重视，说明青年群体的环境地位日益上升。再回到中国青年政策正确讨论的本身。1949年建国以来，既没有独立的青年研究学科，也没有专门的青年研究团队建设，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青年研究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影响迄今。青年研究长期被放置于其它大类学科之下，且由于重视度不够而被边缘化，青年政策的研究更是如此，其往往归属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但却从来不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点。直到近年来，伴随共青团改革的推进，国家及各地青年发展规划的，青年政策研究才成为热点，可惜，一哄而上的青年政策研究弱在创新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长在政治性思维和综合性思维，重视正确的导向而忽视问题的存在，偏于感悟直觉而疏于细致绵密的逻辑论证，喜欢并且善于标榜价值评判而轻视事实判断本身，在没有搞清是什么的情况下，就直奔怎么样的价值选择。这些不足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让人视而不见。这说明，需要很好地反省我们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思维惯性。这也更加表明，我们需要很好地论析中国青年政策的评价标准的问题。否则，某些人不知所云的中国青年政策发展论，特别是程序上有违法，内容上有瑕疵，实施上有问题的挂着规划、政策、决定、讲话等帽子的所谓青年政策，势必造成国家社会的巨大损失。尤其是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发展，群众对于诸多不合时宜、啼笑皆非的青年政策，其激烈的讨论和尖锐的批评，便是明证。

二、中国青年政策正确评价与公共政策评价的讨论

自20世纪后期公共政策研究进入中国并随之成为热潮以来，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学术界对“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都有过细致的探讨。简单归纳起来，主要的标准有:一是法律标准，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最后的取缔，都必须合法，换言之，如果一项政策违背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这项政策则是无效的。二是政治标准，任何一项政策如果越过了政治的红线，毫无疑问是出不来更行不通的，这也是推进中国政策良性发展的“稳定器”，任何政策都不能脱离了政治主流轨道，包括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任何阶段。三是科学标准，政策的出台充满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只有通过充分的调研准备，先行实验以及制定严密的推进步骤，做好充分的风险预案，才能使一项政策得到合理的执行，失去科学性的政策只会走向失败。四是传递标准，它主要体现在舆论的影响方面，一项政策没有得到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则会对一项政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无论政策本身科学与否。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论述讨论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政策评价标准”，既不是“青年政策评价标准”，更没有延伸到“青年政策正确评价标准”，这无疑是一个显性的缺陷。“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的论者们所阐述的一系列标准，本质上包括“青年政策评价标准”的内在指向。但是，从近年来中国青年政策的推进及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来看，以上所阐述的标准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挖掘和升华。相对于一般性地讨论“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学界也有个别人明确提出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这些明确提出的关于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自有其合理之处，值得认真归纳。一是从青年出发，充分讨论了中国青年政策出台最重要是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可还是社会大众的认可，这里涉及到一个权重的问题，既然目标群体是青年，当然必须以青年需求为最重。但青年群体属于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满足了青年需求却引起其他大众群体不满，很可能导致政策的出台功亏一篑。从青年出发关于青年政策的评价提出的一个切入点在于受众以及与受众相关的群体，值得深入探讨。二是从政府出发，从这个角度关于青年政策的评价讨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出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即出台相关青年政策大多不切实际，多难以持续乃至迅速夭折。未出台相关青年政策则是对青年群体的忽视，同样会带来各界的不满和批评。这种评判或许有失偏颇，但也折射出青年政策评价已经陷入政府和群众的恶性关系循环，存在先天的负面性。三是从过程出发，论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有机推进等几种政策实施过程，认为中国青年政策实施基本上选择自上而下的方式，不符合青年发展的环境和土壤需求，更不符合青年的特性和意志表达，即便再好的政策，在实施的开始便已经丢分，其评价也难以有好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中国青年政策的评价的论述是极少而单薄的，短时间内还难以形成影响力，个别的发声往往孤掌难鸣。但是，面对中国青年政策评价的缺位，学术界的反应却是冷漠和滞后的，且大有将青年政策评价与公关政策评价混淆的趋向。诚然，青年政策是公关政策的一部分，但基于青年群体的特殊性，青年政策又完全不同于一般公共政策，其评价更需要抓住青年的特征，做出具有独立特性的评判。一是评价要充分考虑青年的革新特质，由于青年属于14至35岁年龄之间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数量庞大，且处于人的一生中最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阶段，针对这一群体的政策不应该墨守成规，而应该极具灵活性和拓展延伸空间，基于政策的评价也应该更具包容性。二是评价要坚持青年的向上向善标准，青年政策无论如何灵活变化，无论如何鼓励青年做时代的先锋，弄潮的英雄，其评价的落脚点都应该放在有没有向上和向善两条基准。三是评价要将青年、社会、党和国家密切联系起来，青年政策不是空穴来风的独立青年政策，它应该寄托着党和国家的期待，赋予社会进步的基因，青年政策的评价同样不能与此脱离，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既严密又包容开放的青年政策评价体系，它既与公共政策评价密切相关，又升华于一般的公共政策评价体系。

三、衡量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戒尺及准则

基于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以来的社会影响和舆情反馈，结合学术界及政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弄清楚中国青年政策正确评价与公共政策评价的逻辑关系之后，综合而论，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契合时代需求中国青年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青年”，而青年一直是时展的先锋，在新的时期，社会呼应什么，往往可以从青年群体中得到预见。中国青年政策的制定，更需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为青年发展提供资源，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青年安身立命提供政策环境，必须具备合宜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征。从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历史来看，一种国家政策，一个决定，一个制度，它的诞生和发展必须适应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需求，不然则往往夭折。“秦汉以降，作为学派的墨家不复存在;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汉代的荐举贤良方正之士、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选拔制度自然消歇;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科举制随之寿终正寝。”［10］历史明证，任何公共政策，包括青年政策，要顺利出炉，要为社会接受，就必须与时代同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方能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就会在历史的泥潭中不得自拔。关注中国青年政策的“青年价值”，重视发挥“青年价值”，是我们衡量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重要标准。

(二)符合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的公平，法律程序的正义。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中国青年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规?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为例，从出台的主体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所走的程序来看，并没有什么瑕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规划是自上而下型的政策出台方式，这种方式是否适合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没有完成实践检验之前，在此尚不可妄加定论。日本在2002年曾经一项类似的青年发展规划，主要目的是解决青年“超宅”的问题，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提供大量优质的岗位，就可以将青年群体从家中呼唤出来，实施方式由上而下执行，却遭到青年群体的一致不买账，甚至认为当局“不食人间烟火”，定性该青年政策为“拍脑袋”决策，青年群体的“宅”并非因为缺少岗位，而是从思想根源上不愿意出门，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同样，当前在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在基层同样存在不理解、不接受的问题，好的福利并没有付诸实践，一系列的调研倒是给基层、给青年带来了不轻的负担。国家层面的青年政策尚且存在不确定性，地方的青年政策则凸出了更多的程序正义问题，未经法律程序直接宣布政策法规，未经调研实践直接强势落地，既没有规范的实施主体，又没有固定的实施对象，更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从而导致中国青年政策缺少最重要评判标准之一———符合程序正义。事实上，如果一项政策能够符合程序正义，即便这项政策存在诸多问题，也可以在实践中予以纠正和转向，能够始终保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行性。

(三)经受实践检验再好的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果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而政策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政策执行的效果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1］我们衡量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毫无疑问脱离不了实践，任何政策都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可能是漫长的，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答案。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直接面向青年亟需解决的问题出台的相关政策，往往能够立竿见影，例如德国推出的“汽车旅馆计划”，短时间内就吸引了大量青年参与到创意策划中来。中国广州、杭州等地推出的青年创业计划，用减税、免费贷款、金融鼓励等方式帮助青年创新创业，短短一年时间便吸引广大青年创造数百亿的社会财富，仅广州就有数十个创新孵化基地成立。毫无疑问，这种青年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赢得了青年和社会的认可，可谓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有一些青年政策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例如日本在上个世纪推出的“青年成长计划”，为青少年提供牛奶等营养套餐，目的是提升青年群体的身体素质，这种素质的提升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见到成效。今天我们大力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证明，尽管我们不可能跨越时间的维度去盖棺论定，但却可以在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去试点、去重复试验，去做阶段性的检验，及早地发现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说，经受实践检验是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最直接评价标准。

(四)推动社会发展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另一重要标准是其能否助力青年发展，推动社会发展。能则彰显其至少一定意义上的科学、正确性，不能则必然是腐朽和倒退的。从社会作用的层面评价中国青年政策的价值，不外乎横向的维度和纵向的维度。横向对比，中国针对青年的专门政策出台较晚，虽然在内容上并不如日本、德国等国家完善和细致，但后发的中国青年政策反而能够从西方国家吸收有益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台了一系列或与青年相关、或专门的青年政策，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婚恋交友平台建设等，确实切实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的老大难问题，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纵向看，中国青年政策的历史并不深远，甚至主要是近几年才凸显出来，但青年政策在从中央到省市，直至基层这一纵向线条却特征明显，按照中国的政治法则，一般是中央出台相关青年政策，地方根据实际学习落实，但实际情况则是这些政策在纵向传递过程中往往变得面目全非，真正到达基层时，不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成了青年的负担，社会的包袱。当然，也有不少地方的青年政策充满着创新和活力，如上海出台的《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划》，充分结合了上海的区域优势、历史地位以及青年的喜好特征，对青年问题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了上海这座国际型大都市青年发展问题，极大地促进了青年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笔者也亲自参与了“广州青年发展规划”的制定，广州团市委在出台该项政策之前也充分研究了中央的文件精神，吸收了西方及国内主要城市的优秀经验，结合了广州本地青年文化特征，其文本内容可谓优秀和值得借鉴。总之，青年政策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立法通过的，能否推动社会发展是一条根本性的准则。

(五)提供保障机制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即便该项政策在研究论证的过程中毫无瑕疵。所以，中国青年政策是否具有有效的保障机制，决定着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天秤倾向。从制定和实施的主体环节开始，应该设立内部和外部的多重监督，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不受主体地位影响。从实施的过程看，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姑且不论这种自上而下的实施方式是否科学，仅仅从这种金字塔型的政策传递模式看，能够遇见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策模糊、政策替换和政策敷衍等问题，做好过程的有效监督和落实到位的保障措施，是衡量政策正确的重要参考。除了做好政策实施环节的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政策实施所带来的风险，尽管国家针对青年发展规划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检测评估体系，但这种检测主要针对的是青年发展各项指标变化的检测，其对于舆情的反应是滞后甚至难以体现。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些青年政策在后，许多政策的细节在具体的实践中因为处理不当，导致青年群体反应激烈，造成的负面舆情极大降低了政策的权威性和公益性，导致政策实施难以维继。只有建立了有效的风险预测机制，才能够及时杜绝问题的发酵，避免“蝴蝶效应”的诞生，促使青年政策在推进中不断完善，不断优化。(六)助力国家认同中国青年政策正确和国家认同感提升是相向而行的，一项好的政策无疑可以提升青年对政府的信任，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而一项失败的政策或者实施失败的政策则会导致青年群体的反感和脱离，认为国家不了解青年的发展实际和迫切需求，所推行的青年政策完全是“一纸空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国家不推行相关的青年政策，其固然可以杜绝青年群体指向明确的批评，却也失去了凝聚青年的机会，只会离青年群体愈来愈远，更别提青年的认同感。可以说，助力国家认同感是评价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一项深层指标，其重要性不可或缺。

四、结语

综上而言，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评价标准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价值理念的引领，有着互为关联相辅相成的思想逻辑。其间，青年政策的内容解读和结果预测是基础，中国青年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分是挖掘问题的前提，青年政策与时代的契合度是重要标准，青年政策的程序正义是重要评判，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是最直接的判断，有益于推动社会进步则是根本性准则，是否具备科学的保障和风险预测机制亦是重要考量，助力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则是深层的价值评价。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本文提出的衡量中国青年政策正确的六项主要标准，只是一个可供讨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研究完善的思路，并不是要完全符合六项标准的，才是正确的。实际上，完全符合六条标准固然很好，但也很难。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其实只要在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反馈的闭环中一直坚持严格按标准推进，即便在各个环节中会存在或大或小的瑕疵，也是可以不断完善，并最终促使政策朝向完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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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