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塑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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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已然崩溃的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理所当然地取代了意识形态而成为人们判别自身所属阵营的新标准。在这样一个立论基础上，《文明的冲突》进一步阐明了其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思想:不同种类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国际冲突的根源，文明间的关系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从地区范围的微观层面上看，“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而上升到世界范围则“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亨廷顿为了能确切地勾勒出其关于当今及未来国际格局的蓝图，甚至对他所列出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致的定性，诸如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性较重，东正教文明与印度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性较轻等等。亨廷顿的这一“看待全球政治的……［新］范式”在解释不少国际事件特别是一些热点问题上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它对波黑问题的解释更是近乎完美。穆族、克族、塞族在波黑地区的血腥战争便是活脱脱一副“文明冲突”的画面，而且三大种族还得到了各自所属文明之“核心国家”的支持。亨廷顿形象地称之为“文明断层线上的战争”。此外，亨廷顿的理论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诸如北约东扩、印巴冲突、东帝汶独立、车臣战争等重大事件。然而，人们也不难发现“文明冲突论”在解释其他许多重要的国际事件上并不灵验，一如亨廷顿本人在书的前言中所承认的，它并不能说明“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就以北约东扩为例。总的来看北约东扩可以解释为西方文明在军事上对东正教文明核心国家俄罗斯的遏制围堵，总体上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既然“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为什么像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有着“斯拉夫”文化背景的国家竟然最热衷于加入北约?此外亨廷顿对于当下中日关系的认识也是缺乏洞察力的。他从中华文明与所谓“日本文明”乃亲族文明的观点出发断定日本迟早将“顺应中国”，从而未能在根本上把握住将极大影响未来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走向的中日关系之本质。但尽管如此，“文明冲突论”还是以其新颖的视角第一次将文明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呈现在了一切关注国际政治走向的人们面前。它至少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即文明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一个怎样的程度(及层次)上参与了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事实上，亨廷顿并非第一个深刻认识到文明对国际格局的演变施加了强烈影响的人，对这一关系的认识至少还可追溯到20世纪西方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藉以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思维方式就是“文明”的。“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self-intelligible)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极端意义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即文明］的某一群人类。”因而汤因比对属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国际政治考察也是站在“文明”高度上进行的。

令人钦佩的是，汤因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冷战正酣之时便能超越“意识形态论”的思维窠臼深刻洞察到美苏冷战的真正本质。汤因比并不认为美苏间的冷战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相反，美苏冲突有着强烈的“文明”背景。在汤因比看来，整个世界近现代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史，是一部西方文明利用其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优势强行将其余诸文明纳入到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技术之网中的历史。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文明，无论情愿与否，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了这场全球化的浪潮中来，并且被迫作出各种选择以适应这一全新的环境。于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也可以理解为一部西方文明与其余诸文明的“互动”史。而对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理解若离开了这一世界近现代文明史的大背景则必定不可能抓住其本质而流于浅显。表面上看，美苏冷战似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然而实质上苏俄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对全球西方化挑战的应战。苏俄之所以认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有政治信仰方面的原因，其根源更在于，“共产主义虽来源于西方，但在西方人心目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作为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从根本上就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的反叛。苏俄社会主义模式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展开的冷战不仅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争执，更是以苏俄为代表的东正教文明试图向全世界其余诸文明指出西化以外的另一条出路，一条他们认定必将成功应对由西方文明所带来之全球化挑战的光明大道。对这一本质的把握也有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冷战后的今天俄美关系仍旧是一种不尴不尬、由冷战趋于“冷和平”的状态。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质上就是世界诸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而国际政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理应被放置到“文明”的高度上加以考察。事实上，当前整个国际政治的现状就其本质而言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各大文明板块经年累月的互动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文明冲突论”的启示在于，它为国际政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使国际政治研究在继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综合国力、民族心理等等之后又获得了一个崭新的研究维度———“文明”的维度。它使得人们认识到，国际政治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事，而且也涉及“文明”这一“能够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单位”，从而为国际政治研究获得一种真正的历史纵深。

然而，“文明冲突论”的巨大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虽然站在了“文明”的高度上，但却没能进一步洞察文明在塑造国际政治方面的复杂作用。在亨廷顿那里，文明所起的作用仅限于作为人们自我认同，界定敌、我、友关系的尺度。且为了充分展示文明的这一作用，亨廷顿甚至不惜对各大文明间的关系作了一番充满主观臆测的定性。他炮制的所谓儒教—伊斯兰文明联盟只能用“牵强附会”一词来形容，而所谓的“非洲文明”、“日本文明”则更像是他一手捏造出来的，至于书中所描绘的未来儒教—伊斯兰教—“日本文明”的联盟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展开的文明大战则更是不能不令读者怀疑自己是否在阅读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亨廷顿在涂写这样一幅“文明大战”的图景时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与煽动性不由使人感到，他似乎并不具备一名卓越的国际政治学者应有的“世界主义”胸襟。很显然，亨廷顿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幅与事实并不相符的“文明组合图”，其根源还在于他过分简化了文明在国际政治形成与演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极其复杂的作用。文明绝不应仅仅作为界定国与国之间之敌、我、友关系的尺度而被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中来，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要远比这深刻得多。就以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斯拉夫”国家在北约东扩中的表现为例。这些国家就其文化传统而言照例应划归东正教文明的行列，但在外交上它们却并不是捍卫其“核心国家”俄罗斯，而是积极充当北约东扩的急先锋。在这里我们发现“文明冲突论”的逻辑丧失了效力。诚然，文明的不同确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互不信任的深刻原因，并且这种隔阂还由于基督教在罗马天主教廷与东正教会之间上千年的分裂而变得根深蒂固，但在北约东扩的这个例子中，文明对非核心国家或所谓“亚文明国家”的外交走向的影响却是另一种性质的。上文曾经谈到，当今的世界历史实质上即是西方文明在其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与诸非西方文明的“互动”史。而东正教文明在应战由西方文明所带来之全球化的过程中却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的“文明”的含义是:它被世界其余诸文明国家(亦即冷战期间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理解为东正教文明应战全球化(某种意义上即西化)的一次重大失败。它不仅对所有正蹒跚于现代化道路上的其余诸文明国家是一个教训，更重要的是，它给所有的东正教文明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明的核心国家俄罗斯作为昔日的“现代化的指路人”威信一落千丈;其余东正教国家除了白俄罗斯仍旧紧随俄罗斯外只有南联盟和希腊仍然在感情上亲近俄罗斯;乌克兰介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至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则干脆公开要求加入西方阵营。在这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按照文明(或文化)的属性进行切割的，但却同样可以用“文明”的观点加以解释。匈、保、罗诸国虽属东正教国家，但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国力的长期不振中它们看到的是苏俄模式适应全球化尝试的失败，而在它们眼中，加入北约、融入西方阵营将使自己搭上当今世界最强势文明的现代化班车。至于纯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虽然与它们的东正教文化背景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这显然不是作为亚文明国家的它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另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日本。严格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日本文明”。在《文明的冲突》中，“日本文明”是与拉丁美洲文明甚至东正教文明一道作为西方文明抗衡其想象中的所谓儒教—伊斯兰联盟的“统战对象”而炮制出来的:西方文明对“日本文明”所要做的就是“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出现毕竟还有成为其“统战对象”的机会，而如果仅仅是作为儒家文明圈中的一个亚文明国家，那么按照“文明冲突论”的逻辑则只有与中国站到一起的份了。然而历史地看日本的真实身份却只能是一个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儒家文明圈中的亚文明国家(地区)，并且，它的“文明”身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与其同属一个文明圈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亦属此列。诚然，日本历来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都能保持其文化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与文明核心国家如中国、印度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性相比则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并且，于日本本岛发展起来的日本本土文化其发展形态根本不足以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更何况在塑造日本人格的传统价值观中除了其本土的“神道教”文化外还有根深蒂固的儒、佛甚至道家的思想渊源。如果要将具有一定独特性的确实存在的日本文化硬性提高到“文明”的层面，是否也可以因为韩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性而把“高丽文化”称之为“高丽文明”呢?我们是不是还能生产出诸如“美国文明”、“土耳其文明”、“澳洲文明”呢?将日本文化误会成“日本文明”，只能是因为没有充分领会文化与文明之重大区别的原故。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从根本上有别于动物的生存方式(当然包括人类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可以“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付周围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人根本有别于动物。文化是一个内涵远大于文明的概念，并且更多的是地域性和群体性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地区或每一种类型的人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并且我们还可以有茶文化、戏剧文化、旅游文化等类型文化。但文明则不同，文明乃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无数地域、群体、类型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文化发展到了极高的形态才上升到的高度。文明意味着从根本上塑造人格的，在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根本世界观上形成的伟大传统，它所牵涉到的绝不仅仅是某个地域(甚至民族国家)或某个阶层的人群，而是影响到在一个极为广阔的地域内所有受到这一传统规范的跨国家的人类群体。日本与其说因其文化的独特性令人瞩目，不如说是由于它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处境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日本之独特性在于，它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并且其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是一个极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历史上它曾是古代中国文明的门生，今天它又是西方文明之核心国家美国的追随者。日本国民性的这一特点使之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搭上强势文明的便车，站在文明的最前沿，但恰恰又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永远只能做一个一流的“亚文明国家”。

日本是一个夹在儒家与西方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民族国家，它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施行所谓“脱亚入欧”，但其“文明”的灵魂却仍旧属于儒家文明圈。作为率先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文明关系亲密的儒家文明的亚文明国家，日本正经受着民族精神的深刻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所谓“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之争，以至于人们至今不知该将其划归为西方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因而今天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根本窘境是，随着整个东亚地区诸儒家文明圈所属国家和地区的纷纷崛起(先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而后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大陆)，日本意识到“文明”的风向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日本面临着这一地区理所当然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彻底崛起的前景。以日本列岛地域之狭小，文化原创力底蕴之浅显，日本对它的这个西部大邻国的重新崛起在“文明”的层面上意味着什么心知肚明，并深知在最终的将来与之争夺该文明地区的主导权将是十分不智的。然而日本的尴尬在于，曾经因率先实现现代化而自诩为所谓东亚经济发展“雁形阵势”之领头雁的它面对中国可能重新主导该地区的前景，其民族心理自然是苦涩而又焦虑的，因而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在多年前综合国力尚强于中国的情况下仍要与另一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结盟以抗衡中国了，这乃是其焦虑和不自信心理的真实表露。事实上，对当前中国崛起的压力最有切肤之感的还不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而是与中国同属一个文明圈的日本。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因此而极为引人注目，并将因为两国巨大的国家实力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日关系的极其复杂性表明，文明在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中并非仅仅是作为划分敌、我、友关系的尺度起作用的，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塑造常常是通过由文明间的遭遇所导致的相关国家的社会文化变革而发生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除西方文明外其余诸文明均面临着一种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局面，并且这种遭遇还具有强制性。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对该文明所属国家和人民而言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同时面临两个文明的传统，由于强势文明是以一种强者的姿态降临的，它的传统价值观势必对弱势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产生巨大的冲击，并使之对原有的文明传统产生怀疑和动摇，这一切必将导致弱势文明原有之价值观传统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地将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上，并造成同一文明圈内核心国家与亚文明国家外交走向的分野。一般而言，核心国家总是更趋于固守原有的文明传统，而亚文明国家在面临外来强势文明的强权时总是更易于产生离心倾向。因之，人们就不难理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之要求加入北约，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脱亚入欧”，凯末尔的土耳其之有别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

此外，在当今多元文明并存的条件下，从一个更根本层次上参与塑造国际政治的将是由各文明的交融互动所催发的文明自身的演变兴衰。显而易见，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文明核心国家间的关系)的整合才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直接诱因，其中对各大国间战略关系的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各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消长。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国力］增长速度不平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影响。”我国学者黄硕风在其综合国力研究专著《大较量:国力、球力论》中也明确提出:“新时期战略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因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换言之，国际关系体系中各大国的力量消长必将使各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态势发生深刻变化，从而最终导致大国关系的重新组合。然而世界历史在当前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西方文明］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因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世界之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与诸非西方文明“互动”的结局如何。一方面是诸非西方文明如何应战由西方文明的扩张引发的全球化并因此发生深刻变革，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明自身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受到诸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受到深刻影响。这样一种互动的结局将极大地影响到诸文明自身的兴衰演变，并因此直接关系到其各自所属民族国家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兴衰。因而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消长就绝不仅仅只是民族国家自身的事，民族国家的兴盛从来都是与该国所属之文明的发展兴衰息息相关的。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积弱积贫其根源在于它所代表的传统农业文明相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衰败，而不是一句“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就能够轻易打发的。同样，与近代中国有着类似命运的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也无不是因其所属文明的衰落而遭致西方列强的欺凌。而在当今这个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里，除了东亚的日本、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均为西方国家，这也绝非偶然。

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以其勃勃的生机和不竭的创造力而逐渐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原先遥遥领先的古代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以古罗马帝国正统继承人自居而固步自封的拜占庭文明(今日东正教文明的前身)，而且还将它们远远抛在了后头。因此，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从20世纪初直至今日的美国，作为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也无一例外都是它们各自所属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最强国。因此，在人类社会已进入多元文明共存互动时代的今天，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消长都显然与其所属文明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今后，任何对大国力量对比及其走向的考察若撇开了对当今世界诸文明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都将是有欠深刻的，因为民族国家尤其是各主要大国的兴衰无一不是从根本上源于其所属文明的兴衰成败。因而整个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也就与体现各文明发展态势的“文明的格局”有着根本关联。当今世界的“文明的格局”是:西方文明虽然仍以其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力量保持其最强势文明的地位，但它的这一地位由于受到来自其余诸文明的有力挑战而正变得相对衰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属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地区通过在经济科技上的巨大进步而开始改变数百年来西方占绝对优势的传统格局。当今世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发展趋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并且这一趋向极有可能由于中国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李光耀语)的逐步崛起而得到根本加强。中国作为儒家文明圈之核心国家的崛起是周边诸亚文明国家和地区相继获得大发展之后的一个必然，先是日本，而后是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继而波及东南亚各国，最终是核心国家中国。中国作为文明的核心国家文化传统自然最根深蒂固，社会文化转型自然最为艰难，因而它的崛起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最晚并非偶然，然而一旦这个幅员辽阔、底蕴深厚，有着数千年文化原创力传统的泱泱大国成功步入现代化轨道，它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将远非日、韩等国所能企及。

中国的最终崛起将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有着深刻的“文明”义涵，它标志着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就开始的儒家文明圈的全面复兴。这一复兴将向全世界表明，除西方文明外的其余诸文明在应战全球化、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完全能够取得成功。以中国的最终崛起为标志的儒家文明圈的全面复兴将是对西方文明数百年来统治地位的真正挑战，它将永久改变世界的文明格局，并彻底改写国际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当能理解为什么当今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更是两个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一个正在全面复兴的文明与当今最强势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和中国的外交走向意味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个代表着对现有文明秩序的根本否定，另一个则力图维系数百年来的文明格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视中国为其最大的“潜在对手”。因而，现今所有文明的核心国家都始终应当是国际政治研究应予以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它们作为各自所属文明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当然代表将始终具备彻底改写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潜能。在当代多元文明的条件下，任何对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都应当建立在对“文明”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

本文作者：陈一鸣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