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效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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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四期

一、理论模型构建

为便于研究，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家庭、中间产品生产者、最终产品生产者、央行与政府等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家庭提供劳动力，税后工资收入用于消费，剩余收入存于银行以及购买国债。中间产品生产者利用自身积累资本存量、政府专项转移支付及能源生产中间品，并将其出售给最终产品生产者，在此过程中，中间产品生产者需考虑企业生产所需投入的环境成本。最终产品生产者利用雇佣的劳动力加工生产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引入技术变量，反映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央行与政府部门则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考虑到我国盯住货币供应量中介的规则，本文以货币增速及利率规则反映货币政策取向。模型将引入技术冲击、能源效率冲击、排放成本冲击、政府消费冲击、转移支付冲击、税率冲击及净出口冲击。其中，政府消费冲击、税率冲击、转移支付冲击代表收入再分配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政府购买不是指政府投资而是指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增加(减少)意味着增加(减少)对家庭的征税，因而其政策含义与政府投资支出不同。本文对技术变量作了进一步区分，能源效率与环境代价以独立变量表示，技术冲击不包涵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排放成本下降，排放成本代表单位排放污染程度。1．家庭家庭通过获得最终消费产品与休闲得到效用，并通过跨期组合实现期望效用现值最大化。2．中间品生产部门(1)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间产品生产者利用自身积累资本存量、政府专项转移支付及能源生产中间品。根据Maciej和Pawel(2010)［6］及魏巍贤等(2012)的研究成果，假定厂商利用从家庭所借资本、政府专项转移支付及购买能源生产中间产品，资本能源复合品的生产满足CES生产函数①，每一期的中间品生产厂商面临以下成本最小化问题:(2)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间品生产者将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出售给最终产品生产者，此时需考虑企业生产所需投入的环境成本。模型设定参考Maciej和Pawel(2010)［6］的研究成果，将企业生产排放过程引入模型。一般而言，企业外部成本的衡量会比较困难，因而传统分析往往会忽略企业生产的外部性，从而低估了生产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总成本。Pittman(1983)［16］第一次把非期望产出引入模型，而引入非期望产出的一种行之有效方法，是将非期望产出转换为一种投入(Seiford和Zhu，2005;Hailu和Veeman，2001)［17－18］。为简化模型分析，本文以污染排放量和单位排放成本之乘积作为厂商在该阶段所需的资源投入，单位排放成本越高，说明其所使用的材料对环境污染程度越严重。由此，厂商面临如下成本最小化问题:3．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利用从中间品生产部门所购买的中间品以及雇佣劳动力生产差异化最终产品，在给定生产水平情况下最小化生产成本，其最优化问题如下:4．价格设定假定最终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厂商可以设定价格。根据Calvo和Buillermo(1983)［19］的定价策略，假设每期有ψ比例的中间厂商保持价格不变，只有1－ψ比例的厂商允许重新设定价格，这些厂商设定最优价格以实现利润现值之和最大化。5．央行与政府假设央行执行利率规则和盯住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利率规则采用推广的Taylor规则:本研究借鉴王文甫(2010)［14］的研究成果，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增发货币获得财政收入，并假设政府对居民工资收入与企业资本收益征收相同税率，其预算约束为:6．经济总体资源约束考虑进出口的四部门经济模型，其总体资源约束为:Yt=Ct+Gt+It+IXt7．外生冲击本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外生冲击即技术冲击、能源效率冲击、排放成本冲击、政府消费冲击、税率冲击、转移支付冲击以及净出口冲击，参考经典DSGE模型文献研究成果，假定各种冲击对数形式均服从AR(1)一阶自回归过程。

二、数据选取及参数校准估计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本文选择的数据区间为1990年～2012年，时间间隔为1年。以狭义货币余额M1表示货币供给(M)，以居民消费支出表示消费(C)，以政府消费支出表示政府消费(G)，以资本形成总额表示投资(I)，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表示净出口(NX)，以政府转移支付表示转移支付(S)。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为考虑净出口的开放经济模型，所以总产出(Y)即为支出法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此外，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度环比值表示通货膨胀率(pit)。实际货币供给、转移支付、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总产出等数据分别以1989年为基期的CPI指数换算成实际值。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以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代表能效(εE，t)，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污染物收费标准更能体现社会总成本，而国内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污染排放收费，因此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计算环境代价基础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参考谭亚荣和郑少锋(2007)［12］的观点，将污染排放成本定义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污染排放量之比除以补偿度。数据处理方面，通过对实际产出、净出口、实际消费、实际政府投资、能源价格及排放成本数据进行HP滤波以消除趋势，得到周期性因素部分，并据此进行参数校准估计。

(二)参数校准估计需要校准估计的参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刻画模型内生变量间定量关系的结构性参数，另一类为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值。具体参数及内生变量稳态值见表1和表2。

三、模型模拟结果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1．技术冲击技术创新会导致总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并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带动新一轮的产业更替。技术冲击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改善居民收入和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有显著作用，并能抑制通胀水平(见图1)。2．能源效率冲击能效波动对经济系统不同变量的影响:一方面，能效提升会促使生产边际成本下降，能源消费及工业排放减少，能提高资本利用率，促进产出增加，抑制通胀;另一方面，能效冲击短期内对就业、收入与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见图2)。鉴于传统产业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摒弃。3．排放成本冲击冲击响应分析结果显示，污染加剧造成的环境破坏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负向冲击，包括降低实际产出和居民消费等(见图3)。排放成本上升首先会直接促使企业降低排放并减少能源消费，引起相关产业产出收缩并造成宏观经济衰退，社会边际成本与通胀水平上升则会令经济系统面临滞胀风险。冲击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即环境破坏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适当的环境管制可减少费用，提高产品质量，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产出。4．政府消费冲击政府消费支出增加会加重居民及企业税负，间接造成社会税负水平上升，对经济系统中的消费、收入、产出等均构成负向冲击(见图4)。5．税率冲击减税在刺激居民消费、增加劳动供给和企业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较长期的效应。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可起到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如可通过较高税率淘汰落后产能，通过税收优惠扶持新兴产业，还可通过调整不同行业之间过大的利润差异实现收入的二次分配(见图5)。6．转移支付冲击冲击响应分析显示，政府专项转移支付对于改善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及增加就业等均能起到较好拉动作用(见图6)。目前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在资本存量中所占权重较小，对宏观经济影响能力有限，表明政府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存在较大空间。7．净出口冲击净出口冲击分析结果显示，净出口增加有利于实际产出及资本存量增加，可以促进相关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也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刺激内需、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见图7)。因此，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较好地改善居民收入与国内消费结构，甚至会抑制居民消费，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二)参数敏感性分析参数敏感性分析方法是在保持模型中其他参数不变而仅改变某个结构参数或政策参数的前提下，比较相同外生冲击对系统的不同影响。下面假定其他参数不变，而将资本弹性系数降低至0.4(实际为0.651)，探讨较低资本弹性系数下，能源效率冲击、排放成本冲击与政府消费冲击对经济系统的不同影响。1．能源效率冲击能源效率冲击对经济系统所有变量的影响几乎均在减弱;冲击就业波动效应下降对消费、工资水平等的影响亦变得更加温和，对资本存量影响亦在下降，对产出的短期影响由最初两期内最大正向偏离0.1%变为最大负向偏离0.1%，对产出长期扰动程度变得更小。该结果表明，在一个资本弹性系数较小的经济实体中，产出更多的是源于劳动贡献，能效提高对产出的影响相对较低，甚至在短期内还存在负效应。2．排放成本冲击排放成本冲击对经济系统中诸多变量的影响均在减小:对产出的影响由最大负向偏离0.17%收窄到0.08%，对资本存量的影响由最大向偏离0.045%收窄到0.025%，对消费的影响由最大负向偏离0.09%收窄到0.045%，对工资的影响由最大负向偏离0.035%收窄到0.01%，对通胀的影响由最大正向偏离0.11%收窄到0.07%。该结果说明，资本弹性系数较小的经济实体，排放成本冲击对经济实体的负面影响相对较低。反之，经济实体资本弹性系数越大，排放成本冲击对经济实体的负面影响亦越大。3．政府消费冲击政府消费冲击对能源消费及工业排放的影响均在减弱:两者由最大负向偏离0.16%收窄到0.13%;对就业的影响则在上升，由原来的最大正向偏离0.14%上升到0.16%;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最大负向偏离0.4%减少到0.36%;对边际成本(MC)的影响由最大负向偏离0.09%扩大到0.15%;对通胀的影响则由最大正向偏离0.15%扩大到0.20%;对产出的影响则由最大负向偏离0.06%上升到正向偏离0.06%。综合以上参数敏感性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1)资本弹性系数较小时，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微弱。能源效率提升与污染程度下降，前者可提高单位社会资本使用效率，而后者则会减少单位社会资本的折旧与损耗程度。因此，当社会资本对一国产出贡献较少时，两者冲击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波动较小。即资本弹性系数越大，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和环境污染程度下降对经济所起的促进作用将会更大。(2)资本弹性系数较大时，政府消费支出增加对经济发展作用较小，甚至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这可能是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企业税负等上升，挤出效应加剧，降低社会资本形成，抵消消费增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而对产出形成负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将能源效率、排放成本以及收入分配等相关变量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丰富了国内有关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研究成果，拓展了该领域研究范围。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和参数敏感性分析测度了上述外生冲击的宏观波动效应，得到如下结论及政策建议:一是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林伯强等，2010)［20］，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兼顾推进城镇化与低碳转型的共同要求。因此，施行主动型节能政策，引入新技术新材料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才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二是技术创新、能效和排放成本变动会给经济系统带来较大波动，净出口增加无益于改善居民收入及消费结构。在当前国内资源环境面临瓶颈制约、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政府更应大力推行技术革新、节能环保，使其成为我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三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环境污染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正效应越来越大，降低资本边际成本、淘汰传统低效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措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但产业转型可能会对旧有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导致一些传统行业迅速没落，引起就业与收入的较大波动。政府在推行产业转型时，既要扶持新兴产业，也需兼顾传统产业，不能操之过急。四是现阶段党和政府大力推行降低“三公消费”等一系列举措，实为一项利国利民之举，政府应继续推进机构“消肿”和职能转换，尽早稳妥推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邹新月吴李淼单位：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