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思想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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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杂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推翻独大型垄断政权是协商建国思想基础

在协商建国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的最根本基础是推翻国民党所建立的独大型垄断政权，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这同时也是对协商建国构想的实践基础。为什么我们用“独大垄断”而不用“独裁”这个词？因为国民党事实上在大陆从未实现过真正的“独裁”，形容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不仅很生动地形容了的性格，也是对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真实写照。不管怎么说，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排他性垄断政权，是型的日趋腐败政权。因而，作为第三方的代表性政党，民盟自创立始起，即与中国共产党协商一致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实现民主政治、多党共治，不单方面与国民党成立条约。在民盟与中共的协定要点中，第一条就是“双方为推翻国民党，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应共同携手奋斗”。第五条是“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约”［3］p59。这个协约并无太多法律上的所谓“效力”，用“君子协定”更为恰当。事实上，双方虽偶有摩擦，但还是基于基本的道义与利益携手奋进，在第二条战线上对抗国民党政府。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坚力量，民盟在1945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正式成立的会议上发表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此外，中国农工、九三学社等派也有类似的宣言和主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不能说一致，但某种程度上是利益相关的。1945年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让国人一度认为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就在眼前，但没有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力量，协商建国的基础就不可能达到，独立民主富强的目的也只能是纸上的宣言。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三方势力绝大多数反感于国民党日益严苛的管制，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明显加剧，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协商作风和设想甚为赞成。1947年，民盟被解散后，就说：“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4］p314。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与广大第三方所共同向往的独立民主富强如果没有奠定协商建国的基础，即推翻国民党独大垄断政权，就不可能实现。在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中，回顾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4］p1387。随着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已经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p1256。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亦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4］p1375。因此，推翻以为代表的国民党垄断政权，才能真正协商，真正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这是中共与派的根本利益契合点，更是协商建国思想的根本基础

二、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及主要特点

2009年的《建国大业》作为60周年国庆献礼片而广受注目，作为影片重点，政协会议成为焦点。如果放到历史中来，协商建国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会议”，不管是旧政协会议，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对于战场的厮杀，另一条战线更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为了实现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政治目标，中共克服重重障碍，摆脱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破坏、截杀，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团结和吸引一切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前来参加推翻反动政府的群英盛会，完成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经过政治协商民主表决，合法地接生了人民共和国，选举了新国家的领导人。在建国当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指出，“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5］p1。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派的成员约占30％。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主席是，副主席是、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其中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务院总理是，副总理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其中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其中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总之，从派参政比例看，新政权毫无疑问是一个统一、团结的民主政府，这是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去实现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对此论述道：“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事实上，这一形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让具有不同阶级基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通过对话和协商，形成合作斗争的纲领政策等共识，共同来建立新中国。这种民主形式，紧紧围绕“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核心，充分体现了协商建国的理念。其思想主要特点有：

（一）具有贯穿性。纵观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这一思想贯穿1945年至1949年，从1945—1946年的“联合政府”策略，到1948—1949年的以中共为领导的人民政协组织方式，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仍未放弃协商建国努力，只是在等待协商建国的时机到来和基础恢复。经过残酷的战争对决后，在协商建国的对象和实现途径方面必然有所调整，具体体现在对国民党主体力量的排斥和对抗，但是在思想实质上，我们必须承认，这和1945年时期的协商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衔接性。

（二）具有现代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运作是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因此，我们可以说，协商建国思想是在中国当时代议民主尚不能完全开展的时候，作为建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存在，体现了现代建国思想契约性和阶级性的双重融合。

（三）具有实践性。历史已经证明，协商建国思想是可操作的、可实现的，其具体形式就是协商建国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具体的组织形式成功地实践协商建国思想，确立建国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包括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出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这个过程证明了协商建国思想在中国运作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新中国在建立伊始，并不是中共一党包办，协商民主的色彩跃然纸上。

（四）具有借鉴性。毫无疑问，协商建国思想建立在协商民主的理念基础上，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协商民主思想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也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理念与治国理念相结合的系统性表述，事实上也证明了的协商建国思想在当代仍有发展与借鉴的必要性。

三、协商建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合法性。协商建国是在中共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合法性，加速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革命战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因此，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有些中共党内人士对党的统战政策缺乏了解，甚至有人讲怪话:“什么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1950年，在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对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派。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7］p6这从宏观上指出了派与其背后的力量都不容小视，闭门造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的确，我们如果透过战争硝烟的背后，就会发现所言非虚,非党人士对于建国的准备和进行影响都十分深远。建国全过程中，中共的军事力量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日渐崩溃、国民党政权最终土崩瓦解被推翻当然是协商建国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乃至综合力量的全面优势离不开中间力量的支持，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出了相当贡献。一是支持影响学运、工潮。在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声援“二九惨案”、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声援“反美扶日”运动等民主运动中，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史良等民主爱国人士纷纷发声参与，民盟、民进、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等派总部及地方支部均纷纷表态支持，形成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6］p1225二是协助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加速新政权建立。前文已阐述，国民党军政投诚起义人员也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这些人员不少是经过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斡旋和策动而放弃国民党政权、参与民主革命的，因而这批人员既是协商建国的重要力量，又体现了协商建国的主体对象———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贡献。事实上，这些人员尤其是高层人员在起义投诚后也大都加入了民革等派组织，对协商建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的起义就受到了李济深、章伯钧等民革、民盟人士的影响；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起义也受到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葆真的策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的秘密成员；川军刘文辉倒戈，也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共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三是为建国提供重要支撑点，赋予新政权以必要的合法性。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缺乏经验，同样，城市有产阶级对中共也缺乏必要了解，怀有相当的观望与疑虑。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显然离不开长期被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派的地位相对中立，他们的声音对普通民众以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会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中，因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有恒产者大多不了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剥夺有产者的资产，故通过第三方人士宣传中共政策、参加新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城市民众、瓦解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作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城市经济与建设城市显然更需要他们的支持。正如所说的那样，以协商建国思想为感召的统一战线阵营“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5］p495。当有人对建国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有所非议，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时，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8］p34事实证明，的协商建国思想是正确而光辉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之后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

（二）有利于实现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而殚精竭虑，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经过24年的艰苦奋斗，到1945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100万以上正规部队、260万民兵。然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力量已有大幅提升，但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政府看上去更为强大。面对复杂战后格局，是继续民主革命，还是偏安一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党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9］p10261949年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摧枯拉朽地席卷大江南北。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被驱逐出中国领土，独立这个目标事实上已经不遥远。那民主呢，没有民主的支撑，富强这个目标也很有可能被扭曲。很早就关注到了内战后的政治格局，针对当年在晋绥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他明确提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6］p1268按照的想法，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虽然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也应该由人民来坐天下。因此，我们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团结包括派在内大多数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同样，富强这个理念也离不开派与其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6］p1479，体现了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这无疑对新中国的富强是有莫大帮助的，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也证明了的思想是正确的。因此，独立、民主、富强这三个目标三位一体，构成了协商建国思想的总战略意义。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就是协商建国思想的发展史。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建国思想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产生并蕴涵于的整体建国思想中。如果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协商建国思想就是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有机结合。协商建国思想既有协商民主的基础，也有选举民主的融合；既有各党派穿梭商讨的场面，也有各方齐聚一堂的人民政协大集会研讨；既有统一战线与人才建设理论的支撑，也有革命大洪流时代的推动。因此，的协商建国思想是具有贯穿性、现代性、实践性、借鉴性的系统思想体系，对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更有深远意义。

作者：金一驰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