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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东南亚女性领导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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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东南亚女性领导人研究

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十八个国家,从发展程度看,均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度都比较低;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与西方相比,它们更趋于保守,政治通常被视为男性群体进行权利角逐的场所,家庭才是女性应该发挥其特长的领域,因而女性的政治地位相对来讲要低很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中,女性领导人却频出,数量甚于发达国家。这种特殊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古人总是强调成大事,要“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美国将军克拉克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的错误的战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取得胜利简直遥不可及。战争是这样,南亚东南亚女性要上台执政,成为国家女性首脑,这三个要素就更为重要。

一、天时

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平关系着人们的生存与命运,发展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发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之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纷纷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如愿地走上顺风顺水的发展道路”[1]80。政治、宗教、党派等各种利益冲突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加上经济持续不景气,使这里的人们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更加强烈与迫切。男性当政时期,人们想要改变现状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于是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女性领导人,希望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未来。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为许多女性领导人最终脱颖、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在传统意义上,女性给人廉洁、温和、和平的印象,很多人眼中,女性是和平力量的象征。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代表朗西斯•福山就认为,“暴力多半是由男性引起的,一个由女性家长治理的世界将更加和谐”,在女性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不那么激进和富于进攻性,面对各种冲突,女性领导人能够依靠其性别优势以柔克刚,避免长期僵持或硬碰硬而造成两败俱伤,尤其是正在面临动乱的国家。在这方面,二十世纪初的菲律宾就是极好的例子: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菲律宾国内经济持续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反政府武装又起,社会动荡不安,而时任总统的阿斯特拉达并没能兑现当初他在竞选时做出的恢复经济并实现社会稳定的承诺,再加上其涉嫌贪污渎职,最终为其女性副手———阿罗约所取代,使她成为新一届菲律宾女总统。另一方面,民主与平等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南亚东南亚地区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过程中,也引进了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领导人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尤其是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民主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女性有机会与男性站在同样的平台上竞争,而男女平等思想不断传播,使女性政治地位持续提高,在巨大的民意推选下,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女部长、女大使、女外交官等不断出现,就为女性政府首脑的出现提供了无尽的可能。

二、地利

南亚和东南亚地处热带,终年炎热高温,即使最冷月平均气温也在18℃以上。心理学认为人的精神状态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高温不利于人的心理健康,低温环境有利于形成比较稳定与健康的心理状态。在炎热的天气中,人体内的血浆容易增多,导致血液稀释,血红蛋白在血液中的含量会相应减少,会使人的情绪容易发生波动,人的意识与思维失去应有的自我节制能力,情绪暴躁,容易冲动,甚至是做出某些更为极端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活跃于政治社会中的女性往往比男性要有优势,因为女性特有的温婉与柔和使她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具有攻击性,哪怕在极端对立的情况下也不容易发生简单暴力事件,因而她们在各种复杂的冲突和矛盾中往往能起到润滑与调和的作用。除了高温因素,还有经济长期不景气、政治混乱、宗族利益与宗教冲突相互交织、有的国家甚至常年战乱纷飞,以致民不聊生等现实情况,这就更需要用母性的温暖去调和软化紧张的氛围,因为大多数普通民众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更渴望自己能享受民主权力,所以期盼能够出现一个更优秀的掌舵人,带领大家远离风暴,平稳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讲,英拉是很好的例证。

作为泰国的首位女总理,英拉原本是个成功的商人,一直在打理家族企业,颇有所成,但在其兄他信因为军事政变被迫下台而流亡海外之后,为继承兄志而踏入了政坛。众所周知,泰国国内派系分明,红黄两派极端对立,继他信之后的男性总理如颂猜、阿披实等都没能稳定政局,化解双方矛盾,以至国内混乱动荡的局势长期没能有所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泰国民众寄希望于英拉,希望她能以女性的柔和与魅力,以及女性独有的方式与视角,去化解日益紧张的政治空气,恢复泰国经济,建立一支良好的官僚管理团队,为国家带来希望。

三、人和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到,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天时地利的条件再好,个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做出把握时机的行为,结果依然等于零。南亚东南亚的女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博学宏才,能言善辩,面对公众进行讲演时极具鼓动性与感染力。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曾在西方名牌大学深造,比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因为她们深知,作为女性想要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崭露头角的话,必须要加倍努力,用知识填充头脑,增加力量,恰恰这些大学提供给她们的不仅是更深层次的知识,更是一种有别于其本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文化与新时代的思维方式,使她们的眼界与思维变得更加开阔,为她们日后掌握政权、管理现代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这些政坛女杰的确做到了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明进行有机结合。在政治上,她们对国家的独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力求建立民主制度,清除殖民痕迹,实现独立、富强的国家梦。与此同时,开阔的视野赋予了她们深刻的政治理解能力,东西方的文化交融赋予了她们坚毅的品格,政局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使她们的政治使命感更加强烈,远大的政治抱负被激发,使她们最终能够站在国内政治的最高舞台上指点江山。除却这些女性领导人自身的良好素质,特殊的家庭背景也是其登上权力顶峰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这些女性领导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或显赫的政治世家,相当一部分人的至亲曾经担任本国的政府首脑或政党领袖。

菲律宾前女性领导人阿罗约的父亲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曾经担任菲律宾总统、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也有一位前总理的父亲、两度出任印度内阁总理的英迪拉•甘地的父亲是印度取得独立之后的首位总理尼赫鲁、泰国前总理英拉则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更典型的是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担任总理的的丈夫被暗杀之后,通过参选获胜,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掌握实权的女性总理,后来在1994年当选总理的则是她的二女儿。在南亚东南亚地区,民族、宗教、党派矛盾相互交织,使这些国家成了培育政治家族的沃土,而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女性政治家频繁出现的历史原因。优越的家庭背景为她们的教育和生活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特定的成长氛围。她们或是自幼便受到父辈们的政治熏陶,或是长期生活在处理国家政治事务的配偶身边,长久的政治浸染会使她们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亲近对这些政坛女杰登上权力的顶峰指点江山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她们的上台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暗杀与军事政变的悲剧,而亲人的非正常离世,则是促使她们最终走上政坛的直接导火索。所以,很多人往往都会认为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的女性领导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她们的上台往往都伴随着残酷的暗杀与军事政变的悲剧,男性政治家由于刺杀或政变而无法继续执政为之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她们是作为政治替代者完成亲人未竟的事业。如果说优渥的家庭条件是她们能够踏入政坛的基础,那么显赫的政治背景则是其在政坛迅速站稳脚跟的致胜砝码与最终保障。借助至亲的名望及其对公众的超凡影响力与号召力,她们可以轻易地获得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力拥戴,使她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很高的政治人气与声誉,有能力发动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和政治动员,借助民主选举制度,最终走上权力顶峰。

四、结语

民主政治拉开了女性政治家攀登权力顶峰的帷幕。南亚和东南亚的女性领导人都是在政治民主化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虽然这并不代表女权主义的彻底胜利、女性地位和男性地位真正彻底实现平等,但毕竟为走向民主和平等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在这些女性领导人执政期间通常会针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推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为改善妇女生存状况做出努力,还对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以及女性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女性能够登上一向由男性把持的权力顶峰,既是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也是妇女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女性领导人在南亚东南亚不断涌现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父权制权力结构和性别秩序,使民众逐渐习惯将女性执掌最高权力视为正常现象,使男政治家习惯与女政治家共事并接受她们的领导,鼓舞更多女性去参与政治,去改变一向由男性主导的政治规则和政治文化,这是构建平等社会必然要迈出的一步,这条路也注定任重而道远。

作者:付雪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