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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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多维福祉框架下，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角度选取指标，对农民参加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与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相比，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认知程度和参与意愿更高，并且受访农民对村干部的满意程度普遍比较高。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探讨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身份等，并不是影响农民政治福祉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政治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和农民对村干部的主观满意程度才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首要因素。

关键词：政治参与；农民；福祉；多元排序选择模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对一些永恒主题的探讨，譬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发展以及什么是民主等。唐文芳将西方主流对民主的界定归纳为最高境界的民主、自主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和不民主四类。而无论何种民主，总离不开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1］。政治参与是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强调民主中的政治选举和表达自由。

一、引言

目前，基于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的政治参与研究已相对比较成熟。然而在多维福祉框架下，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不仅影响个体福祉和社会福祉水平，而且对其他福祉维度亦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由此，从福祉角度探讨政治参与问题对改善公民福祉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从福祉角度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以期为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和改善农民政治福祉提供政策依据。现阶段，学者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多聚焦于参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伴随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2］，实际参政的广度和深度亦得到拓展。但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距离实现政治民主化仍有一定的努力空间［3］，原因是当前的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合法有序与抗争暴力［4］、利益化和非利益化以及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并存的特点［5］。从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来看，参与积极性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在村兼业阶层、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6］。现实的情况表明，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政治面貌、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大部分农民群体的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选择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偏差［7］。归纳起来，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方面，参与主体出现了参与意识匮乏和分化、参与态度冷漠、参与目的狭隘、参与范围狭窄、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流于形式化和非制度化等问题［8］。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十分有限，基层民主体制的不完善和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9］，使得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呈现非制度化、无序和被动的趋势［2］。综合来看，除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政治参与的一般因素外，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阶层差异。谭银清、陈益芳通过研究认为，要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措施增强农民和村庄之间的利益关联，原因是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中阶层差异的主要因素［6］。二是政治信任度。政治信任度具有层级性差异，是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10］。当前，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介于模糊信任与比较信任之间，农民信任基层自治组织的道德性品质多过于信任基层自治组织的工具性品质［11］。三是政治效能感。孙昕聪主张政治效能感是衡量一国民主程度与解析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指标，相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关联性更大［12］。四是政治认同感。穆艳杰、罗莹的研究表明，消极的社会心理会严重降低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损害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不利于基层民主的有序发展［13］。总之，政治参与既体现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又具有工具性价值，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政治福祉，而且通过作用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而影响其他维度的农民福祉改进［14］。但现有研究多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农民政治参与问题，鲜有基于福祉视角的研究，本文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

以农户调查资料作为支撑，分别从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角度选取指标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展开分析，以期找出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一般特征。所谓客观福祉，是指个体实际的生活状况，即客观上过得如何；而主观福祉则是指个体对实际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即感觉自己过得如何。因为主、客观福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将二者综合起来分析更有利于把握农民政治维度的福祉水平。

（一）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农民福祉研究”项目组的农户调查。依据人纯收入水平将全国各县（含县级市）由低到高排序，按照尽量在同一个省的原则，随机抽取了辽宁的兴城和凤城、宁夏的盐池和彭阳、江苏的洪泽和启东、江西的星子和安义、贵州的晴隆和纳雍、山东的邹平和胶州、河南的西平和伊川、陕西的蒲城和绥德作为样本县，于2012~2014年期间分次展开问卷调查与追踪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487份。其中，在政治维度主要考察农民参与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情况，选取的指标包括客观福祉指标（包括选举通知方式、参与情况、投票方式等）和主观福祉指标（参与意愿、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因为调点不同，调查期间在问题设置上略有差异①。分别对各年农民政治参与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规律性的特征并无明显差异。这符合逻辑判断，毕竟政治参与行为具有一贯性，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小。故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样本，选择将调查期间的数据合并使用。

（二）客观福祉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为了从客观层面考察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下面分别从认知和参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具体而言，选择是否知晓相关政治活动的时间、是否知晓政治选举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两项指标来衡量农民对政治参与的认知程度；选择是否参与相关政治活动、如何获取相关政治活动的时间、政治选举中如何投票、村公共事务讨论中是否发言四项指标来衡量农民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1.认知方面调查发现，受访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认知程度普遍比较高，如图1所示，88.3%的农民知晓上一次村委会选举的时间。相比之下，知晓上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时间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则比较低，分别是20.1%和29.2%。正因认知程度不高，所以农民及其家人实际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比率相对较小。由表1可知，44.4%的农民认为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是由村民或村民代表提名的；表示不清楚候选人如何产生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与此接近（40.6%）；9.6%的农民认为选举候选人是由村两委或党支部提名的；此外，5.4%的农民认为候选人是由上级指定的。考察农民对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候选人产生方式的认知情况，93.8%农民根本不清楚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候选人如何产生。综合来看，农民对政治选举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如表2所示，62.3%的农民参加了上一次的村委会选举；10.3%的农民虽未亲自参加，但其家里人参加了；家中无人参加的农民所占比重约为27.4%。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方面，亲自参加上一次选举的农民约占41.0%，由家中其他人参加或家中无人参加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分别为23.4%和35.5%。相比之下，在村公共事务讨论方面，农民亲自参加的比率更高，达到78.7%；而家里其他人参加和家中无人参加的农民所占比重则分别为9.6%和11.7%。总体而言，受访农民在政治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方面的参与程度比较高。在通知方式方面，如表3所示，67.6%的农民是经村干部通知获知村委会选举信息，13.8%和8.2%的农民是通过广播和村公告栏知晓的，还有7.0%的农民是听别人说才知道的。同样，受访农民获得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信息的主要方式也是村干部通知（占比44.6%），而通过村公告栏、广播以及别人得知选举信息的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分别为16.9%、7.7%和4.6%。在村公共事务讨论方面，40.5%的农民是由村干部通知的，18.1%、2.6%、和12.1%的农民分别通过村广播、村公告栏和别人获知相关信息，还有26.7%的农民是以其他方式获得通知的。由此可见，村干部通知是农民获得政治选举和村务讨论信息的主要方式。

（三）主观福祉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所谓主观福祉，是个体基于客观生活状况所感受到的主观幸福程度。实际研究中一般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主观福祉。考虑到农村政治工作开展和农民参政活动都离不开村干部这一重要媒介，选取对村干部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农民主观政治福祉的指标。在调查中，让农民按照满意度越高、分值越高的原则对村干部进行主观打分，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

三、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分析

从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的角度来看，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那么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为探讨这个问题，下面在综合考虑个体特征、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就业状况、政治参与相关因素以及主观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展开分析，探讨改善农民政治福祉的关键点。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在于识别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故因变量即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程度或意愿。综合考虑问卷信息以及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我们选取农民日常政治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务讨论作为架构因变量的三个子变量。具体赋值方法如下：第一步，如果农民参加了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该子变量赋值为1，反之则为0。用同样的方式对农民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务讨论两项子变量赋值。第二步，将上述三个子变量加总得到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变量作为本文研究的因变量。该因变量的含义是：当取0时，表示该农民并未参加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以及村务讨论中任何一项；依次类推，当因变量取1、2、3时，说明该农民参加了上述三项政治活动中的1项、2项和3项。由此可见，因变量取值越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该因变量属于多元选择变量，且存在排序问题，因此建立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是比较适宜的。本文借鉴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农民政治参与程度（PJ）作为因变量，综合考虑个体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就业状况、主观因素、选举相关因素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各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符号见表6。在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身份等是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一般特征。相关研究并没有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影响农民政治参与方面达成一致。一般来说，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政的主观意愿可能更强烈。与普通农民相比，村干部对基层民主的认知程度和参与意愿可能更高，实际参加的可能性也更大。在经济状况方面，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关乎其衣食住行的政治层面关注可能更多一些。预期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若存在影响，则方向应该为正。在健康状况方面，按照常理，健康是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基本保障。与有病或残疾的农民相比，身体健康的农民实际参加政治活动的概率更高。在就业方面，现有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看法。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推断就业农民可能更关心政治选举和村里的公共事务。当然，不排除因工作忙或是外出就业而没有时间参加政治活动的情况。从逻辑上讲，与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相比，在本乡镇内就业的农民将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参加政治活动。在主观因素方面，主要考察农民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态度与其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农民对村干部越满意，或者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态度越积极，其实际参加的概率可能越大。与政治参与有关的因素必然对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知道政治选举和村务讨论的准确时间是实际参加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预期该类变量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正。若选举的候选人由村民提名，那么从逻辑上讲，农民对选举过程和结果可能会更关注，从而实际参加的概率就更高。此外，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治选举的相关信息，那么一方面农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可能更高，另一方面因听错时间或地点而错过参加的概率会降低，这些均有利于提高农民实际参加政治选举和村务讨论的可能性。

（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利用EVIEWS软件对多元排序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7。根据各自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可以识别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第一，我们最关注的是政治参与相关因素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知晓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务讨论时间均有助于提高农民实际参加的概率，但知晓村委会选举时间的影响则并不显著。政治选举的通知方式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有影响，表现为：通过正式的通知方式获取选举信息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实际参加选举的概率。究其原因，正式通知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农民准确把握选举时间，另一方面能够增加农民对政治选举的重视程度，从而促使其实际出席选举。此外，当选举候选人由全体村民提名时，因变量落入高值区间的概率更大，即农民政治参与的概率增加了。第二，在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等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从而它们并不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第三，人均纯收入变量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从理论角度上，收入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定理或公理一样的关系。调查的结果亦表明，收入水平与农民政治参与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相关性。第四，是否健康对农民政治参与无影响。相比之下，得了大病的农民实际参政的概率更高。可能的原因是，政治活动影响本村农民的收入、就医等方方面面，这些农民因为生病而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的政治选举和村务讨论结果更为关注，这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第五，在就业方面，从模型结果来看，就业地点对农民政治参与无显著作用。但是与未就业者相比，就业的农民实际参加政治活动的概率明显增大。第六，农民对村干部的满意程度越高，其实际参加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村务讨论的概率就越高，这符合一般的逻辑判断。村干部的工作获得的评价越高，越易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农民对通过政治参与提高自身利益的预期，从而实际参加的可能性随之提高。对参加村委会选举和村务讨论的态度两项变量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换言之，它们不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越是不利，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如果日常生活垃圾以随意丢弃为主，那么农民实际参加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究其原因，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影响着村里的环境，关乎每个农民的生活，当生活垃圾处理出现不利于环境的做法时，农民可能会更积极地参政，以期改变对自己不利的环境。

四、结论与启示

虽然现有研究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框架下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分析已有很多，但是从福祉视角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相关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对政治维度的农民福祉现状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从客观福祉角度来看，基层民主程序正在走向规范化，表现为农民获取政治选举和村务讨论信息的主要途径是村干部通知，并且农民参加政治选举的方式主要为无记名投票，传统举手表决的方式所占比例很低。农民对基层政权选举的参与率相对较低，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农民仅占调查样本的40%左右。相比之下，农民参加村委会选举和村务讨论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了62.3%和78.7%。其次，从主观福祉角度来看，农民对基层干部普遍比较满意，平均分达到了7分以上。换言之，受访农民政治维度的主观福祉水平较高。超过半数的农民表示愿意参加村委会选举和村务讨论，相比之下，有20%以上的农民对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持无所谓态度。上述发现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释为农民对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程度不高。在调查中，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乡镇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其中既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现行基层民主体制不完善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在深化基层民主建设时，需要加强宣传和普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积极性，增强其作为基层民主建设主体的责任感。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两点发现值得探讨。一是与个体有关的一些因素，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都不是影响农民政治福祉的重要因素。值得说明的是，受教育程度不显著这一结果并不支持一些研究将基层民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农民自身素质太低的观点。实际上，农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背后原因是复杂的，只有准确找到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基于政治选举信息越透明或者农民对村干部满意度越高，农民实际参加选举的概率就越大这两点研究发现，在改善农民的政治福祉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高政治选举的透明度，让农民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增加其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而因为村两委队伍建设与村庄民主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样做，反过来又会形成正的外部性，提高农民对村干部工作的满意度，进而推动其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基层民主建设当中来。

作者：白描；苑鹏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