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主义信念问题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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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坚信及笃行。就是说，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社会主义命运抱有必胜的信心，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

一、农民社会主义信念淡化现状分析

1．农民社会主义信念淡化的表现理想是个闪光而美好的词，人类追逐着她的背影才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然而，理想又是靠不住的，理想只是个方向，必须与知情意结合升华为坚定的信念信仰，才能烛照幽暗人生，为人生导航。农民也一样，凭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党的领导下，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凭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党的领导下，说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然而，在富起来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信念却迷失了，表现为宗教、迷信活动泛滥，政治参与意识淡化，集体观念弱化。（1）宗教、迷信活动泛滥片面发展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导致农村出现信仰真空。各种宗教和迷信活动大行其道。2010年7月26日至27日，在第7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上，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只有15％的中国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笔者从已经取得的调研成果中抽样发现农民宗教信仰的比例与此报告大致扣合。辽宁省凌源市，农民“不知何为信仰者42．7％；没有信仰（含不知何为信仰者）64．4％；信仰社会主义者15．5％；信仰宗教5％；信迷信15．1％”。陕西省汉中，从宗教教会场所间数统计来看：“伊斯兰教298，有效比例73．9％；基督教93，有效比例23．1％；佛教11，有效比例2．7％；道教1，有效比例0．3％。”江苏省苏北，基督教信徒占5．4％［4］；福建省闽侯县，认为自己信仰宗教的占73．2／％；浙江农民信教人数达到总数的82．46％［6］；河北保定市东闾村80％以上的村民信教；湖北省武汉市X区54．2％的村书记认为村子里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四川省X县占23．52％［8］47；江西省南康市占31．6％；山西省古交市一个780人的村庄就有3座庙宇和1座天主教堂。封建迷信活动表现得更明显。农民遇到三灾八难时就四处求神拜佛，陷入困境就到处烧香算命，久病不愈就遍访仙姑神汉……于是大仙巫婆等走村串户，骗取钱财。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物质利益和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另外，在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为了彰显传统节日的神圣与庄严性，却也负强化了其迷信色彩。把未来美好人生寄托于神灵、菩萨、祖先的庇护，严重干扰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2）政治参与意识淡化农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淡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下降。38．53％的调查对象认为宗教流行破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感召教众信仰宗教，消解了社会主义信念。江西省南康市对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不信仰者占45．76％；辽宁省凌源市10个村的一项调查显示：“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只占15．5％左右；湖北省云梦县对“在你身边实施的政策是否体现科学发展观？”一题的回答，85％的被访者回答不清楚，回答“是的”只占1．5％；四川省X县农民认为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的占了45．92％［8］56；湖南张家界82％的农民在调查中表示不愿意加入党组织。在江苏苏南地区，有近15．4％的农民明确表示他们爱祖国但不爱社会主义。在福建沿海农村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10．1％［15］。这一组组数据触目惊心，农民是我们的统治基础，越来越多的农民不跟共产党走，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再坚信马克思主义，将会危及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3）集体观念弱化集体主义观念下滑，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泛滥，基层组织影响力大大减弱。“农民的公民性不足、农村社会发育不成熟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因素。”抽样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同“只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观念在农民意识中日益弱化。如在湖北省益阳市，50％以上的农民认为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认为理想信念没什么用。湖北省云梦县对于“你认为新农村建设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村容村貌的只占1．5％，而回答增加个人收入的占75％。湖南省益阳市，31．7％的农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类问题“根本没有想过”；面对“国事、家事、天下事”，66．27％的农民承认自己最操心的是“家事”。四川省X县认同发家致富可以釆取不正当手段者的比例，大大超过50％。（4）公共事业不参与基层选举漠不关心，开会要管饭、发小礼品才参加。“选举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名单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开会只算走过场。”这些文献表明了面对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受众的自私观念有所抬头，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时，忘却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性。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个人的长远利益，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冲突时，自觉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先国家、集体，后个人”的意识淡化了。

2．农民社会主义信念淡化归因信念信仰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农村单一的集体经济到个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基础的裂变是农民信念信仰变化的根本原因。当然，信念嬗变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农民被“原子化”农民被“原子化”即集体化的农民走向了个体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时代，农民是团结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的成员”，是“大我”；如今，多种性质的经济并存的经济基础使“集体化的大我”的农民碎片化了。计划经济时代培养的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浓烈的集体主义情怀、感恩的一代人，他们是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的一代，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见证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验者，这让他们的主人感、幸福感、自豪感都很强。互助组、合作社、集体化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刺激了经济发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虽然，我们走了弯路，最终走向大锅饭、共同贫穷，但当时我们却误以为是共同富裕。我们坚信贫穷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客观地讲虚幻的东西不会影响信念信仰的坚定，再加上“左”的政治、阶级斗争等影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一闪念”被消灭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世界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的使命感，强化着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集体经济被消解了，集体的计划生产制走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解放了生产力，也让农民充分认识到了“大锅饭”的危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但集体化的农民被分割了、原子化了，集体的农民蜕变成为了个体农民，农民曾经依赖的也同时掌握着农民生杀大权的、生产队解体了。而且在随后的时间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幸福指数不断增加。可是，经济基础的涅槃、社会关系的裂变，让传统的社会主义信念失去了可靠附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念宣传不到位，在彻底否定大一统、“大锅饭”过程中，也动摇了当时培养起来的社会主义信念。（2）基层组织涣散农村基层组织曾经是农民的主心骨、贴心人。小到家庭纠纷、邻里冲突；大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阶级斗争；再到孩子上学、宅基地的分配，都依靠“组织”。“组织”是百姓的主心骨，也是农民体验社会冷暖的“晴雨表”。如今找不到类似的组织了，我们不能说农民有冤无处伸，但确实是有话无处说了。面对盖房、红白喜事儿等大事件，每家农户都感到很无助———得不到“生产队”的呵护，左邻右舍也不那么热情了。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粗暴的工作方式，先自己富起来的价值取向，脱离群众路线的工作态度，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党的形象。如一刀切式的城镇化进程，割断了农民与土地的血缘，失地农民失却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家园———强烈的不安全感、孤独感需要关怀抚慰。而基层组织却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工作，其工作只是“收粮收税罚款”。总之，一些农民认为，组织蜕变了，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一些不正之风、强吃强拿、强收强占等行为———伤害农民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宣传引导不到位，使得多数农民误把各种腐败现象、以权谋私等行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接，严重挫伤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农民需要关心自己的组织，农民需要交流倾诉的场所，农民需要抚慰开导自己的人———这一切都曾经是由基层组织扮演的角色，但今天涣散的组织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各种教会、迷信团体乘虚而入，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为农民提供了类似的公共场所、类似的集体活动，在这里大家相互关爱诉说，相互帮助……各种教会、迷信团体满足了农民的内心诉求。这就是农村宗教迷信活动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我党倡导的是走群众路线，“我们党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19］因此，基层组织该反省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刻不容缓。（3）思想政治教育弱化信念总是与人们的利益相关。就社会制度而言，只有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才可能被人们认同。当然，此时的所谓信念还没有上升到理性层面，还需要大量而细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等方法对受众进行系统的理论灌输，引导人们完成理性升华，再激发并融入受众的情感、意志等信念因子，最后完成从认同到笃信并身体力行的超越才最终形成信念。现在“50％的农民认为‘老百姓挣钱吃饭，管不了理想信念。’”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农民价值认同与行为选择不统一。我们知道，信念信仰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个漫长的“熏染、熏陶”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个台阶：第一个是对所信事物的价值认同———该事物可以满足受众的内在价值诉求，就是说，该事物可以满足受众的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某种需要。但这还只是解决了该事物可信、值得信、信之是有意义的问题，还并未让人一定笃信且践行之。要让人真信之，使之成为自己的信仰信念，还必须通过第二个台阶，即必须实现理论认同。就社会主义信念而言，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农民，深切地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认同其价值倾向的。可惜，各级政府的阵地意识薄弱，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句话，思想政治教育的弱化，没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缺位，也就失去了坚定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的机遇。

3．农民社会主义信念淡化的危害“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它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他们积极地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20］碎片化的信念制约着农业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的功能是有限的。当其潜能全部发挥之后，如何裂变是新农村建设的时代命题。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死守各自“一亩三分地”，分散经营、自由生产，土地、财产日益分割，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发展才是农村经济的未来。而现代化的农业发展需要相应的满足现代化诉求的合格农民与之相适应。合格的农民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文明素养的农民，是具有明确的责权观念的公民意识的农民，是具有大局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的农民，是能够认同和践行“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民。而现状恰好相反，当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落后观念不能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农民不明白只有“中国梦”实现了才有自己美好的梦的实现的保证和可能。所以，原子化的农民、碎片化的信仰是制约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弱化的信念迷失着人们的正确人生方向。有无科学的社会主义信念制约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达成。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科学的信仰，就会有迷信产生。没有对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教会组织、迷信团体就会揣摩农民心理需求，基于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给人以“在自己想要帮助时，这些组织、团体总是及时出现，并予以慷慨援助”的感觉，教会组织、迷信团体充当了往昔生产队等基层组织的角色。实现了农民对其好感和价值认同后，这些教会组织、迷信团体就会进行细致、耐心的教义、迷信理论体系的宣讲教育，开始进行有效的“信念培养”。有意识地歪曲“改革开放以来巨大成就，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硕成果”的事实，而将社会主义带来的实惠、百姓分享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教会、迷信团体联系起来，夸大教会、迷信的作用，给农民造成能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基督或菩萨或各种鬼神庇护、赐福的结果的幻象。最终使宗教、迷信活动大行其道。这样，进一步消解了或解构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认识或信念。迷信活动制约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敬耶稣、拜菩萨，寻求精神寄托、心理抚慰。把自己的命运交予神灵，不思进取。尤其是迷信活动，具有直接的功利色彩，连接着个人的低级欲望，或招财进宝，或求福消灾，或乞求天上掉馅饼。根据不同的愿望拜求不同的神鬼，烧香敬酒讨好献媚于鬼神，买通贿赂神鬼。坚信借鬼神之力就能让自己摆脱各种现实困境。这些行为都与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阻碍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不思进取的阶层，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丢掉了几千年来养成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积极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品德，开始寻求歪门邪道，追求一夜暴富的幻梦。

二、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生成机理

学界就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确立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大都是宏观视野。如认为“农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需要多种‘合力’共同作用。要通过教育引导及时化解农民群众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要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满足农民求富盼富的现实需求；要通过转变作风来树立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要通过‘创星登级’来朝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奋进。”或提出要做到政治因素、伦理因素、经济因素、文化能力因素协调发展；以及人生信仰、道德信仰、法律信仰、政治信仰教育同时进行等。其实，信念生成没有这么繁杂，而且以上提法的操作性都不太强。

1．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的构成农民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现阶段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伟大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笃信与践行。其具体构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追求中国梦。

2．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的生成利益的损益是信念问题产生的动力之源，这种动力能否与信念挂钩是信念信仰形成的关键，而这种动力能否与信念挂钩的关键在于利益与信念关系的链接与引导。改革开放、“三农”政策、民生民享等惠民政策，让农民分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但如果不及时进行培育引导，不把现实利益的获得、现世幸福体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链接，不及时进行“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的教育，就不能实现利益与信念的挂钩，也就不能产生社会主义信念。宗教、迷信活动适时“插足”、引诱，达成了获得的现实利益与信教、迷信的合谋，让农民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这一切幸福、利益皆是因信教、迷信得来的。感恩上帝、感恩耶稣、感恩真主、感恩菩萨、感恩鬼神等虔诚的心理让他们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即认为只有护身符、神灵保佑，才能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成绩。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激发他们的宗教迷信情感、提升他们的迷信宗教信念信仰。宗教、迷信团体让他们至少在虚幻的世界里找到心灵安慰、归属感、安全感。在此实现了获得的利益与鬼神的合谋。这是农村鬼神、仙姑神汉风靡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宗教、迷信团体成功地利用了信念信仰的生成机制，所以“成功”地占领了农村信念信仰阵地。所以，社会主义信念养成就必须设法彰显农民利益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农民社会主义信念培养的可靠路径

新型合作经济建设是农民利益与信念连接的平台。新型合作经济不同于历史上的合作社，历史上的合作社是具有政治统治、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分工等功能的“准政府”。社员与合作社是政治依赖、福利依赖、社会保障依赖、业务发展依赖以及经济和生存依赖的依附关系，不利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培养。新型合作经济是农民自发的合作经济，这种组织形式及合作经济原则中的伦理理念（团结、协作、自愿、互惠、集体主义）、经济理念（自主生产、流通、消费，共担市场风险、自负盈亏，合理分配、以实现社员的共同富裕）、法治理念（民主、公平，自由、自治，权利意识、责任意识，选举权）、政治理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大局意识，共同富裕原则）是合作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更是社会主义信念培育的重要内涵。农民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必须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丢掉小农意识，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涅槃，走向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新型合作经济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内在诉求。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守伦理的、经济的、法治的、政治的原则、规范，这些原则、规范和理念是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保障。反过来，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也不断强化着农民政治、伦理、法治、经济规范原则意识，这些社会主义的相关要素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着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以中国新型合作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作经济研究”和“社会主义信念”研究各行其是。合作经济研究的专家们侧重于其“经济功能研究”：探讨合作社的性质、类型，建设的原则、规律、方法以及其立法研究等等；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分析，探讨其推动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国外经验借鉴；实践调查与经验总结等方面。不过，学界也发现了一些制约合作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如农民团队精神缺失，责任意识差，思想涣散，追逐眼前利益的小农意识；家庭责任制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小农意识，社会主义信念、集体主义观念都不同程度地淡化等重大问题。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其对策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其实，合作经济需要的是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新农民与之相适应的。反过来看，合作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信念培育带来了新机遇。将合作经济发展与农民社会主义信念培育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探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路径。

“社会主义信念”的研究者则侧重于其“政治功能研究”，集中在信念的涵义、培养的规律、学校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方法等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理想、信念教育交织在一起，多只谈理想，很少将信念突出出来；只从政治学视角思考问题，注重社会主义信念的基础（即理论认识），忽视了信念形成的心理过程，并未认识到仅解决认识问题还不足以形成信念；只对自己所做的信念培育进行经验性总结，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孤立地研究信念培育的途径、方式、方法，而未将它们与教育者、受众的基本情况相联系，如何进行农民社会主义信念培育研究并不多见。总之，合作经济研究没有联系到社会主义信念问题；社会主义信念研究也没有把农民纳入到自己的视野，没有关注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问题。以我国新型合作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农民社会主义信念研究是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其内在逻辑为：社会主义信念是家庭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诉求。

作者：赵平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