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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高职教育开启了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建设的新征程。为应对当前高职学生社会使命感不强、社会认可度不高及专业认同度较低的问题,需要不断强化高职院校的教育功能,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与专业素质。然而,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体系尚不健全,社会文化转化基本素质机理尚不完善,企业文化融入专业素质渠道尚未建立,亟需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素质目标、完善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条件等策略来培养高职学生职业素质。
[关键词]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策略
在2018年职教视频会上,教育部孙尧副部长做了主旨讲话,提出从学生职业素养、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三个方面打好职业教育提质升级攻坚战。相比校企合作与教师队伍建设,关于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一直被学术界、教育界所忽视。通过分析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主流的研究框架与发展趋向:概念界定上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来理解职业素质的内涵;研究内容上从倡导式的职业素质“为什么要培养”转向反思性的职业素质“如何培养”,研究范式从单一教育视角转入跨界交叉研究。基于此,本文基于跨学科理论分析,运用伯克的身份理论来理解微观层次职业素养的概念,探寻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策略路径。
一、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要求对职业素养培养的呼唤
高职教育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忽视了职业素养的培养,限制了职业教育的社会贡献率,降低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增加了职校生的毕业流失率等,需要不断强化高职院校的教育功能,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与专业素质。
1.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的新要求与挑战
第一,高职教育肩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任务,但高职学生社会使命感不强限制了职教贡献度。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脱贫攻坚、“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布署,也明确了高职教育在这些重大战略中的使命任务。例如,在制造业强国发展战略中,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规格和质量提出了新诉求[1],要求着力培养制造业技术技能紧缺人才;在脱贫攻坚战略中,强调职业教育是社会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要帮助贫困学生及家庭就业创业顺利脱贫。然而,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高职学生择业忽视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及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主要考虑因素仍以地域与收入为主,毕业后主要流向“北上广深”与新一线城市,倾向于选择知识与服务密集型的现代产业(教育、信息技术等),服务于交通工具制造业的比例逐年下降,欠发达地区及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职教育服务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高。第二,高职教育需要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但高职学生社会认可度不高降低了企业参与度。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例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指明了新时代校企合作的发展方向[3]。经过多年探索,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得到快速发展,3万多家企业与学校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基本实现了规模扩增的效益。不过,深入分析当前校企合作现状,高职院校更显主动,而企业则处于被动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对高职学生的认可度不高造成的。第三,高职教育需要构建德技并修的育人机制,但高职学生专业认同度较低增加了毕业流失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完善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体制机制”,强调“要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着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近些年,高职院校通过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中融入人文素质与职业素养,努力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中的素质要求。但是,职业素质的培养比技能培养更加困难,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重复训练、社会实践提升学生技能,而职业素质需要高职学生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同所学的专业。高职教育既属于职业教育类型,又属于专科办学层次,受“劳动者低下”、“大专不算大学”等错误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非自愿选择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就读,学生对专业认同度较低。
2.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呼唤与探索
类似于我国高职学生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使命感不强、专业认同度较低及社会对高职学生的认可度不高等问题,美国、德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他们主要通过强化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来应对并解决困境,取得了较明显效果并推动了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因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出现许多新产业、职业,传统职业教育中强调固定、单一技能的培养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职业院校开始重视人类品质、内在精神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逐渐形成了“素质本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4]。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对双元制进行了修正完善,推行“学习领域”课程指南,开始重视学生在职业工作中的团队精神、职业伦理和心理调控等人格品质[5]。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初期面临学生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窘境,便推行“教学工厂”教学模式,而该模式兼具德技并修功能,学生在教学工厂中能培养团队精神与责任意识[6],还能提升岗位技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强化职业素质培养来予以解决。何为职业素质?宗美娟认为:“职业素质是职业岗位对个体职业素养的要求,通过自身的修习而蓄积”[7];肖润花认为:“职业素质的内涵体系主要体现于学生的思想素养、心理素养、专业素养、行为素养、社交素养等五个方面”[8];许启贤认为:“职业素质是指劳动者在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劳动实践和自我修养等途径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职业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基本品质”[9]。虽然上述理解各不相同,但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职业素质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层面的职业素质包含职业知识、岗位技能,微观层面的职业素质与知识、技能相对应;二是职业素质有基本素质与专业素质之分。基本素质包含社会价值的内化与自我理想的外化,专业素质就是职业岗位对个体职业素质的要求;三是职业素质可以通过教育进行培养。由于高职专业标准里人才培养规格中素质与知识、技能相对应,所以应从微观层面来理解素质。归纳起来,高职学生职业素质是指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内化了社会价值与外化自我理想的思想、心理等基本素质,融合了学校文化、企业文化及岗位特质的专业素质。因此,为应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新要求与面临的新挑战,需要不断强化高职院校的教育功能,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与专业素质。
二、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高职教育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内涵建设才刚刚起步,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等现象,运用伯克的身份理论可以从中窥探出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困境的深层次理论原因。
1.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困惑及问题
一是高职院校职业素质培养体系尚不健全。由于技能优先的市场导向,加之素质培养难于技能提升,因此高职院校在职业素质培养方面的探索性不足,表现在:人才培养规格中素质目标把握不准,职业素质课程体系不健全,职业素质评价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二是社会文化转化基本素质机理尚不完善。高职学生基本素质要求包含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其中,关于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但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宪法法律及国家重大战略”转化为个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面临着国家尚无指导性意见办法、学校对素质要求的探寻不够等发展困境。三是企业文化融入专业素质渠道尚未建立。专业核心岗位素质要求及企业文化是专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受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文化融入专业素质渠道尚未建立,表现在:一方面,70%以上的高职学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是小型民营企业或个体,这些单位对于企业文化与岗位文化凝练不足;另一方面,校企合作质量不高,当前校企合作还处于学校主动、企业被动的浅层次合作阶段,校企双方对实习质量的管理并不严格,限制了企业文化融入到专业教学中。
2.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问题的理论分析
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也是一种持续的角色扮演,对职业相关的分析适合采用身份理论分析。从20世纪初期至今,纯粹的微观互动理论发展为自我与身份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伯克的身份理论,将角色行为与社会价值、结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还考虑了行动个体更大的能动与自由范围。运用伯克的身份理论分析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困境,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高职学生没有得到他人反应支持,降低了身份感且身份确认失败。伯克在分析身份确认时,举了一个“好学生”身份标准的例子,如果学校运用“好学生”标准看待某个学生,那么这个大学生将对学校里的智力文化表现出偏好。简言之,如果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学生学习期间得到学校、企业、他人的积极反应,则该学生将对职业的素质要求表现出偏好,同时会对学校、企业、他人表现出情感依赖,表明身份得到确认。同理,如果高职学生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改变情境,则学生会经历一种挫败感和强烈的疏离[10],表明身份确认失败。当前,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是一种身份确认失败的结果,由身份的标准决定的期望和他人反应造成的。也就是说,高职学生素质要求、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支持程度影响了职业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高职教育没有帮助学生形成契合岗位需求“工作自我”机制。伯克认为,自我就是在某一情境当中对某一角色的占有,这些情境又常常反过来嵌入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相关的文化意义之中。自我可以划分为理想自我、原则自我及工作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人对自我的一般想象,原则自我是个人将社会的价值、信息等文化标准及岗位期望要求看待自己的方式。而工作自我则是面对具体工作情境时,如何实现理想自我与原则自我的统一、协调。“工作自我”机制除了受具体情境的影响外,还可以通过教育机制使其得到完善有效。高职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实际上就是对学生“工作自我”机制的建构,在实际学习中要创造条件让学生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体验他人的反应。
三、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策略路径
今后,职业素质培养与职业技能培养具有同等地位。前文已论述了高职学生素质培养面临的问题,还结合伯克身份理论进行了学理分析,接下来,提出新时代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策略路径如下。
1.加强顶层设计,出台职业素质培养的规范性文件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单纯依赖学校孤立地探索影响素质培养整体进程推进。在发展初期,应坚持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出台职业素质培养的规范性文件。具体而言,一是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相关课题与试点项目,开展应用性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民主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出台高职院校德技并修育人指导办法,规范指导学校设计职业素质目标、课程体系及教学条件保障等。同时,完善近年来组织开展的国家级专业标准修(制)项目管理,加强对各专业教学标准中素质目标部分设计的论证。三是加强督促检查,结合职业教育特点设计职业素质培养评价指标及各指标项的权重系数,督促各校将职业素质培养纳入学校诊改体系。
2.优化素质目标,融入社会核心价值
与合作企业岗位文化人才培养规格决定了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效,影响了专业教育的层次、课程体系的设计及条件保障的要求。素质要求是人才培养规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在制(修)订专业教学标准时,应将素质要求划分为基本素质要求与专业素质要求。其中,基本素质要求应融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还需要良好的身心素质与人文素养;专业素质要求融入专业核心岗位素质要求与企业岗位文化。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基本素质目标更新机制,每2-3年调整一次人才培养方案,将党的新理念、新思想以及国家重大战略融入基本素质目标中。二是开展广泛的企业调研,掌握专业就业面向的核心岗位群,总结提炼岗位文化素质,融入专业素质目标中。三是深化校企合作,加强订单班、定向培养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在体现高职特色的校园文化基础上[11],将企业文化融入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合作企业文化作为重要的专业素质组成部分。
3.完善课程体系,开设递进式的职业素质课程体系
当前的高职教育主要采用“技能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中约70%为专业知识、技能课。职业素质课程主要表现在基本素质借助公共基础课培养,专业素质受到忽视或放在技能课程教学内容中。按照“认知、内化、拓展”的职业教育规律,结合专业办学特点,完善职业素质课程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基本素质课程由“公共基础课+素质拓展课”构成,公共基础课开设在大一年级,由思政、人文、新生入学教育等课程组成。素质拓展课贯穿整个专业学习过程,分学期设计不同的主题教育活动。二是专业素质课程由“大一的专业素质基础课(或职业伦理)+大二的专业素质核心课(或核心岗位群文化)+大三的专业素质拓展课(或合作企业文化)”构成。三是充分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主要借助专业学生社团活动提升学生职业素质,如社会工作专业中社团的义工时要求。四是转变职业素养课程授课方式,从单一的座位方式改为活动的课程方式,让更多学生体验到职业素养课程的乐趣[12]。
4.充实教学条件,提升从事职业素质教育的教师水平
正如技能训练过程中要求教师具备“双师型”资格一样,从事素质教育的教师也应当提升职业素质水平。职业素质具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职业素质教育有相应的理论与规律,这就需要对职业素质师资进行培训和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严格职业素质教师的准入制度,明确教师应当具备的条件,选优配强,定期考核,加强督导。二是加强职业素质教师的培训培养,制定教师年度培训计划,优先支持职业素质教师参加国培、省培项目。三是落实职业素质教师的顶岗实践,要求教师每年都要下企业顶岗实践1个月,深入接触职业情境,收集典型案例,使生硬、枯燥的素质教学课程更真实、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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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贤达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