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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摆在面前有两个必须要突破的东西:我国农村的土地,基于市场化的导向应该怎样有效率的把土地要素配置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如何在市场中进行合理的配置。而且这些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市场化途径如何?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市场条件下要素的配置效率和配置过程做一个微观上的透视。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古典的视野下做表面的或者现象的分析,如果能够发现市场制度运行的“基本粒子”,也许可以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从而为各种政策的制定提供更有利的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学向制度、演化等领域的交叉发展使得经济学不断地更新着血液,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也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剖析和“诊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
市场经济的阶段性
市场经济给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构成了这种制度备受青睐的主要原因。刺激市场形成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原动力是个人的利益追逐动机,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动机和市场机制内生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机制内生的各种规则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内生的规则和制度通过形成合理的机制以激励和约束遏制经济上机会主义的发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仅描述了“看不见的手”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阶段。但是,当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不平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让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局限性,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的出现预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社会公平的阶段。遏制经济上的机会主义和克服市场的局限性不能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这时候政府由守夜人的角色演变成制定和执行市场规则的裁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特定的内在要素和条件,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提到的市场经济都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提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不断的演变,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构成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基本要素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认识而加深。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最初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度抽象: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到不完全理性,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到不完全竞争,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到国家干预等。这些充分表明:市场经济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但是有很多的变化是表面的、现象的,纵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资本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和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要素产权结构的不断变化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源泉。
市场经济和资本生产方式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资本的生产方式就相伴而生。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配置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从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价格理论和边际生产力理论是分析企业要素需求的基本方法,而要素供给的分析方法却是基于供给者的效用最大化。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本质上反映了两个核心的问题:产量和分配。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组织决策者,使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方式取决于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以及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其实西方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仅仅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状态,经济现实对理论约束条件的不满足显示了分配理论在解释现实时的苍白性。
资本化的生产方式是出现了货币经济之后一次在生产方面的重大突破,货币的出现不仅使得商品交换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促使消费品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使得生产完全不同类型产品的生产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具有“相同度量性质”的基础,货币的职能在生产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延伸和展示。仿佛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产生和渗透,货币和生产过程的结合使得投资者选择一种偏好的财富状态和增殖方式,货币的出现使得资本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可能性。当所有的要素都以资本的状态存在于生产过程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候,遭遇到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理性不一致的冲突,企业的内部均衡一定不是最优均衡而是一种次优均衡。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资本结构的变化。资本的运行方式体现了资本人格化主体追逐利润的意志和方式。
促使市场经济运行变化的资本结构和形态的不断变化:技术因素是市场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同时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推动着技术创新,各种生物技术等进步改变了资本的自然结构,人们对于风险的理性规避改变了资本的社会结构;信用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资本的虚拟化进程;资源的相对稀缺和其他的一些因素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合作竞争的态势,博弈论反映了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次优选择;资本的人格化主体的分离,又进一步诠释了资本生产和管理的社会化过程。市场经济最本质和核心的内容是生产,但是市场机制又促使了要素的最优配置。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资本化趋势不仅加剧了要素流通的速度,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效率,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在资本运行的过程中体现个人的理性和整个社会资本的合作性和互补性。要素的资本化就像一个引擎拉动着市场经济的车轮不停的向前运动。
要素的产权结构和配置效率
要素的产权结构理论仍然是用来分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激励结构的比较实用的基本工具。可以从交易和生产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途径。
首先,从交易的途径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要素流动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但是市场交易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加深了对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认识。但事实上,从已往的经验观察来看,要素的产权结构中不仅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还有占有权、收益权等各种权利。这些权利的适当分离是通过市场和层级结构来实现的,各种产权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任何一种经济资源都可以以不同的产权形式而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个人的能力和精力不可以在更多的空间展示,所以生产、管理的社会化趋势进一步促使了产权的多元化结构。但是这些多元化的产权有效配置必须依靠一个稳定的契约化网络来支撑,契约的非完全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的存在弱化了产权的配置效率。
要素产权效率提高的另一个途径是要素的剩余控制权和控制权的有效分配,通过剩余权和控制权的适当安排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提高产权的配置效率。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资本和劳动结合的过程,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矛盾和统一的关系程度取决于剩余权和控制权的有效安排:控制权的分配不仅有利于保护专用性资产价值的所有者,而且有助于提升劳动、资本等各种资本品的价值,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有效分配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激励结构,从而进一步形成合理的交往结构和合作态势。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要素的产权结构对生产效率存在很大的影响,而土地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也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经济史的经验事实指出,土地的产权存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土地的产权特征影响农业用地的配置方式和生产者的决策偏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用地主要是通过价格的方式进行配置的,因为土地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了需求者和供给者合理的预期。从土地要素的需求者角度来看,土地要素的价格构成了需求者成本的一部分,一般而言,要素的边际收益总是大于要素的边际成本。所以价格越高,意味着使用土地带来的收益越大,从而对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也越高;从供给者的角度来看,供给者之所以出售土地,是因为供给者可能有一个更佳的选择,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了更高的收益,因而也提高了供给方要素的配置效率。
如果土地的所有者不是一个生产者,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的配置?假设在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交易的三方:土地所有者,正在使用且准备离开者和准备购买者。可以和上面的分析基本上得到相似的结论:这种土地的配置方式也是有效率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是完全理性的以及在一个具有充分的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否则也会造成土地配置效率的低下。一个完全理性的土地所有者必然会最大化其土地所有权的收入,而一个非理性的土地所有者仅仅是经济上的非理性,这种理性有可能表现为政治上或者其他方面的理性。满意原则是经济上非理性所有者的哲学。
我国目前的农业用地由于没有一个可交易的反映消费者和生产者偏好的信号,使得土地的配置出现了低效率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妨构建一个零价格模型,除了一个土地的潜在需求者和现实的使用者,还假设存在一个土地产权的经营者(土地的经纪人),一个土地的需求者和一个土地的供给者。土地的需求者由于使用了这个土地而获得的预期利润m,土地的供给者由于出卖土地转到其他选择中增加的收益为n,土地的经营者(或者经济人),可以获得两者收益的一个权数am+bn。在没有土地价格显示的情况下,假设存在土地经纪人角色,使得土地进行有效的配置,但是有几个前提的条件:必须是理性的经纪人;经纪人必须拥有完备的信息,虽然在模型中只是假设存在一个土地需求者和供给者,但是事实上存在众多的潜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经纪人必须掌握这些充分的信息。
虽然农业的生产经营和工业等其他产业的生产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现代农业中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必然也是一种资本化的方式。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必然要求农业进行资本化生产方式。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描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在于存在一个企业家类型的人力资本,在他看来,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的组合,用以把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和用途。但是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不可以把所有的生产要素进行市场化,如粮食作物的生产必须进行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经济作物的生产可以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在可以进行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农业生产领域要依靠农业的企业家以资本的方式进行组合。因此,获得企业家类型人力资本的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必要条件,这也许正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分析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