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资本市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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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四小组9个人选择了“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课题作为莫童老师所讲授的《国有资产管理》这门课程的结业论文方向。小组9位成员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查、研讨，最后形成了本篇论文。由于“国有经济与资本市场分析”这个题目实在太大，限于篇幅及能力所不济，因此我们在其中选取了一个比较小的切口进行论述，国有经济主要限于上市或可能上市的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仅则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论述的问题则选取在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的矛盾及改革方向。本文将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从股票市场建立历程出发，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伴生物，然后将论述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内在性矛盾，最后在借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市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建立

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之间，让我们首先要了解了欧洲最原始的股票市场是怎么建立的。16~18世纪一两百年时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战争债券到期得偿还，但政府仍然无力偿还，还不起的债务（中国称为“白条”）就叫做“存量”（stock）。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的，那怎么办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非洲、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

花这么多笔墨，描述欧洲股票的建立过程，并不是为了有趣。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与欧洲有些类似。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国企改革的产物。改革初期，我国基于对传统国有企业弊端的认识，实行了“拨改贷”的改革，将原来对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改变企业无偿占用国家资金的状况，但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国家的所有权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约束全部无效，国有企业贷款不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呆坏帐不断增加，金融风险积聚。间接融资不行，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发展直接融资，成立股票市场，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于是，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开办股票、债券的买卖业务，1990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圈占了巨额的资金，国有银行也把呆坏帐剥离出去，实现“债转股”，这与欧洲国家出售的“白条”何其相似。不幸的是，中国股票市场重复着欧洲的历史，同样是演绎着“博傻”的行为，投机色彩浓郁，终于导致2001~2005年历经5年的大萧条。同样遗憾的是，国有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看到建立的曙光。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拨改贷”、“政企分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成立国资委，可谓屡败屡战，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改革办法。官员与专家学者都在寻找新思维，近期，国资委于2006年12月公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专家们则提出了MBO（管理层收购）的办法。

二、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矛盾

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屡战屡败？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通过上市获得新生？新思维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要从国有企业本身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寻求答案。只有找到了病根所在，我们才能对国有企业改革开出针对性药方，否则只是脚疼医脚，头疼医头，始终“摸着石头过河”。

首先，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因为国家是虚的，它委托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但这种委托—关系难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问题，即使上市仍然其不能使其成为现代企业。第一，西方委托——理论是以私法人产权关系为研究对象，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法人关系与此相差甚远，最根本的差别是，我国国有产权缺乏一个最初的、人格化的、真正关注其运行效率的委托人；第二，在我国，纵使存在着委托—关系，但政府的权的取得并非是以初始委托加以委托，而是国家以政权为依托，是“自己对自己的委托”；第三，在我国过去只存在行政而不存在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仍将依附于行政。

其次，我国的股票市场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本意是什么？就是资产放进去，可以带来收益。美国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这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但我们敢把身家性命的钱放在股市里吗？我们不敢，所有的人都是拿钱到股市里赚一把就走，没有哪个人敢指望股市养老。根本的原因，我们的上市公司不分红或者即使分红其收益率也低于银行存款，股票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投机市场，而不是一个投资市场，所以大家才叫“炒股票”。莫童老师在授课时，告诉大家不要叫“炒股”，而应该叫“参与资本市场投资”，这非常的对，股票市场的本意就是让人投资的，当股东拿红利应该是与把钱存银行吃利息一样是令人愉快的事，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炒股炒成了股东”成了对一个参与资本市场人的嘲笑。我们总是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当初把那些投资股票市场赔得血本无归的归责成缺少风险意识，而且不断地要教育散户要有风险意识，证监会好像做得很对，其实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美国股票由于有成熟的市场监管，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国的股票市场，成立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国有企业从股市圈钱时从来没想过要回报投资人，就跟当初从银行贷款一样从来没想到要还过，所以股票市场先天就不足，但后天也不弥补，证监会从未真正起到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作用，现在反而不务正业，转行干起教育来了。所以，欧洲股票市场初期阶段发生的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借钱炒股等等丑陋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股市上重演着。即使目前上证指数站上4千点大关，我们股票市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否则大家根本不需要害怕是4千点，还是5千点。

第三，国有企业的内涵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存在着矛盾。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有资产不能便被买卖，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背后的监管力量是多重的。而资本市场的内在性要求所有上市资产都是全流通的，上市证券产品在按照风险和收益的原则等价交换，在金融期货等衍生工具推出后，买空卖空等会成为经常手段，特别是整个证券市场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是维护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当国企上市后，国企的内涵就与资本市场的内在性尖锐对立了，国企的垄断性与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相矛盾；国企的有限流动（股改后，国有股权流通仍要受上级部门监管）与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相矛盾。

第四，市场经济企业经营的无限性与国有企业的行政条块的刚性的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而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无限的，哪里能赚钱就去哪里。但是国企经营领域受到行政条块分割的影响，比如传言中国联通将要拆分；中运航运、中海发展等5家大型航运国企面临重组，重组后业务重新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与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量将由现在的161家减少至80—100家，上海也将实施国资整合大计划。这种行政条块的刚性划分并不一定是按照经济逻辑进行的，但由于国企的属性特征，这种划分还会继续。市场障碍在逐渐拆除，国资委却在人为设置障碍，国企发展与规模经济规律相冲突；国资委的行政调配资源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相冲突。

三、对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理清了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些年，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也继续了这一思路，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所谓“抓大”就是大企业坚持公有制，“放小”就是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的实际操作出现了问题。

首先来讨论一下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目前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管理层收购（MBO）的办法，虽然这种管理层收购已与真正的MBO精神相去甚远，但确实在大规模地在我国各地经常性地上演。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目前这种私有化的方式不对，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把企业做的很差，把会计帐面上的净资产弄得很低，甚至为零为负，所以不花什么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国企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然后把工人推向社会。工厂成了厂长的，为工厂辛苦打拼30年的工人却下岗了。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反过来，我们可以看看东欧一些国家的私有化，虽然“私有化”的口号很早就喊出来了，但是其过程却是缓慢的，例如波兰一个船厂的私有化可以谈上五年，而我们半遮半掩的私有化的“效率”却高得多，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工人在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成为被驱赶的对象。社会不稳定的种子由此埋下了，“清算”成为将来民主化的阴影。

对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须进行严格、公开的审计、评估，通过拍卖、招标等程序进行，而且要规定非管理层人员收购优先，同时工人要组成真正的工会组织，与收购人员进行安置谈判，这样尽最大可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拍卖国有企业所得，不应该笼统地划入地方财政，而且应该指定专用用途，比如可以抵冲养老金的空帐，或者支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纯公共产品的供给。

其次，上市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国有股减持问题。也就是上市公司所进行的“股改”，基本思路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股权，这是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对于政府决定进行股改，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但是股改的方式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破坏着政府信用。国有股减持，英国有过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英国1979年对公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成功案例。英国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三步执行的：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企业。第二步，把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拿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国有股的减持，而坏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减持的。为什么要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代表政府的信用，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给股民带来福利。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上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糟糕的企业。这种企业给股民带来的是进一步剥削。英国政府非常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只会推出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新加坡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可是我们就没有学会。第三步，国有股减持之后的企业，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企业重大决策时避免损害国家利益。从我们的股改措施来看，哪一条符合这个定律？在我们股改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令人气愤，诸如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股权大量转移、上市公司通过顾问公司到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拿表格代替别人投票、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趁机牟利。这些事情的发生，导致政府信用进一步的沦丧，中国股市因而无法健康持续的发展。

政府能否解决股市的问题，一定要看政府在市场所处的地位。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比2001年中国股市的崩盘还要严重，市值从890亿美元跌到150亿美元。但是美国通过5年的重新培育，到1934年股票市场起死回生，从而创建了一个不败的美国。美国股市最后不但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负担美国“藏富于民”的良性分配任务。能产生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领悟到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是严刑峻法中展现出来的政府信用让每个人都有信心。政府如何表现它自己的信用呢？那就是用严刑峻法来保护中小股民。美国成立了美国证监会(SEC)以及最严格的证券交易法。基本精神是“辩方举证”而不是“控方举证”。所以被指控的股票参与者开始就被假设有罪，要自己提交证据来证明无罪。美国证监会的执法也非常严格，它可以传讯任何人，拥有无限制的执法权力。因为它所代表是美国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机构投资人奉公守法的主因，也是美国退休金与保险金能够进入美国股市的原因。

根据美国股票市场的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看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所以，在美国没有人胆敢“炒股票”，像中国股市“杭萧钢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美国股市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建立一个良性成熟的股票市场是进行股改的前提，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一个有决心的证券管理机构，而且管理机构不能在乎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想着为国家做点事。然后，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能像公务员一样管理，不能实行政级别奖励，而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实行期权激励，当然经营不好也要惩罚，这种惩罚也是市场性的，经营不好就“回家抱孩子”，意思是职业经理人生涯将终结，像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瑞娜那样。进行股改，要把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那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不能股改，至少要经营得不亏损了才能股改，否则就是透支政府的信用。

第三，中央企业的上市与改革问题。根据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实际上就是在一些行业继续实行垄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让私人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表面上爱国，实际上是不爱国的。在国际化背景下，你只能在一国内实行垄断，但在国际上你仍然不是垄断的，仍然面临着竞争。国内垄断的结果，根据经济的基本原理，一方面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导致国有企业不愿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层面来看不能做大做强。美国的军工企业、微软都是私人企业，但哪一个企业不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人家并不以此为理由实行国有企业垄断。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反而要打破微软等企业的垄断，打破了垄断，人民的福利才会最大化，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另外一个问题是，像通信、石油、银行等国有垄断企业，到香港、纽约等境外上市是不合适的，这等于让这些企业国内垄断所产生的垄断利益（实际上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利益），送给外国人，让外国资本掌握中国国有企业才真正的威胁国家安全问题，即使上市也要在国内上市，让垄断的利益让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注释：

1、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企业”的简称。历史发展到今天，“国有企业”这个名称已经不准确了。原来意义上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就是公司法上独立的法人了。按照公司法原理，不管是谁的资产，私人的也好，国家的也好，一旦形成出资，交给了公司，就形成了公司法人所有权，而法人所有权与出资人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出资人就不可以再对其所出资产拥有“所有权”，拥有其实是“股权”，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权利。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不再提对企业拥有“所有权”，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

参见：郎咸平教授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全文实录。

“债转股”是由国有银行把坏呆帐剥离出来，成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对国有企业拥有的债权转变成股权，这是一个双赢的办法，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坏帐率，另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然后，把一些债转股的公司进行包装，达到上市条件，再把股票推向上市，在达到一定条件后，资产管理公司出售手中的股票。

参见莫童编著：《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本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页。

参见李仕明，唐小我：《国有企业不等于现代企业》，《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5期。

当然，也不能全部把责任推到证监会头上，制度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如此。你证监会是国家的儿子，我国有企业也是国家的儿子，大家平起平坐，你凭什么监管我呀。

按照莫童老师的讲述，真正的MBO（ManagementBuy-out）是在企业面临敌意收购时，管理层为了挽救公司出比敌人重高的价格收购公司股权，而资产仍然在公司中的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们现行的MBO实际上是MBI（n），是监守自盗。

这种私有化的依据有一种理论比较有意思，叫做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这里，可能会有人对美国证监会的无限权利提出质疑，它会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以我们的经验，这种担心是正常的，我国证监会即使拥有的不大的权力还经常会被滥用，何况美国证监会这么大的权力。然而这种担心又是多余的，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决定了作为政府权力的美国证监会其实也是受制约的，不敢滥用权力。

证监会对杭萧钢构5名高管处以总共110万元的罚款，但是相较“先知先觉”者2400多万元的盈利来讲，可谓小巫见大巫。而且，处罚的落脚点是信息披露违规，而对股民关心的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却不置一词，显然把板子打偏了。因此，在证监会处罚决定出台当天，杭萧钢构以涨停板收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

虽然，目前上证指数已站上4000点大关，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股市是良性的、成熟的了。2006年开始至今的股市为何狂飙？有人把这个和2005年开始的一连串房地产市场的整顿措施联系起来，相当一部分投机资金被逼出房地产市场。这时，恰好积弱多年、空方力量基本消耗殆尽的股市也到了该反弹的时候，又有很多题材可以依仗，特别是人民币升值这个最大的题材让国外资金早就垂涎欲滴，股市的突然暴涨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这个判断是可信的，就很有必要对当前的股市大热保持足够的警惕。虽然国家整体的经济基本面确有提高，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提高。主要靠投机资金而不是长期投资所推动的股市上升一旦有逆转，是很容易出现大崩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