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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行业规模、生产加工方式和经营管理理念三个方面阐述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发展特点,同时从西方文明的影响、悠久的手工业传统以及商业文化的延承三个方面分析其发展原因,文章结合史实资料和产业数据对于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回顾了该地区服装产业“萌芽”阶段的发展历程,以期对于现代服装产业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承接服装产业梯度转移方面提供参考借鉴。藉此,中国服装行业要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纺织服装行业部门更应该不断更新发展思路,抓住机遇,更加注重区域之间要素的流通与互动,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服装产业;长三角;形成;现代意义
纺织服装行业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早期的重要支柱型产业,因其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特点和投资兴业的门槛较低等优势,在发展地区经济和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均起到先导性的积极作用。我国服装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而完成于改革开放后期[1]。本文回顾了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行业的形成发展历程,试图对于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萌芽”阶段的行业特点及形成原因进行阐释和分析,以期对于现代的服装产业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方面提供参考。
1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发展概况
1.1近代中国的“变服”
辛亥革命后,国内掀起“剪辫易服风潮”,废止了冠服等级制度,促使服饰衣冠发生了重大变化,男子穿着除沿袭清代的长袍马褂以外,渐渐流行西服、大衣、中山装、学生装。20世纪30~40年代的长三角地区,由于工业文明的影响,服装的设计制作逐步从平面型向立体型结构转变,服装款式的发展趋势也由纯粹的中式逐渐向中西兼容的方向演变,且开始采用工业化的机器批量生产。
1.2“西装”产业的萌芽
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服装产业初具规模,并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同时刺激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时装业、西服业、衬衫业、内衣业、鞋帽业和机缝业等。其中“西装业”指的是广义上这一时期产生发展的西式服装业,据《上海市商业西服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记载,仅以宁波红帮裁缝为例,在上海开设的西服类服装店的数量,1910年前后有2家、1911~1920年5家、1921~1931年3l家、1931~1940年80家、1941~1950年266家[2]。同时,时装业在20世纪20、30年代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到1946年上海的时装公司已达228家,时装业总资本额达182亿2,450万元(法币)[3];衬衫业主要品种除了衬衣以外,还有针织汗衫、工装和童装等,且均已采用机器缝制与批量生产。
1.3中装产业的延续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裁制中装的“苏广成衣铺”大概有2,000余家,裁缝40,000余人,多数为前店后场式经营,亦工亦商。另外浙江地区也流传有“与剪尺作伴不抬头,飞针走线舞指头;数不清新衣件件出走,自家箱里空悠悠”的谚语和“吃过中秋酒,夜工不离手”的民谣[4],充分反映了我国早期长三角地区传统裁缝匠的劳动生活状况和缝纫业季节性强的特点。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发展的城市主要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宁波、无锡、常州、绍兴和杭州等地,其中尤其上海和宁波的服装从业人员更多,且上海地区服装流行更为时尚(表1)。
2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及其表现
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形成发展体现了我国服装产业由传统官营织造、家庭女红向现代机械化生产的时代转型,其形成标志主要体现在行业规模、生产加工方式和经营管理理念等三个方面,折射了我国近代服装产业以及其地区早期经济的发展历程。
2.1行业规模
(1)时装业。民国时期我国长三角地区服装行业初具规模,开始有了“前店后场”式的高级时装定制和早期的成衣批量生产,其中鸿翔时装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工艺仍是手工作坊式的,但可以说此时已形成了女子时装生产与销售的初级形式。(2)西服业。这时不少外商与华侨在中国开设服装成衣公司、服装定制公司、印染厂与纺织厂等,其所推出的服装与面料款式时尚、质地优良,在满足租界需要的同时,也受到中国其他地区消费者的追捧。于是民族服装业由模仿而蓬勃兴起,包括时装业、西装业、成衣业(衬衫业、童装业、内衣业、针织业等)、面料辅业(呢绒业、棉布业等)、加工设备业(缝纫机业等)、洗染业等若干前所未有的新型工业或手工业部门。如南京(1904年)、无锡(1911年)、镇江(1911年)、扬州(1914年)等地相继开设多家西服店,至抗日战争前,苏州已有西服店17家,南京有西服店120家,无锡有西服店33家,扬州也有30多家[6]。至1945年上海市西服业发展达到全盛时期,共计店面458家,每月可销售4万套以上。(2)中式成衣铺。近代的中式传统服装,是沿袭古老的手工缝制方式产生的,上海当时共有6,600余家作坊、店铺、摊贩遍布街旁巷口,从业人员近4万人[7]。这种中式成衣铺大多是家庭式小作坊,主要是为顾客缝制长袍、短袄、马褂、马甲、衬裤等中式服装。
2.2生产加工方式
近代服装生产方式的转型是服装产业发展的转折点,对近代的服装生产观念、制度、管理、销售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改进亦对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为中国服装产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1)服装定制。早期长三角地区服装行业(包括西服业、中服业即成衣业)是传统的自然行业,经营方式主要由一家一户个体手工业者承接门零来料加工、量体裁衣的生产经营方式———即对每位顾客进行量体定制。有的西服店还将常客的纸样、尺寸、穿着习惯等资料载入档案,供下次再来定制服装时参考。这样的做法不仅迎合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消费需要,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服装企业不断模仿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经营理念,促进了近代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2)机器缝制。民国前的服装加工方式均是手工缝制为主,极少会涉及到机械加工,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主较早形成动力机器纺织的西方机制品(洋纱、洋布)如洪水般大量涌入,同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也影响和促进着近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及至民国初,在一些服装店中已经使用了当时称为“铁车”的脚踏缝纫机。特别是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凭借其自身优势、雄厚实力及灵活多样的推销方式,基本垄断了中国市场,1910年其分支店遍及全国各省市县[8]。1919年国产缝纫机问世,我国的服装生产也开始由手工缝制逐步转向机械加工制作,不少中式成衣铺为适应新式服装和提高生产效率,亦纷纷添置缝纫机,改制西式服装。到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定制西服店使用缝制机的总数已逾200余台。(3)成衣。成衣当时称为“现成服装”,既区别于高级定制的女子时装业,又区别于机器缝制服装业。如20世纪初,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成衣店铺总共达57家,主要集中在新大沽路、武定路、黄河路、北京西路、福建北路等地段[9]。另外,20世纪30年代,随着缝纫机使用的进一步普及,推动了服装工业的发展,百货商场如“永安”“大新”等设置专柜进行的服装成衣销售。成衣生产主要特点是效率高、质量好,且均为标准化生产,从而大大了服装的生产效率,而这正是现代服装产业“商品化”的前提。
2.3经营管理理念
(1)对外广告宣传。随着成衣业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服装行业也逐渐开始运用广告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其中包括电影海报、明星照片以及时装表演会,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1917年,金鸿翔在上海静安寺路创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为招牌的店名“鸿翔女子时装店”。随着规模扩大以后,金鸿翔十分注重广告宣传效果,为此,他除了在《申报》《新闻报》及沪宁、沪杭车站做广告以外,还结合时装特点,定期举办别开生面的时装表演会。在“鸿翔”艰辛的创业过程中,秉持“注重传统,兼容并蓄”的经营方针,逐渐成为沪上颇具影响的以经营女式服装为特色的知名商店[11]。此时的时装表演也是展示流行的重要途径,也有通过报刊、电影等媒体来传播时尚信息,如《永安月刊》《新新画报》等刊物均通过明星剧照和时装画来介绍国内外的服装流行信息。(2)对内行业管理。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在经营方式上,有成衣销售,也有顾客根据橱窗陈列的样式定制服装以及百货公司销售。经营中式服装制作的“苏式成衣铺”多是裁缝艺人以小型作坊形式专门代客加工各种衣料,缝制中式服装;定制服装指服装店购进各种面料供顾客挑选购买,然后根据样式加工制作;百货公司销售则是指百货商场如“永安”“大新”等设置专柜进行的服装成衣销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宁波的红帮裁缝凭借非凡的胆识和毅力一改手工小作坊的服装制作方式,他们改进工艺、提高管理、重视教育,推动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长三角地区服装业的发展,在中国服装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服装行业规模的扩大,为了维护整个行业的共同利益,各地西服业纷纷建立西服业同业公会,如1925年无锡市成立的服装手工业同业公会(即西服业),1928年成立的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这些西服业同业公会从人员构成、管理机制、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已不同于旧式的封建行会、公所,具有显著的现代性[12]。这些均体现出我国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已趋于较高水平。
3长三角地区近代服装产业的形成原因
3.1西方文明的影响
有学者将工业化的起步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模式,以及将中国“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的启动诠释为“冲击—回应”过程[13]。即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外国商品与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创办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作为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区与中转站,长三角地区商埠城市的开放、兴起、发展以及地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与外来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上海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平台,是舶来品的集散地,对于长三角地区乃至更为广阔的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明显。自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最为集中和明显,客观上促进了近代长三角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
3.2手工业的悠久历史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江苏就有了手工丝织业,甚至在江苏吴兴钱三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即发现家蚕丝纺织品的残片[13],这充分说明了江苏手工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实际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14]。明清以来,江浙的手工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如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设于南京的“织造衙署”(后更名为“江宁织造”),有厂房152间,至乾嘉年间发展到拥有织机3万余张,织工约20万人。江苏的手工产品以土布、丝绸为大宗,农户在农闲之时纺纱织布,除满足自身的需求外,还将产品拿到市场出售。江苏的布市主要集中在苏南的松江、苏州、常熟、太仓、无锡、南京等地。据史料记载,常熟的土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者常十六,彼氓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浙江的宁波、嘉兴等地历来也是繁华富庶之地,在某些丝织专业乡镇中,甚至出现了“以田为机,以梭为耒”的副业逐渐变为主业的趋势,成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及其对机制棉纱的大量需求,为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为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3.3商业文化的延承
对于宋、明时期的苏、杭商业文化的延承是近代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发展的又一因素,悠久发达的工商文化使得长三角地区人民具有浓厚的商业素质和经营思想,且表现出思想开放、精明灵活、有文化涵养等特色。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外部商业贸易推动了城市市场的形成,并且加强了区域城市间的密切联系,尤其以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浙沿海地区城市联系最为显著。加之吴越文化中所倡导的开拓的进取、敢于探索的精神与由来已久的工商文化是江浙地区商业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滋生了早期商品经济萌芽,从而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商业文化氛围。其中,来自宁波的红帮裁缝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宁波红帮裁缝积极为自身的生存谋求新发展,一方面积极学习西式服装制作工艺与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又大胆创新,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其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近代服装产业的发展。
4结论
近代服装业是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起步与“萌芽”时期,在行业总体上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生产加工方式方面形成了一些“标杆式”的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标志着我国近代服装产业的完全形成。其为长三角地区服装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地区经济的起步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服装产业现代化的完成积聚了力量。藉此,我国服装行业要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纺织服装行业部门更应该不断更新发展思路,抓住机遇,更加注重区域之间要素的流通与互动,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作者:曹康乐 赵誉钦 单位: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