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金融与家族企业多元化机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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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能否助推家族企业产业转型，其互动方向与路径机理又呈何种态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基于制度基础观、不确定性理论等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家族企业多元化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一方面，数字金融削弱了企业集团在缓解融资约束、战略缓冲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从而抑制企业多元化动机；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也是丰富家族企业多元化的备选项，从而对企业多元化存在正向机理。
一、引言
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依赖权威主体推进，具有鲜明的外生性。高服务成本、商业可持续性不强等现实困境，使得规模红利始终难以覆盖长尾群体的有效需求。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普惠金融的创新赋能，数字金融在保障自身商业可持续性的同时，将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目前，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在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区域创新创业水平以及商业银行行为等方面存在重大影响。其研究视角大多以宏观为主，在为数不多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研究中，也仅仅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缓解。但融资、创新难以涵盖企业经营的全貌，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持续深入的今天，数字金融能否促成企业多元化经营，进而助推企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还鲜有涉及。更为重要的是，数字金融还带有弥合理论与现实矛盾的契机，融资约束与制度领域的研究表明，市场缺陷使得新兴市场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构建内部资本市场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随着制度环境以及金融环境的优化，多元化经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及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动机也将随之减弱，然而现实生活中却难以见到企业主动剥离非相关业务以明确自身行业特性。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持续深入，传统行业利润空间遭到持续压缩，企业普遍具有开展多元化进入高附加值行业以助推企业产业升级的动机。企业究竟该何去何从，现有的研究难以对上述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数字金融不仅可以通过优化金融、制度环境从而削弱企业多元化的动机，也可以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提升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基础能力从而助推企业开展多元化。因此，数字金融为进一步理清上述争议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数字金融的背景下企业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一切都有赖于后文的论证。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将研究主体聚焦至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长尾群体，由于其资产质地、资信状况良莠不齐，长期以来饱受融资约束的困扰。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更为敏感，因此本文的研究主体将聚焦于创业板与中小板内的家族企业。
二、理论分析
1. 数字金融与企业多元化的负向机理
权变理论与战略基础观的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是企业面对内外部环境的自适应行为。因此，外部金融环境的改变，可能是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多元化的一条潜在路径。信贷配给与金融服务高门槛作为金融环境缺陷的重要表征，深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融资过程。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开展多元化缓解融资约束的决策动机将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而伴随着数字金融的持续演进，优化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多元化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及家族企业开展多元化的动机也将随之减弱。具体而言：家族企业作为资本市场的长尾群体，其资产质地普遍难以满足大型商业银行信贷转移的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所具有的天然谨慎性，抑制了其将信贷资源流向家族企业的倾向。融资约束是长期以来困扰家族企业的症结之一，即便是在观念上具有融资优势的上市实体也面临广泛的融资约束。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不仅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在与商业银行谈判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对价，借助资本市场声誉机制和信息传播机制增强个体的借款能力，还可以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以关联担保、资金拆借等资源配置方式缓解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家族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强调规模与总量的扩大，但由于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金融深化所带来的红利也难以延伸至家族企业。而普惠金融从诞生之初便是一个与信贷配给相对立的概念，旨在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成本合理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传统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同时，数字金融还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金融科技可以构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桥梁，向商业银行提供更为全面的客户信息。可以有效地利用客户在社交平台上的社交偏好、言论等软信息，以及企业经营的过往历史、财务报表所提供的硬信息，实现对不同行业、企业、个人行为数据的提取，有效整合数据，建立可靠的第三方征信体系。实现对客户群体更为真实完整的资信评估，从而降低商业银行对硬信息的要求以及金融服务的门槛。因此，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弥补金融缺陷，缓解家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弱化多元化经营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家族企业开展多元化的动机。数字金融在改善企业外部交易环境过程中也具有特殊价值。第三方征信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减少企业外部交易过程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还缓解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交易成本、行为偏差等现实困境，数字化交易手段的应用显著减少了烦琐的交易与审批流程，有助于降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另外，除人为因素介入以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政府的治理行为。低效的市场配置水平迫使政府在承担自身监管义务的同时，不得不直接参与各分化领域的要素资源配置，而数字金融为上述乱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契机。利用数字金融平台海量用户信息进行市场需求分析，为企业精准高效迎合客户需求提供了新途径。将传统业务活动互联网线上化，不仅能够全面掌握交易细节及随之伴生的资产运动状况，实现交易数据互联化、资产管理透明化，还可进一步减少由人为因素所衍生的交易摩擦对各类资源配置活动的负面侵蚀。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将弱化政府参与的治理效应，在加速政府治理行为转变的同时，政府可凭借数字化平台所积累的历史数据实现更好的监管。得益于数字金融的创新赋能，外部市场交易风险、政府过度参与等制度缝隙将得到有效改善。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企业将更倾向于强化和明确行业特征，采取专业化经营战略。因此，当数字金融推动外部环境趋于完善时，内部市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机也会随之减弱。
2. 数字金融对家族企业多元化的正向机理
对于任何决策而言，能力与意愿两者缺一不可。数字金融虽然削弱了家族企业多元化在缓解融资约束、替代制度缺陷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但多元化经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局限于此，家族企业是否具有构建多元化的其他动机？如果有，数字金融又是如何提升家族企业开展多元化所需的基础能力？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构建数字金融作用于多元化的完整闭环。因此，下文将延续环境决定企业行为的论述逻辑，结合能力与意愿相统一的研究视角，试图对上述问题给予合理的回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局势持续动荡与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化，企业面对的环境日趋动态化与复杂化，环境不确定性正逐渐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部分。环境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经营偏离正常经营轨道，同时也使得管理层难以准确预测决策执行成本及成败的概率，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管理者为应对不确定负面冲击将促使企业战略转向，即在“多元化”或“归核化”中做出选择。第一代家族企业普遍处于传统制造业，其本身面临着产业升级、更新换代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需求，过于明确的行业特性不仅难以适应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需要，也将使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中陷入后发劣势。而且随着继任者逐步进入企业实际经营的中心，一味地追求在原有领域的延伸不仅难以对代际间的贡献差异进行有效区分，也不利于继任者构建属于自身的权威合法性，跨代知识结构的异质性与获取积极认同的需求将推动继任者“另创领地”。而多元化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时期收入来源的异质性不仅可以有效平滑整体盈余波动，将鸡蛋放入不同篮子也可降低资产组合风险，新兴行业所具有的高附加值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来源，提升家族企业整体竞争能力。因此，相较于“归核化”，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借助“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助推企业产业转型。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下，政府只有通过一步步试错才得以实现最优政策组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伴随而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经济主体难以预测政府是否、何时、如何改变现行经济政策，但企业可以合理地预期经济政策更替的目的及方向。政策更替目的在于营造更为健全合理的营商环境，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也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展开。因此，虽然政策变更带来政策的实施与资源分配的不连续性，但同样也会增加市场对未来经营情况的乐观预期，并不会减少企业对未来的价值投资。同时，家族企业落后的产业结构正是削产能、调结构的政策对象，隔岸观望将使企业被变革的大势所淘汰，家族企业必须将资金流向前景更为明朗的项目，以助推企业治理转型。
三、研究结论
数字金融背景下，家族企业将同时具备开展多元化与抑制多元化的动机。微观企业是否开展多元化取决于企业对于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判断。从负向机理来看，数字时代的到来，也带来差异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可能性。互联网特有的边际成本递减特性，将逐步延伸至传统制造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企业可以实现个性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同时伴随着用户群体规模的提升，其单位生产成本甚至要低于均质化产品。注重专用性资产的培养，从而提升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质效，才有利于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而从正向机理来看，第一代家族企业普遍处于传统制造业，其本身面临着产业升级、更新换代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需求，过于明确的行业特性不仅难以适应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需要，也将使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陷入后发劣势，数字金融也是丰富家族企业多元化的备选项，从而对企业多元化存在正向机理。
作者：姜智鑫 单位：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