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医医风医德的形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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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14年第二十一期

1特殊的医术传承方式是土家医医风医德形成的促进因素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因而在医术传承时，口述医药文化知识便成为其突出的特色，进而在医术传承上形成了口传为主、文传为辅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土家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口头传授来向民众宣传医药知识。此外，自明清之后，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医者著书立说，尽己所能为后世留下文传资料。建国之后，又有不少开明人士自愿贡献秘方。这些医术传承方式体现出土家医者的博大胸襟。首先，医者善于普及医药文化知识。一般情况下，土家医者会在患者前来就诊时，告知患者相应的医学知识，以便其日后遇到类似状况可自行处理。但是也有医者在家开设医馆，传授医学知识。据《建始县志》载，雷翰臣，(1893～1979年)幼年随父从医。民国14年在家设馆，以《医学三字经》为启蒙教材，给乡里青少年传授医学知识。同时“悬壶”于庭，为乡邻义务治病。［3］这不仅体现了医者的宽广胸怀，更反映出一种大医精神，济世利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将医学知识加以传扬，最大限度地解救民生疾苦。

其次，医者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传世文献。由于本民族没有与其语言相对应的文字，土家医术自古口传心授，医者要想著书立说，语言文字上有一定的障碍。这也是大部分的土家医者采用口授传承医术的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不少土家医试着攻克这一难题，颇有成效。据《宣恩县志》载名医，汪古珊(1840～1917年)数年来苦心钻研《灵枢》、《素问》、《难经》、《伤寒》等书，同时注重采集民间验方，把自己的临诊药方抄录成册，分文不取地散发到家乡各地。年至半百，退隐山林“集30年临诊之见，汇数十家之长”著成五十万字的《医学萃精》，并且自付版费印刷成册，赠与他人。［4］这不仅为土家医药的传承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者做出表率，仁心仁术，扩而广之。据《建始县志》载，陈心传(1881～1962年)不顾80高龄应武汉中医院领导之邀，赴武汉任该院顾问，写有《伤科》、《推擒拿》等著作手稿。市卫生局长赠其诗曰:“学验传江浒，医经属老成。”［5］此外还有不少医者，将自己行医所得，记录成册，以供后人学习。

最后，医者贡献民间秘方。土家医术大部分是家族世代相传，秘方不仅是这个家族的医术的核心，也是这个家族安身立命之本。对此医者对自己的秘方，加以保护也无可厚非。但是总有开明的医者甘愿将自己的秘方贡献出来，使得更广大的人民能得益于此。据《建始县志》载1954年，雷翰臣在县医代会上，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贡献了多种民间秘方。［6］此外据《巴东县志》载，谭贤群(1903～1983年)，1958年出席县首次草药医疗经验交流座谈会时，将自己师传秘方“接骨膏”献出，受到同行的赞许。［7］建国之后，不少土家医者对民间的验方秘方加以收集整理，土家名医周鸿翔(1905～1974年)在承袭祖传医疗经验的同时，收集土家族民间医药单方、验方，结合十几年临床经验，献出验方59个，单方20个。1971年，在中医经验交流会上又献出自己的特效秘方。［8］普及医药文化知识、著书立说、贡献民间秘方，无不体现着土家医者医术不加保守，开明大度的医风。而这种医风的形成又与土家医药口传为主、文传为辅的特殊传承方式密切相连。

2医者常怀的敬畏之心是土家医医风医德形成的主观原因

土家族自古就是一个信奉神明的民族，由敬神到敬人再到敬业，不难看出这种深深的敬畏之心是源自那份最原始的宗教信仰。改土归流之后，统治者采取扬道抑巫政策。土家医者的前身，土老师与道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了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医学道德观上，两者十分契合，行医即行善，救人以积德。敬神、敬人、敬业，这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之心，一直贯穿在土家医者的行医生涯中，他们把行医作为积德行善之举，将治病救人作为神明赋予的光荣使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敬神的迷信色彩逐渐淡化，这种敬畏生命的情感集中在敬业和敬人上。所谓“敬业”，主要体现在义诊上。土家医者认为医术乃是神明所授予，如若身怀治病救人之术，不为民众解除病痛则愧对神明。因此土家医者有着崇高的敬业精神。据《长阳县志》载，刘哲人(1882～1944年)“性慷慨，乐济贫苦，不重资财。”

另载，杨衡平(1890～1956年)淡泊名利，爱助穷人，经常为穷苦人免费诊疗，有人特意赠谢匾云:“天下第一针”。［10］杨衡平认为赞誉太过，笑纳以不失礼，然从不以此匾示人。义务行医之事似乎不足为奇，但行医以义诊为主者实在难得，而土家医者正是发扬着这种单纯的行善之心，将义务行医视为己任。据《建始县志》载，刘鼎三(1860～1933年)，对中医学颇有造诣，常为家乡民众义务治病，对远道来家求医者还无偿供给食宿。［11］在这种以行善为宗旨的行医事业中，医生与普通百姓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据《巴东县志》载，谭贤群(1903～1983年)，“常年施诊济药不取分文，人们习以腊月登门‘辞年’而谢之。”［12］医者行善，乡邻报以简单的答谢，看似普通的礼尚往来，医者收获的是难得的人心。所谓“敬人”，不仅仅指医生精心治理患者，而且表现为事事以患者为大，乡间有患病者，医生随叫随到，随到随诊。据《建始县志》载，孙文焕(1896～1970年)，医德高尚，不论患者社会阶层高下，都随请随到，随到随诊，亦不论城乡远近，他都不辞辛苦跋涉徒步出诊，不索取其它任何费用。

由于土家族聚居之地多为山区，交通极为不便，为了免除患者奔波之苦，医者不得不常年奔波于乡里之间。但是他们毫无怨言，依旧尽心服侍病人，足见医者以患者为大的敬人精神。据《建始县志》载，黄德玉(1907～1977年)，在“”期间受尽折磨，但是对患者治疗如常。她常“迈着三寸小脚，拄着拐杖，有请必到，出诊从来不分昼夜”。1970年，受批斗期间，她竟然连夜走十五华里上坡路，路途中未曾休息，赶去为民工治病。［14］药王孙思邈曾在他的《备急千金方》中提到“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正是由于这种深深的敬畏之心，塑造了土家医者的高尚医德。

3结语

综上所述，土家医者的医风医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行医以行善积德、济世利人为宗旨，不慕名利，不重资财;第二，心无杂念，潜心钻研医理，以求医术精进，造福于民。土家医者的医风医德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首先，医护一体的医学特点要求医者诚心救人，精心护理;其次，独特的医术传承方式造就了土家医开明大度的医风;最后，土家医者心怀敬畏之心，从敬神、敬业到敬人，塑造了土家医的高尚医德。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期望与日俱增，同时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从土家医者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好的医风医德乃是济世利人之大义了然于胸，体现于行医助人的细微之处。通过探析土家医者医风医德的形成原因，希望能够为目前医院医风医德建设提供一些新思路。

作者：刚会娇曹佳郝玉林万里刘德红邢永革陈红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