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健康政策的演进及执行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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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青年健康水平，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青年健康政策，本文以青年健康政策演进的特征作为时间节点，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健康政策划分为恢复与重建、完善与规范、扩展与深化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青年健康政策具有不同特征。现行的青年健康政策更加注重“大概念”范畴下的青年健康，更加强调向“复合性”政策目标的转变，青年健康政策的传播渠道更加广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加注重不同政策主体间的协调统一。通过运用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对青年健康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当前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政策执行标准模糊、政策资源短缺、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政策执行部门之间联动衔接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应从明确政策执行标准、充分整合与优化政策资源、革新人才评价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等方面优化政策执行路径，促进青年健康政策的有效执行。

关键词：青年；健康政策；政策演进；执行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青年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健康不仅关系着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也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强国梦休戚相关。当前，青年健康水平的提升已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世界各国均采取有力手段加以改进和完善青年健康政策，不断提高青年健康的目标层次和水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学校保健工作的联合指示》《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有效推动了我国青年体质和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青年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显著提升。然而，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尽管我国青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营养指标持续增长，青年健康水平较前期也有所改善，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以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结果为例，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农村男生、农村女生的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8.17%、9.71%、8.28%、4.48%，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生群体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45.71%、74.36%、83.28%、86.36%，与2005年和2010年相比，以上指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另外，大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指标如速度、耐力、爆发力等也全面下滑[1]。这些现象直接反映出我国青年健康水平依然偏低，青年群体健康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严峻。尽管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青年健康的政策，无论是从政策文本的层次还是类型来看，青年健康领域都属于“政策高密集区”，但是高密集的政策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2]。这究竟是由于政策制定带来的偏差导致，还是在政策执行的环节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应是怎样的？发现与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未来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青年健康政策、提升青年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本文对青年健康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现状特征进行梳理与评析，以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为工具对我国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分析青年健康政策执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我国青年健康政策有效执行的纾解路径。

一、我国青年健康政策的演进与特征

1.我国青年健康政策的演进历程

自建国以来，我国青年健康政策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还是地方性政策均经历了多次动态调整。鉴于之前的学者对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青年健康政策已有较为丰富的论述，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健康政策演进的显著特征作为时间节点，将青年健康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我国青年健康政策进入恢复与重建阶段，强调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青年健康政策呈多元有序发展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青年健康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专门以青年为对象的法律、规定、条例、意见等健康政策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教育部、国家体委和卫生部于1978年4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旨在对学校卫生规章制度进行重新制定与恢复，并将学校体育作为国家体育工作的战略重点进行落实，由此学校卫生、体育工作得到恢复，青年学生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10月，国家体委、教育部联合颁布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以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学校体育工作应立足于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长，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198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综合培养和训练青年学生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使他们具备诚实正直、惜时守信、勇敢坚毅、谦虚宽厚、开拓进取等优良品质，并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氛围。在此期间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保护学生视力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将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199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使青年健康保护政策更加全面和具体，更加有法可依。“体质”“健康”开始作为政策文件的标题和内容使用。1985年3月颁布的《关于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与1988年2月的《关于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公报》，分别提出要把中国学生的体质和健康问题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科研课题，并通过研究找到相应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学生的体质与健康水平[3]。1987年12月，国家教委、体委、卫生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了《关于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结果和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逐步使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并吸收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安排专项体育卫生经费，开展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并作为科研课题长期研究。改革开放指导方针为青年健康政策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阶段青年政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专门以青年为对象的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增多，出现多元化政策主体，政策内容趋于丰富和细化，政策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初步体现出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规范化，青年健康工作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第二阶段：1993—2011年，青年健康政策更加完善、规范，逐渐展开对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青年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日渐凸显。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要求，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青年的健康成长，注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密切结合，并强调心理教育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为全面开展心理教育奠定了基础。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德育工作的导向作用，建立素质教育体系，并明确提出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年龄的青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指导与教育，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自身人格，并强调运用法律武器保障青年健康利益。青年健康政策进一步走向系统与完善。

1995年3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确要求，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和卫生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各类社会组织应当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之后，相继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等文件，在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青年身心健康，进一步丰富了青年健康政策体系。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月，国家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等十七个部委联合颁布了《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要求依托素质教育，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工作纳入学校日常工作计划，各级共青团组织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青年精神卫生状况调查，为青年心理健康提供有效服务。这一阶段的青年健康政策更加强调改革思想，逐步实现了青年健康政策的短期目标向长效机制转变，凸显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价值取向和法治化色彩，青年健康政策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加强。同时，更加重视青年素质教育和身心全面发展，青年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步展开，全社会形成关注、支持青年健康的合力。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青年健康政策日益扩展和深化，各领域青年健康政策协同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作出了战略部署。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整体制度的创新促进了青年政策的创新，同时，青年健康政策也更加注重多部门协同合作与协调发展。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学联决定从2014年开始，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启动和开展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为主题的“三走”活动，开展以班级、宿舍为单位的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帮助和促进大学生增强体质认知、提高体育锻炼自觉性、提升身体素质。2015年8月，公安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国家禁毒办等十四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青少年预防教育规划（2016—2018）》，分别从提升学校预防教育工作水平、实现各类青少年群体预防教育全覆盖、拓展应用预防教育社会资源等方面增强青少年抵御的能力，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另外，针对青少年吸烟率上升、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人数增加较快等问题，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也先后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等文件，建立切实有效的控烟、防艾机制促进青年健康成长。青年健康事业的战略定位日益提高。2016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将足球运动定位为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通过振兴和发展足球事业促进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提高全民健身参与程度和全民族的身心健康水平。2017年4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该规划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并制定了促进全民健康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宏伟蓝图。2017年10月，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人民健康作为民族昌盛与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进一步提升了大健康观的地位与意义，将全民健康事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新时代健康卫生工作的纲领。随着21世纪国民健康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一时期青年健康政策也呈现出新特点，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科学发展理念，倡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多部门合作机制，重视整合社会多方资源，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政治、教育、卫生、体育和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共同促进青年身心健康发展。

2.现行青年健康政策的特征

通过梳理青年健康领域的政策演进历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青年健康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现行的青年健康政策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更加注重“大概念”范畴下的青年健康，更加强调向“复合性”政策目标的转变。例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确立了“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战略主题建设健康中国，在“大概念”的健康政策框架之中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要求，应将持续提升青年营养与体质健康水平作为青年健康工作的发展目标，使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得到有效控制，引领青年积极投身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对以往将“增强青年体质”作为手段为政治、军事和劳动提供服务等狭隘认识的突破，也丰富和升华了“增强体质”“健康成长”等单一政策目标，实现了由“重社会需要”向“促青年成长”的理性转变，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青年健康理念。二是青年健康政策的传播渠道更加广泛，互联网、多媒体在对青年健康的推动与促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改善青少年体育信息化基础条件，加强互联网青少年体育政务信息数据服务等公共平台建设，建立青少年体育工作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增强信息的及时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互联网＋”对青少年体育的推动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应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不断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实现多种方式接入互联网，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各种新媒体、网络平台正以其迅速、便捷的传播方式改变着传统的政策传播渠道，对当今青年群体的健康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三是青年健康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加注重不同政策主体间的协调统一，并通过协同治理促进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实。传统、单一的政策决策主体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政府不同部门之间联合出台青年健康政策的情况更是常见。《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该文件由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十七个部门联合，文件既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共同推进工作开展，又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能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行动步骤，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多部门合作，形成促成政策目标实现的合力。

二、基于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的青年健康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尽管我国青年总体上健康水平稳步提升，但各种青年健康问题依然存在，除了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青年自身承受的生存、发展压力等原因外，健康政策不完善和执行不力也是导致青年健康状况下滑的重要原因。我国学者陈庆云认为，将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效益的唯一途径是政策执行，可以说，政策执行是政策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4]。由于目前我国各类青年健康政策落实与执行情况的评价指标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分析影响青年健康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评述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效果，探究我国青年健康政策执行困境中的纾解路径。G.爱德华在《执行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了“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该模型认为交流与沟通（communication）、资源（resources）、政策执行者偏好（disposition）和官僚组织结构（bureaucraticstructure）四个主要因素的互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策的执行状况[5]。其中，交流与沟通包括政策内容与执行方法能否清晰准确地传达给政策执行人员，可以深刻影响政策执行者的主观意向；资源包括合格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信息、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权威，是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执行者偏好包括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兴趣、支持程度、选择性解释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等内容，其中政策执行者的态度将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官僚组织结构分别从标准作业程序和执行权责分散化两个方面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

1.政策执行标准模糊，信息沟通不畅

过于笼统的政策执行标准和弹性过大的政策方案会造成政策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出现政策执行部门架空政策或敷衍政策的情况。例如，某省出台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将公共体育设施尽量建设在中小学周边，实现资源共享”“逐步增加初中毕业体育考试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权重”，可以看出，当前很多政策条款在语言表述上使用了“尽量”“争取”“逐步解决”“不断完善”等较为模糊的词汇，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政策执行主体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变通余地，造成各级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理解和执行青年健康政策，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政策执行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而上级部门获取政策执行情况也更多地依赖于基层单位的逐级上报，缺乏多元监控机制，政策执行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将导致部分政策执行人员谎报或瞒报政策执行情况或相关数据。例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各个学校每年应将测试的数据及时上报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然而从多年的统计数据看，总体上报率尚不足50%，其中2012年底数据上报率要达到100%，而最好的省达到80%，最差的还不到10%[6]。由于青年健康政策宣传不够广泛，政策传播沟通机制不够健全，加上政策执行的监督手段缺位，导致当前很多青年对体质、心理健康政策认知有限，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

2.政策资源面临短缺，政策权威性不够

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实离不开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等政策资源的保障，而各类资源短缺成为制约我国青年健康政策落实的瓶颈。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中小学共有在校生120万人左右，但体育老师仅有8000余人，根据国家规定的师生比标准，该市体育老师的标准配置应为1.2万左右，缺口达到1/3[7]。据统计，随着基础教育课改带来的中小学体育课时量增加和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全国其他城市同样面临体育教师紧缺的问题。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201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64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15%[8]，201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92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26%[9]，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4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22%[10]。尽管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与7%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也限制了学校体育、卫生保健等工作的开展。另外，根据相关调查，有30%的高校仍未设立心理咨询中心，70%的高校缺少负责健康管理的专门人员，80%的高校未成立健康管理的学生社团，60%的高校尚未开设健康管理的相关课程[11]。这表明，当前高校也存在青年健康管理职能缺位、学生健康管理队伍建设落后、资源投入不足等问题。政策权威性方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专门的国家立法外，我国青年健康政策大多以通知、条例、意见、规定等形式，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其法律效力和政策权威性明显不足，不能对各级政策执行人员及行政相对人产生较好的约束作用。以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5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为例，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履行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职责，并将学校体育发展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但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除北京外，其他30个省级政府均未提及青少年体育发展问题[12]。由于政策缺乏强制性，造成地方政府缺乏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在学校体育设施、场馆建设等方面缺乏积极性，进而影响到青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

3.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政策环境存在阻滞因素

在政策执行中，相关人员对政策的认同程度以及自身的价值取向将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尽管我国的教育理念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但受长期应试教育观念以及“分数第一”人才评价体制的影响，从校长、班主任到任课老师普遍将升学率作为首要目标。根据相关调查，普通中学校长重视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占被调查者的51.6%，一般重视和不重视的比例分别占35.5%和12.9%[13]。而在高校中，只有8%的高校领导对健康管理有一定了解，16%的校领导表示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内容，有20%的人则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健康管理[14]。这反映出学校管理层缺乏青年健康管理的理念与认识，而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对学生健康政策执行的重视程度不足。另外，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关心程度也远远超过体育锻炼和身心健康。由于升学和考试的压力，在休息日和节假日我国仍有近70%的毕业班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平均每人参加3个辅导班，最多的达到6个，近70%的学生每天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15]。在“高考指挥棒”以及“唯分数论”的人才选拔机制导向下，学生更关注学习成绩与未来的升学需求，忽视了体育锻炼和心理问题的疏导。另外，社会、学校、家庭在青年健康发展方面尚缺乏有效衔接协同机制，没有形成立体化的“三位一体”健康教育格局。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代青年群体更愿意选择上楼乘电梯、出门以车代步、干家务活找家政，锻炼机会较以前大大减少，加上饮食结构不合理，成为青年健康政策有效执行的外在不利条件。人们在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却付出了身体机能退化的代价，其中最明显的是人体失去了协调、灵敏、力量、平衡等许多必备的运动素质以及对外界的适应能力。由于当前青年群体独生子女比例偏高，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溺爱等问题明显，一些家长怕孩子吃苦或出意外，不愿让孩子参加体育锻炼。据统计，在休息时间及节假日，学生最喜欢做的三件事是上网聊天打游戏、听音乐学唱歌和看电视，而出去运动的不到30%[16]。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缺乏强身健体的意识，最终影响到健康政策的执行效果。

4.政策执行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联动衔接机制不够完善

青年健康政策主要执行机构包括各级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以及地方学校，这些组织机构分属不同部门和领域。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青年健康政策执行的本质就是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各种利益博弈、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政治过程。有学者对南京部分高校、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3.5%的被调查者支持阳光体育运动，而反对阳光体育健身跑的被调查者却占到54.2%，另外22.3%的被调查者认为阳光体育健身跑可有可无，究其原因，每个学校只将升学率视为办学的生命线，因此很难抽出时间开展阳光体育运动[17]。这说明不同部门在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中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当利益与政策目标不一致时，就会出现相互矛盾、抵触并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此外，青年健康工作事关社会全局，政策执行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在我国政府系统内部，与健康有关的公共事务治理权力分布在至少十一个部委与机构，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省、市层面上运行，这将造成各级政府以及部门之间产生各种协调问题[18]。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联动与配合直接影响到青年健康政策的有效执行，但目前政府的科层结构、部门壁垒与市场诉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部门之间还存在配合不完善甚至各自为政的问题。例如体育部门为提升青年学生的体质健康而举办部分体育比赛，却得不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和升学加分，而教育部门主办的比赛成绩也得不到体育部门的承认，无法与运动员等级评定挂钩。这反映出部门间的联动机制不够完善，造成政策执行成本的增加和目标的偏离。

三、我国青年健康政策有效执行的纾解路径

1.明确政策执行标准，拓宽政策信息沟通渠道

针对青年健康政策执行标准模糊、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各级政策执行部门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标准进一步细化，制定更加符合地方实际需求的配套实施意见，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做到实效性、具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一是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和组织关于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标准及责任划分，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着力解决青年健康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政策执行刚性不足等实际问题，并建立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二是完善政策执行的保障措施和激励办法，如：将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对青年健康政策执行效果好的地区和学校进行表彰和奖励，提高其执行青年健康政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及时对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反馈和上报，建立定期督导、巡视和调研制度，并利用互联网、引入社会专业机构等手段建立第三方监测系统，确保政策制定者及时获取真实有效的政策落实情况，以便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四是要更新沟通理念，借助互联网和多媒体手段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力度，广泛宣传青年健康政策，定期向社会公布青年健康状况监测结果，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年健康的氛围，增强青年健康政策执行效果。

2.充分整合与优化政策资源，提高青年健康政策的权威性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充分而有效的政策资源是保障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此，应注重整合与优化人力、财力、物力等相关资源。一是针对我国当前健康管理专业教师数量不足、健康管理课程开设较少，以及用人单位人员编制限制等问题，应构建师资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既要有计划、大幅度增加健康管理相关专业教师的编制数量，也要对新进教师加强选拔和培养力度，并采取兼职、外聘等形式，建设一支学科互补、人员稳定、专兼结合的青年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二是进一步提高中央及地方财政教育经费及专项经费的供给，使相关财政预算与经费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并保证经费供给的及时性、有效性。针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村健康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财政资源调配时应适当倾斜，实现有限资源合理配置。三是各级政府及学校要从发展的战略高度制订青年健康促进计划和健康管理方案，如：高校可以建立由校领导负责，校医院、教务处、学工处、心理咨询中心、体育教学部等职能部门及各院系组成的大学生健康管理工作系统，具有医疗、保健、防疫、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多重职能，通过资源的整合更好地服务于青年学生健康。政策的权威性能够保障青年健康政策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一方面，将部分重要的青年健康政策上升到立法议程，以法律形式增强其执行的效力，为政策执行赋予法律保障，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及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对当前青年健康政策进行梳理和完善，对于不能适应当今社会标准和要求的政策应及时进行更新和修订，如1990年、2002年分别颁布实施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政策陈旧问题，不能较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3.革新人才评价方式，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个体的偏好受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并依赖于制度结构，因此政策的调整将影响和改变政策执行者偏好及行为。以高考为例，可以建立以过程性评价和综合素质评价为主的人才选拔方式，将学生体质、心理健康测试成绩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从培养“工具人”的简单教育理念转变为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崇高社会目标，从而提高学校、家长和师生对体质、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还要注重网络、媒体作用的发挥，大力宣传有利于促进青年健康的生活常识和健康知识，提高整个社会对青年健康政策的认识，为青年群体营造积极、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家庭也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首先，家长应树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健康观，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理念启迪青年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只是囿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传统思想。其次，除了合理调整膳食结构和营养搭配、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外，家长还应注重家庭健康教育，既要在态度上鼓励青年子女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也要在行动上率先垂范，如：多步行骑车少坐车、多户外活动少上网等等。通过家庭成员共同参与锻炼和相互交流心得，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增进彼此亲情关系。

4.建立合理的权责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涉及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在层级制政府合作中，权力的划分和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公共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既要优化和完善青年健康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分享、冲突调解制度，又要对政策执行主体加强法律约束和组织约束，建立规范的权力与责任相互制约与协调机制，将不同主体的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例如，除升学率外，可以将青年学生的健康状况纳入各级学校及学生本人的评价指标体系，使青年学生的体质、心理健康成为政府、学校及青年学生共同的利益目标。另外，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应因地制宜，合理设置政策执行的预期目标与评估方案，保证不同地区及主体在青年健康政策执行中的高动力。青年健康政策的执行，仅仅依靠教育、卫生、体育等单个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应以多层次、跨领域的理念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有效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如：建立政府部门、学校以及群团组织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将健康教育、体育锻炼、卫生保健、心理咨询、营养膳食等工作结合起来，调动充分的政策资源保障青年健康政策的落实，并统筹解决青年健康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针对影响青年健康的常见问题，如校园的稳定和安全、环境污染的防治、烟草监管、网络净化等等，应建立政府、社区组织、学校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主体协同合作促进青年健康水平的提高。

作者：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