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办医盈利状况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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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温州市社会办医盈利状况及原因，提出社会办医盈利率管控建议。方法：以杜邦财务分析为主，结合卫生经济学理论从医疗服务信息、医保在医疗服务运营中的作用，以及高盈利服务为主的角度探讨了温州市社会办医院盈利率状况及原因。结果：医疗服务公益性不足，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医保监管不足是温州市社会办医盈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结论：提高社会办医公益性服务激励，加强社会办医医疗服务价格监督，扩大社会办医与商业保险合作，有助于促进社会办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

［关键词］社会办医；杜邦财务分析；盈利状况

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是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的关键，也是改善民生，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证。自温州市作为全国首个社会办医试点城市以来，社会办医院数量快速增长，2016年温州社会办医院数量共97个，比2012年增长41%，占到医院总数的70%。与全国社会办医院中营利性医院占比较高相同，2016年营利性社会办医院占到温州市社会办医的70%。社会办营利性医院借助其灵活的管理和以市场需求为主的经营方式，不仅获得了较高的经营利润，也提高了医疗资源使用效率［1］。然而，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办医应以社会效益为首。为了鼓励社会资源在加快补齐医疗事业发展短板的同时实现社会办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2017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盈利率管控和社会办非营利性医院收益分配监管。然而社会办医盈利率状况究竟如何？应如何进行管控？作者正是基于上述思考，以国家批准的第一个社会办医试点城市温州为样本，以杜邦财务分析法为主，分析我国社会办医盈利状况，探索社会办医盈利率管控的适宜策略，为我国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温州市将社会办医按经济性质分为有限责任公司、普通合伙、个人独资、民办非企业与公私合营（民营资本加公立医院模式），截止2016年温州市社会办医院共97个，除民办非企业的社会办医12个外，其它均为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从服务范围看，温州市社会办综合性医院40个，专科医院共57个，涉及口腔、妇产、精神、美容、骨科等20个类别。因为非营利性医院占比较少，本文剔除了非营利性社会办医，选取了截止2016年底持续经营的所有社会办营利性医院。选取的社会办医数据包括服务量、资本，及其医疗服务收支等关键变量，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温州市卫生统计资料汇编》。

1.2研究方法

本文以杜邦分析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杜邦分析法是用来评价企业盈利状况的常用财务指标，基本思想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并逐级将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以研究企业盈利的深层次原因［2］。其中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企业运用自有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总资产收益率直接反映了企业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权益乘数则反映了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经营活动的程度。为了有效反映社会办医营利性医院收益状况，本文借鉴杨智勇［3］，曲建睿［4］，曹雁冰［5］等人研究，采用业务收入计算社会办医业务收益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并以医院业务收益率替代销售净利率。

2结果

2.1温州市社会办医发展状况

自2013—2015年连续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办医以来，我国社会办医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促进了社会办医的快速增长，2016年温州市社会办医院门急诊人次和出院人数增长率分别为70.61%和14.91%。服务量的快速增长和医疗服务价格以市场调节为主提高了社会办医业务收入和资产积累，2016年社会办医业务收入和总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7.12%和33.92%。综合医院服务量和业务收入增长低于专科医院，专科医院中精神科类业务收入和资产状况均高于其它专科医院。

2.2社会办医盈利状况

2.2.1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社会办医经营状况的综合指标，2012—2016年温州市社会办医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6.6%，综合性医院净资产收益率均值高于专科医院。2016年专科医院中净资产收益率最高为精神类专科医院（28%），其次是骨科（14%），第三是妇产科（6%），最低的是康复医院（-35%）。医院净资产收益率受总资产收益率和权益乘数影响，温州市社会办医净资产收益率较高的专科医院对资产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而且资产构成适宜，在有效利用资本杠杆作用同时也减少了医院筹资成本和偿债压力，有助于医院医疗服务业发展。而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医院不仅总资产收益率低，其债务资本也较高。

2.2.2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是反映社会办医利用总资产获取收益的主要指标，2012—2016年温州市社会办医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4.3%，综合医院总资产收益率高于专科医院。2016年专科医院中总资产收益率最高的仍是精神专科医院（41%），其次是骨科医院（19%），第三是妇产科医院（15%），最低仍为康复医院（-54%）。总资产收益率是医院业务收益和总资产利用效率的综合反映，总资产收益率较高的骨科、妇产医院总资产周转率也最高达到了2.38次和1.23次，总资产收益率最低的康复医院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82次。可见，社会办医较高的总资产收益率主要得益于较高的资产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

2.2.3业务收益率。业务收益率是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构成基础，也是反映社会办医实际运营收益的关键指标，2012—2016年温州市社会办医平均业务收益率为23.02%，综合医院平均业务低于专科医院业务收益率。2016年专科医院中业务收益率最高是骨科医院（55%），其次是妇产科（51%）和精神专科医院（40%），康复医院处于亏损状态（-67%）。骨科和妇产科医疗收入虽低于精神类专科医院，但因其医疗服务收支结余较高，从而业务收益率较高。社会办医业务收入较高的医院一方面在于其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略高于公立医院，另一方面其医疗服务成本控制较好，所以医疗服务收支结余较高。总之，根据杜邦财务分析，温州市不同社会办医盈利率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社会办营利性医院盈利率普遍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6.5%）。

3结论与建议

3.1社会办医盈利率分析

3.1.1盈利率较高的医院多以高盈利类服务为主。从温州市社会办医发展和盈利情况看，盈利率较高的社会办医均以高盈利的诊疗服务和项目为主，并与公立医院展开错位竞争。例如净资产和总资产收益率均较高的精神、骨科、妇产专科医院，其提供的服务是公立医院鲜少关注的领域，因此给社会办医发展留下了一定空间，提高了社会办医的市场竞争力，虽然公立医院也提供服务，但社会办医更关注差异化的服务，以更加便利的服务吸引了患者，而且这类服务本身盈利率就较高。

3.1.2医疗服务信息透明度不高。医患信息不对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医疗服务的主要特征，但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患者可以掌握部分所需的医疗服务信息，并且其信息可以促使医疗服务供方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约10%~17%［6］。然而有些社会办医机构就诊的患者对医疗服务信息的保密性要求高于其它专科医疗服务，导致医疗服务信息难以在患者中扩散，这不仅增加了患者医疗服务信息搜寻成本，也使得医院在提供过度便利性服务的同时，减少医疗服务价格竞争激励。另外在错位竞争的发展模式下，温州市社会办医以补充性医疗服务和患者的多元化服务需求为主，差异化的服务增加了部分社会办医的垄断竞争优势，因此在允许社会办医服务价格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体制下，难免出现以操纵医疗服务价格来提高其盈利率。

3.1.3医保对社会办医监管不足。与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支付为主不同，绝大部分社会办医因为提供的服务以非基本医疗服务为主，因此没有被纳入温州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目前温州市除了较大的连锁性营利性口腔医院外，温州市社会办医与商业保险合作很少，患者医疗服务费以现金支付为主。实践证明，在以现金支付为主医疗费用支付下，医疗服务供方不仅可以诱导患者增加医疗服务数量或技术需求，而且缺乏医保的第三方支付监管，供方过度医疗的财务风险将被完全转嫁给患者［7］。可见，医疗保险监管不足也是社会办医盈利率缺乏控制的原因之一。

3.2社会办医盈利率管控

从上述分析可知不同社会办医盈利率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对社会办医盈利率管控应区别对待。对盈利率显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社会办医应实施重点监管，避免社会资本过于集中而造成医疗服务资源浪费。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提供社会需要且社会效益较高的医疗服务，加强对社会办医事中、事后监管是促使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关键。

3.2.1提高社会办医公益性服务激励。美国是医疗服务市场化发展较高的国家，2016年美国非公立医院提供的社区公益性服务是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价值的6倍多［8］，为了促进非公立医院公益性服务，美国以税收监管代替对非公立医院的直接管制。从我国社会办医发展实践看，政策对社会办医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当前政府在鼓励社会办医以发展健康产业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公益性服务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营利性医院将盈余用于医疗救助和慈善医疗等公益性服务，对社会效益较高的康复、老年等社会办医应给予适当财政补助。这不仅有助于纠正社会办医过分注重股东利益而偏重高盈利服务，忽视患者的真正利益，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办医社会效益。

3.2.2规范社会办医医疗服务价格。为了鼓励和支持社会办医发展，我国允许社会办医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但这并不等同于不需要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化快速发展时期更需要完善对社会办医运营监管，对社会办医提供的具有较低需求弹性和较高社会效益的医疗服务价格实施重点监管。一方面，采用行业平均成本为标尺，对社会办医医疗服务成本进行监管，促使社会办医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同时，其医疗服务价格趋于长期平均成本，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完善社会办医融资渠道，通过融资税豁免或者优惠利率等形式降低医院融资成本，进而降低其医疗服务生产成本，促使医院盈利率合理化。

3.3.3促进社会办医与医疗保险合作。医疗保险不仅可以增加医保对社会办医行为的约束，也可以提高社会办医市场信誉。鉴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社会办专科医院医疗服务多属于基本医疗服务之外，可以鼓励消费者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但对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办医，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将其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业。促使医疗保险扩大与社会办医合作范围，通过保险与医院谈判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借助医保的预付制手段规范社会办医行为，进而规范其盈利率。

总之，医疗服务信息不对称性，医疗服务实际成本和质量的难以观测性，要保证社会办医盈利性的经济诉求与患者医疗服务效益相适应，仅靠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在当前我国社会办医社会效益主要靠医院和医生道德自律引导的情况下，加强对社会办医盈利率管控，促使医院提供价格适宜的医疗服务，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办医的社会效益，也有助于社会办医服务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金春林，王贤吉，何达，等.我国社会办医政策回顾与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4）：1-7.

［2］荆新，王化成.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六版），2016：110-113.

［3］杨智勇，李慧平，曹泽民，等.利用杜邦分析方法对三家大型综合医院经营状况的评价［J］.中国卫生经济，2010，29（5）：75-77.

［4］曲建睿，郭慧，王琨.基于杜邦分析法的非营利性医院财务状况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3，33（3）：63-64.

［5］曹雁冰，杨天娇，钱奕帆，等.基于杜邦分析法的公立医院财务管理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6，33（9）：671-674.

［7］顾昕.从“魏则西事件”看如何监管医疗服务［J］.中国社会保障，2016，22（6）：76-79.

作者：杨永梅1;王振宇2;王力男3 单位：1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2第一附属医院，3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