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炎症性肠病患者焦炉状态影响因素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谈炎症性肠病患者焦炉状态影响因素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近年来，中国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不断升高，随着研究的深入，心理因素与IBD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大量研究表明，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疾病特征及治疗药物等均可影响IBD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发生及发展。该文对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组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免疫、遗传、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有关，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在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中，IBD的患病率较高，患者数可达总人口的0．5％［1］。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亚洲的IBD发病率较欧美低，但在距今20年内，亚洲的IBD发病率显著升高［2－3］。近年来，中国的IBD发病率及患病率逐渐上升，UC和CD的患病率分别为（120～200）／10万和（50～200）／10万［4－5］。有研究发现，IBD患者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于健康人群，其中常见的是焦虑和抑郁状态，发生率分别为35％和22％［6－7］。对于IBD患者，究竟是心理因素影响了IBD的发生和发展，还是长期的躯体不适给患者带来精神心理方面的影响，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8］。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状态可以加重IBD患者的肠道炎性反应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增加复发频率，影响治疗效果［9］。本文主要综述了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现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重视，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和方向。

1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现状

随着对IBD的深入了解与认识，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心理因素与IBD紧密相关。西班牙的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发现，10．5％的IBD患者合并焦虑状态，20．1％患者合并抑郁状态，比例明显高于健康人群［10］。荷兰的一项基于成年IBD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IBD患者焦虑或抑郁的发生率为43％［11］。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IBD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分别为45％、60％，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的3．3％、6．7％［12］。Mikocka－Walus等［13］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较，IBD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更高，且患者在IBD活动期的发病率高于缓解期。与之相似，Neuendorf等［7］研究发现，IBD患者焦虑状态、抑郁状态的发生率分别为35．1％、21．6％，与缓解期相比，活动期患者的发生率更高，分别为75．6％、40．7％。以往研究发现，UC和CD患者的心理状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在UC和CD之间无明显差异［14－17］。此外，有研究报道UC和CD患者的焦虑类型可能存在差异［18］。Morys等［19］研究发现，UC患者多表现为外向性和神经质，CD患者则更具有亲和性和开放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综上所述，IBD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在疾病活动期的发生率高于缓解期。

2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相关影响因素

在慢性疾病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疾病活动度和严重程度、治疗方法及心理社会因素［20］。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IBD患者发生焦虑和（或）抑郁的危险因素。

2．1人口统计学特征

2．1．1性别IBD在男性和女性间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IBD患者社会心理表现的差异与性别有关。目前多项研究发现，女性是IBD合并焦虑和抑郁的预测因子，女性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更为明显［21－23］。但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在IBD女性患者中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并没有显著升高，性别与焦虑、抑郁的发生并无相关性。Painsipp等［25］研究分析了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雌鼠和雄鼠在高架十字迷宫（elevatedplus－maze，EPM）、旷场试验（openfieldtest，OFT）和强迫游泳试验（forcedswimmingtest，FST）的第8、9、11天中的行为，发现结肠炎具有性别依赖的行为效应。该研究指出，雄性小鼠在EPM的张开臂上花费的时间更短，提示其具有焦虑样行为；而雌性小鼠在FST中的静止时间更久，提示其具有抑郁样行为。上述研究提示，女性的心理活动更为细腻，更关注自身症状，并且存在孕育下一代的问题，这些都可能是女性IBD患者更容易发生焦虑、抑郁状态的原因。2．1．2年龄有研究发现，年轻IBD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状态［26－27］。Kim等［28］研究发现，患者年龄≥40岁是缓解期IBD发生焦虑、抑郁的独立预测因子。与之相似，李敏丽等［29］研究发现，IBD患者年龄越大，发生焦虑、抑郁的可能性越大。但目前尚无大样本研究证实年龄与IBD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的相关性。年轻人群是IBD发病的高危人群，同时由于处于学习、工作、组建家庭等人生的重要阶段，经济压力较大，并且对IBD缺乏系统的认识，故年轻IBD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状态。2．1．3受教育程度Bannaga等［30］研究发现，高学历与IBD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密切相关。患者文化程度越高，承担的工作责任和任务量越大，面临的压力也越大，故年轻的高学历IBD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状态。然而，Nahon等［24］的研究并未发现高学历与IBD患者焦虑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学历水平与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之间的联系。

2．2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经济剥夺被认为是导致许多慢性疾病患者发生情绪障碍的重要因素［31－32］。Nahon等［24］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剥夺是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预测因素。与之相似，Kim等［28］研究发现，在CD患者中，社会经济剥夺是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但在UC患者中，其并不是焦虑和抑郁的独立预测因素。同时该研究也指出，低收入往往与抑郁有关。社会经济被剥夺的患者收入水平低下，且多数无医疗保险，而IBD为慢性复发性疾病，需长期治疗，将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无疑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故社会经济水平低下的IBD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状态。但也有研究指出，社会阶层指数和家庭状况并不是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33］。

2．3疾病特征因素

2．3．1疾病活动度有研究发现，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在疾病活动期的发病率高于缓解期［34－36］。Bernstein等［34］研究发现，在UC患者中，内镜下观察到的肠道黏膜炎性反应与患者心理压力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性反应在情绪障碍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肠道炎性反应可通过脑－肠轴的反向作用，如改变血脑屏障通透性诱发中枢炎性反应，激活局部脑区，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等，从而诱发患者出现焦虑、抑郁［33］。HPA轴的激活可导致循环系统内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而糖皮质激素与抑郁的发病相关［36］。肠道炎性反应可以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而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迷走神经通路和免疫介质与大脑进行交流。已有研究证实肠道菌群失调与包括抑郁、焦虑、孤独症等神经精神疾病相关［37］。因此，疾病活动是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2．3．2疾病严重程度目前研究发现，疾病的严重程度是IBD合并抑郁的独立预测因子［24］。Ananthakrishnan等［38］研究发现，与IBD相关的手术或住院治疗可增加焦虑的发生风险。IBD病情严重时，需入院治疗，而令人不适的医院环境，以及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的各种不良反应均可造成患者情绪变化。Kojima等［39］研究发现，高剂量三硝基苯磺酸（TNBS）可诱发严重的结肠炎，从而诱发大脑中促皮质素释放因子（CRF）表达升高，进一步激活HPA轴，致使小鼠出现焦虑、抑郁样行为。IBD病情严重者会出现更加频繁的腹泻、腹痛、便血等症状，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故病情严重者更易发生焦虑和抑郁。2．3．3病程Mahadev等［40］研究发现，CD患者的病程越长，越容易出现抑郁症状。Kim等［28］研究发现，病程是IBD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朱秀丽等［41］研究发现，IBD患者焦虑、抑郁程度与病程呈正相关。病程越长，越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随着经济负担加重，患者更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而长期社会功能缺失，也可能加重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然而，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病程并不是IBD患者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

2．4IBD治疗药物相关因素

IBD的药物治疗包括氨基水杨酸类、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等）和生物制剂（如英夫利西单抗等），这些治疗药物及其不良反应可能影响IBD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发展。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糖皮质激素与较严重的焦虑程度有关，但与过度抑郁无关。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IBD患者的焦虑症状可能与治疗本身有关，也可能与患者对药物引发的不良反应的恐惧有关，尤其是美容后的不良反应和体质量增加等。而Kim等［28］研究认为，类固醇类药物治疗与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无显著相关。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IBD患者使用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抗体（英夫利西单抗）或免疫调制剂治疗（如甲氨蝶呤或硫唑嘌呤），可显著改善抑郁症状［42］。Guloksuz等［43］研究指出，CD患者在注射英夫利西单抗后第2周、4周和8周的抑郁评分逐步降低。使用英夫利西单抗等生物制剂治疗可以减轻肠道炎性反应，从而减轻IBD患者的临床症状。然而，美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指出，使用英夫利西单抗对儿童和青少年CD患者的抑郁评分没有影响［44］。综上所述，激素治疗可能是合并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而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可能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

3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IBD在中国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而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在IBD患者中的发病率高于健康人群，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疾病活动度和严重程度及IBD治疗药物等多种因素可能影响IBD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目前对IBD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今后需进一步开展研究。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治疗可能成为IBD传统治疗的重要补充，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8杨燕秋，王承党．炎症性肠病与精神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消化杂志，2017，37（3）：209－212．

12胡义亭，张建，贾桂丛，等．炎症性肠病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分析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J］．中国医药导报，2017，14（28）：57－59．

作者：原正荣 虞阳宓林 于晓峰 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消化内科